●原書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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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字母，所變化各書，猶可見也。
唐古忒之書，出于天竺元世祖中統元年，命國師八思巴制蒙古新字千餘，母四十一，皆相關紐，則采唐古忒與天竺為之，亦迦慮之變相也。
我朝達文成公，又采唐古忒蒙古之字，變化而成國書，至乾隆時，于是制成清篆，亦以聲而演形，并托音為字者。
然印度之先，亦必以象形為字，未必能遽合聲為字，其合聲為字，必其後起也。
遼太祖神冊五年，增損隸書之半，制契丹文字。
金太祖命完顔希尹依效楷書，因契丹字合本國語為國書。
西夏李元昊命野利仁榮演書，成十二卷，體類八分，此則本原于形，非自然而變者。
本無精義自立，故國亡而書随之也。
歐洲通行之字，亦合聲為之。
英國字母二十六，法國二十五，俄德又各殊，然其始亦非能合聲為字也。
至其古者，有阿拉伯文字，變為猶太文字焉；有叙利亞文字，巴比倫文字，埃及文字，希利尼文字，變為拉丁文字焉；又變為今法、英通行之文字焉。
此亦如中國籀、篆、分、隸、行、草之展轉相變也，且彼又有篆分正斜大小草之異，亦其變之不能自已也。
夫變之道有二，不獨出于人心之不容已也，亦由人情之競趨簡易焉。
繁難者人所共畏也，簡易者人所共喜也。
去其所畏，導其所喜，握其權便，人之趨之若決川于堰水之坡，沛然下行，莫不從之矣。
幾席易為床榻，豆嵒易為盤碗，琴瑟易以筝琶，皆古今之變，于人便利。
隸草之變，而行之獨久者，便易故也。
鐘表興則壺漏廢，以鐘表便人，能懸于身，知時者未有舍鐘表之輕小，而佩壺漏之累重也。
輪舟行則帆船廢，以輪舟能速緻，跨海者未有舍輪舟之疾速，而樂帆船之遲鈍也。
故謂變者天也。
梁釋僧祐曰，造書者三人，長曰梵書，右行；次佉樓，左行；少倉颉，下行。
其說雖謬，為文字之制，欲資人之用耳，無中行左右行之分也，人圓讀不便于手，倒讀不便于目，則以中行為宜，橫行亦可為用。
人目本橫，則橫行收攝為多，目睛實圓，則以中行直下為順。
以此論之，中行為優也。
安息書革旁行以為書記，安息即今波斯也。
回回字右行，泰西之字左行，而中國之書中行，此亦先聖格物之精也。
然每字寫形，必先左後右，數學書亦有橫列者，則便于右手之故，蓋中國亦兼左行而有之，但右行實于右手大不順，為最愚下耳。
中國自有文字以來，皆以形為主，即假借行草，亦形也，惟諧聲略有聲耳。
故中國所重在形，外國文字皆以聲為主。
即分、篆、隸、行、草亦聲也，惟字母略有形耳。
中國之字，無義不備，故極繁而條理不可及。
外國之字，無聲不備，故極簡而意義亦可得。
蓋中國用目，外國貴耳。
然聲則地球皆同，義則風俗各異。
緻遠之道，以聲為便，然合音為字，其音不備，牽強為多，不如中國文字之美備矣。
天竺開國最先，創音為書亦最先，故戎蠻諸國悉因之。
《西域記》稱跛祿迦國字源三十餘，羯霜那國、健馱羅國，有波爾尼仙作為字書，備有千頌，頌三十言，究極古今，總括文書。
《八弦外史》及今四譯館所載，悖泥、文萊、蘇祿、暹羅、呂宋諸國書，皆合聲為字，體皆右行，并未原于梵書。
日本國書字母四十有七，用中國草書為偏旁，而以音貫之，亦梵之餘裔也。
聲學盛于印度，故佛典曰，我家真教體，清淨在音聞。
又以聲聞為一乘，其操聲為咒，能治奇鬼異獸，蓋聲音之精也。
唐古忒、蒙古及泰西合聲為字之學，莫不本于印度焉（泰西治教，皆出天竺，予别有論，此變之大者也）。
綜而言之，書學與治法，勢變略同。
前以周為一體勢，漢為一體勢，魏晉至今為一體勢，皆千數百年一變。
後之必有變也，可以前事驗之也。
今用真楷，吾言真楷。
或曰：書自結繩以前，民用雖篆草百變，立義皆同。
由斯以談，但取成形，令人可識，何事誇鐘、衛，講王、羊，經營點畫之微，研悅筆劄之麗，令祁祁學子，玩時日于臨寫之中，敗心志于碑帖之内乎？應之曰：衣以揜體也，則裋褐足蔽，何事采章之觀？食以果腹也，則糗藜足饫，何取珍羞之美？垣牆以蔽風雨，何以有雕粉之璀璨？舟車以越山海，何以有幾組之陸離？詩以言志，何事律則欲諧？文以載道，胡為辭則欲巧？蓋凡立一義，必有精粗，凡營一室，必有深淺，此天理之自然，匪人為之好事。
揚子雲曰：“斷木為棋，梡革為鞠，皆有法焉。
”而況書乎？昔唐太宗屈帝王之尊，親定晉史，禦撰之文，僅《羲之傳論》，此亦藝林之美談也。
況茲《書譜》，講自前修，吾既不為時用，其他非所宜言，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因搜書論，略為引伸。
