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二 甘泉學案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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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所知,意亦誠,心亦正,身亦修,家亦齊,國亦治,天下亦平。

    究竟其極,如《孟子》“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特不若時中之大成。

    故曰:“道體則一,人體道則二,及其靜則一也。

    ”近有絕不聞道,祇得禅宗,指人心血氣虛處為善,靈處為知識,合名善知識;以善易良,知識易知,合名以孟子良知。

    即不以虛靈中識覺,推極貫徹乎物,祇歛目反觀,血氣凝聚,靈處生照,即識覺,即見地,即徹悟,即知至。

     虛中一無所有,靈中知識一無所用,凡生知、學知、默識、聞知、見知,一無所為。

    又見格物二語,為《大學》首言,不可置,乃以格去物欲即物格,全此虛靈即知至。

    凡《中庸》為物不貳,生物不測,體物不遺,物有終始,不誠無物,皆不相蒙,悉以外物名之。

    不俟工夫階級,謂萬物盡屏,心知炯然,既得一,萬事畢,意自誠,心自正,身自修,家自齊,國自治,天下自平。

    揆其實,乃率意即誠,任心即正,從身即修,家國天下由我操縱,即齊治平。

    即不齊治平,亦不必問。

    于虛靈中,為物欲潛滋暗長,恣肆妄行,皆直任為道,不必潛修禁止。

    一禁止即遏抑,遏抑即外求。

    以此立門戶,聚朋徒,标之不過二語,曰“心知即道,口講即學”,止矣!(《大學定本古本石經三序》) 《易》言“窮理”,分析乎理之謂,《大學》“緻心之知者在格,萬物萬理,本於一物一理”者,意正相同,故舉以為釋,未嘗謂随萬物而一一窮之。

    觀傳注,未有此語。

    新學惟取人心血氣中虛靈知覺者為立大,為養端倪,為體認天理。

    黠者又取善知識之說,合諸《大學》“緻知”,《孟子》“良知”二語為言,其功即反目攝神至心,即知至,亦即格物,不必别言緻,言格。

    乃以《大學》言格物不可背,不得已或指為格欲,為正事,為至物。

    格知物有本末之物,或以明知意心身家國天下之物,或以格不生不滅之物。

    又以先王禮樂名物典章法度,為非作聖之功,增雜霸藩籬,訓诂記誦聞見,皆緻格中事。

    一切指以為名、為博、為侈靡而文緻之,支吾籠罩,轉換儱侗,難以測識。

    自來不師先王,非孔子,一見于秦,再見於今。

    (《太學四體文集註序》) 古今贊先師孔子者曰:“述作,集群聖事功,冠百王。

    ”乃以道德之盛,與聖王同,而述作事功異爾。

    述作事功者,由聖王既遠,道脈日微,權術初熾,虛無将起,人方迷惑,是故啟迪斯人以有知。

    又以人不能皆知,則有可使由不可使知,生知,學知,困而學、困而不學,中人上下可語、不可語之教,當其初心,讵不欲謂人皆有知?知本自良,何分於可不可,上次下之等哉?惟道原於天命之謂性,性則與形俱形,形而有上下。