蒙子臨池，或為識途之助。
若告達識，則吾豈敢？
唐古忒之書，出于天竺元世祖中統元年，命國師八思巴制蒙古新字千餘，母四十一，皆相關紐，則采唐古忒與天竺為之，亦迦慮之變相也。
我朝達文成公，又采唐古忒蒙古之字，變化而成國書，至乾隆時，于是制成清篆，亦以聲而演形，并托音為字者。
然印度之先，亦必以象形為字，未必能遽合聲為字，其合聲為字，必其後起也。
遼太祖神冊五年，增損隸書之半，制契丹文字。
金太祖命完顔希尹依效楷書，因契丹字合本國語為國書。
西夏李元昊命野利仁榮演書，成十二卷，體類八分，此則本原于形，非自然而變者。
本無精義自立，故國亡而書随之也。
歐洲通行之字，亦合聲為之。
英國字母二十六，法國二十五，俄德又各殊，然其始亦非能合聲為字也。
至其古者，有阿拉伯文字，變為猶太文字焉；有叙利亞文字，巴比倫文字，埃及文字，希利尼文字，變為拉丁文字焉；又變為今法、英通行之文字焉。
此亦如中國籀、篆、分、隸、行、草之展轉相變也，且彼又有篆分正斜大小草之異，亦其變之不能自已也。
夫變之道有二，不獨出于人心之不容已也，亦由人情之競趨簡易焉。
繁難者人所共畏也，簡易者人所共喜也。
去其所畏，導其所喜，握其權便，人之趨之若決川于堰水之坡，沛然下行，莫不從之矣。
幾席易為床榻，豆嵒易為盤碗，琴瑟易以筝琶，皆古今之變，于人便利。
隸草之變，而行之獨久者，便易故也。
鐘表興則壺漏廢，以鐘表便人，能懸于身，知時者未有舍鐘表之輕小，而佩壺漏之累重也。
輪舟行則帆船廢，以輪舟能速緻，跨海者未有舍輪舟之疾速，而樂帆船之遲鈍也。
故謂變者天也。
梁釋僧祐曰，造書者三人，長曰梵書，右行；次佉樓，左行；少倉颉，下行。
其說雖謬，為文字之制，欲資人之用耳，無中行左右行之分也，人圓讀不便于手，倒讀不便于目，則以中行為宜，橫行亦可為用。
人目本橫，則橫行收攝為多，目睛實圓，則以中行直下為順。
以此論之，中行為優也。
安息書革旁行以為書記，安息即今波斯也。
回回字右行，泰西之字左行，而中國之書中行，此亦先聖格物之精也。
然每字寫形，必先左後右，數學書亦有橫列者，則便于右手之故，蓋中國亦兼左行而有之，但右行實于右手大不順，為最愚下耳。
中國自有文字以來，皆以形為主，即假借行草，亦形也，惟諧聲略有聲耳。
故中國所重在形，外國文字皆以聲為主。
即分、篆、隸、行、草亦聲也，惟字母略有形耳。
中國之字，無義不備，故極繁而條理不可及。
外國之字，無聲不備，故極簡而意義亦可得。
蓋中國用目，外國貴耳。
然聲則地球皆同，義則風俗各異。
緻遠之道，以聲為便，然合音為字，其音不備，牽強為多，不如中國文字之美備矣。
天竺開國最先，創音為書亦最先，故戎蠻諸國悉因之。
《西域記》稱跛祿迦國字源三十餘，羯霜那國、健馱羅國，有波爾尼仙作為字書，備有千頌，頌三十言，究極古今，總括文書。
《八弦外史》及今四譯館所載，悖泥、文萊、蘇祿、暹羅、呂宋諸國書，皆合聲為字，體皆右行，并未原于梵書。
日本國書字母四十有七，用中國草書為偏旁，而以音貫之，亦梵之餘裔也。
聲學盛于印度，故佛典曰，我家真教體，清淨在音聞。
又以聲聞為一乘，其操聲為咒，能治奇鬼異獸，蓋聲音之精也。
唐古忒、蒙古及泰西合聲為字之學，莫不本于印度焉（泰西治教，皆出天竺，予别有論，此變之大者也）。
綜而言之，書學與治法，勢變略同。
前以周為一體勢，漢為一體勢，魏晉至今為一體勢，皆千數百年一變。
後之必有變也，可以前事驗之也。
今用真楷，吾言真楷。
或曰：書自結繩以前，民用雖篆草百變，立義皆同。
由斯以談，但取成形，令人可識，何事誇鐘、衛，講王、羊，經營點畫之微，研悅筆劄之麗，令祁祁學子，玩時日于臨寫之中，敗心志于碑帖之内乎？應之曰：衣以揜體也，則裋褐足蔽，何事采章之觀？食以果腹也，則糗藜足饫，何取珍羞之美？垣牆以蔽風雨，何以有雕粉之璀璨？舟車以越山海，何以有幾組之陸離？詩以言志，何事律則欲諧？文以載道，胡為辭則欲巧？蓋凡立一義，必有精粗，凡營一室，必有深淺，此天理之自然，匪人為之好事。
揚子雲曰：“斷木為棋，梡革為鞠，皆有法焉。
”而況書乎？昔唐太宗屈帝王之尊，親定晉史，禦撰之文，僅《羲之傳論》，此亦藝林之美談也。
況茲《書譜》，講自前修，吾既不為時用，其他非所宜言，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因搜書論，略為引伸。
蒙子臨池，或為識途之助。
若告達識，則吾豈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