    形者,氣質之謂;上者,道之謂,一理是也。

    以其不可見,故謂之上,惟上故難知。

    下者,器之謂,日用萬殊是也,即一理之所散着也。

    以其可見,故謂之下,惟下故易由。

    合上下言,皆心之德,故曰道亦器,器亦道。

    (《孔子像碑》) 是故生知者氣質清粹,天性湛然,默識此道,謂之上智。

    中人以上,氣質美者,於性明,可以語上,以上使知即知之;中人以下,氣質次者,于性蔽不可以語上,以下使之即由之。

    以上下言,知者道,由者器。

    以道亦器,器亦道言,則知者固道,由者亦道。

    如由之中有學,有困而學,則蔽徹明開,幾駸語上,是即下學而上達者。

    惟終身由不學,故不知,民斯下之。

    下之将所由者盡悖而去之,民斯愚之,故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

    ”至下愚,而其初命於天者,仍在所謂“不以聖豐,不以愚啬”,故曰:“性相近,習相遠。

    ”斯為孔門立教之法。

    (《孔子像碑》) 後世誦習服行,可自識乎?權術虛無者不經,奚能迷惑?特周衰,世教微,儒行壞,秦自暴棄。

    漢武表章《六經》,儒行以顯。

    唐、宋間嘗有嗣興。

    顧崇信不純,權術虛無雜用,而虛無特着。

    凡事佛、老者,為虛無,事孔子者,為儒,若鼎立者然,未始混淆強同。

    亦首孔子,次佛老,未始淩駕獨宗。

    師孔子者自稱吾儒,宗佛、老者自稱吾玄、吾釋,未始援假遮飾為名。

    斯皆昭然易見者,特莫有能闢正之,所以道藝不一,治亦不古。

    (《孔子像碑》)  我國家宗師孔子,顯行其道,於今自耆舊宿儒,至佔小子,皆識取法,而排斥二氏。

    即未可謂人人有知,而由其教法,皆能端存、主謹、操履、重博、雅達,於居處應酬,谟為經濟,動中矩矱世道,人才為美。

    數十年來,忽有為心學者,於佛氏嘗即心而見其血氣凝定,虛靈生慧,洞徹無際者,名之曰善知識,自稱上乘,遂據之為孔門所語上,而蔑視下學之教為外求。

    又得孟子“良知”兩字偶同,遂立為語柄以論學,終日言之,不外乎“人各有知,知本自良”數言。

    又以心即理,而不交於事物,專在於腔子之内,一歛耳目聚精神於此,即謂之緻。

    一涉於理,交於事物,謂屬於見聞,而非本來之良,即謂之不緻知者,孔門所謂知也。

    (《孔子像碑》) 今以佛氏之說,混淆強同,又淩駕獨高,援假遮飾以為名,其實非孔門所謂知。

    非孔門所謂知,則不可語知,是以其自學也,自謂有知,而實不可語知。

    其始亦依傍早歲所由教法,窮經讀書問學,有所聞見,不緻差忒,終以不知而作,任權尚術,茫不可測。

    其立教也,亦欲人自謂有知,不必窮經讀書問學,假聞見以遮迷其良,則是舉世皆上達,而無下學,民皆可使知,而無複有使由者。

    是為陽宗孔子,實與之悖,而陰用佛、老,襲以權術,實與之一。

    自孔子而來,今始創見,今後之學者,難以分辨,終莫能自拔。

    求孔門而入,而竟喜其說之易簡,不事工夫階級,一蹴至聖之徑,或相率以從也。

    及斯時,其辭益新,其根益固,孰能與之辨者?惟賴孔門所指上達心法,至今存知之者雖鮮,而實有可使知者在;下學教法,布之經書,由之者日衆,而實有從由可得於知者在,昭然如日中天。

    彼其說譬,則陰霭在太虛,不能不聚,亦不容不散。

    後聖後賢有作以此,指授倡明,反正之,殆無難者,故曰述作、事功異耳。

    或曰:“下學教法,《魯論》傳之。

    ”朱子亦曰:“下學可言傳,其語上者未可言傳。

    ”然則孰為語之可傳欤?竊觀“天何言”,“子罕言命”,“夫子言性與天道”,即語之;顔子不違,曾子唯,即傳之。

    (《孔子像碑》) 《易》亦曰:“神而明之,存乎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中庸》:“待人後行。

    苟不至德,至道不凝。

    ”而程子曰:“惟敬而無失。

    ”最盡。

    朱子亦曰:“上達必由心悟。

    ”今欲語上,得傳不於人,於德行,德行不於敬,於心悟,若顔、曾既竭精察,況潛守約求,至氣質清粹,天性湛然之域?惟就一蹴至聖之為言,要其究竟,渺然於語上可傳者,不相蒙,适以罔世而已。

    又曰:“孔門所謂知,與今世言學,自謂\有知,出於佛氏者,其異何在?”蓋孔門末嘗以知為道,以知為道惟佛氏。

    觀孔子曰“知之”,曰“知道”、“知德”、“知止”、“知天”,孟子曰“知愛、知敬”,凡言知,即指心,凡言知、言道、言德、言止、言天、言愛敬,即指理,是故知者知此道,道即理。

    (《孔子像碑》) 孟子曰“覺”,後儒曰“悟”,亦覺悟此道。

    析言之,知即《大學》之謂“緻知”,覺悟者豁然貫通,即《大學》之謂“物格”;合言之,知覺悟乃明此道,而相因之名,其實一也。

    故曰“孔門未嘗以知為道”,乃佛氏即心而見其血氣凝定,虛靈生慧,洞徹無際者。

    析言之,虛靈之謂知,生慧之謂覺,洞徹無際之謂悟;合言之,知覺悟者,乃歛耳目聚精神,間所見腔子内一段瑩然光景之名,其實亦一也。

    觀其以是即理而不交於事物,故曰“以知為道惟佛氏”。

    孟子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

    竊亦曰:“今之學者,未嘗知道,以其外之。

    ”蓋以知覺悟為腔子内一段光景,即以為是不複,若程子所雲:“尋向上去,以求乎道,是為外之。

    ”夫既外之,故曰“終於不知”。

    況孟子言良者,自然之謂,以其不待思慮,而自然知愛敬仁義之道也。

    佛氏言善者,神通自在,不可思議,無上至妙之謂,以其知為神通自在,不可思議,無上至妙之道也。

    今不以良為自然,而以為神通,又獨挈良知、遺良能,則外行。

    夫知既與孔、孟言良者異,又外行,則行亦異。

    知行并異,是别為一端,則又不肯以别為一端自居,而曰“知行合一”。

    (《孔子像碑》) 近日儒者嘗謂孔門以其所知而為知,知不可驗而行可驗,故觀論人品者,驗其所行而得其所知,此謂知行本一,奚必合之一哉?凡物惟二乃合,今以本一者而曰合,是欲一之而反二之也。

    又諱言佛,嘗闢乎佛,闢之惟以其外人倫、不耕食、自私自利為言,此在釋氏誠為外迹,與其在人倫者小異,而其所論道者大同。

    (《孔子像碑》)  今獨據其大同,而故闢其小異,安可因其小而信其大哉?即佛氏者聞之,亦惟以其呵佛罵祖故智,反不之校耳。

    顧此猶前時為然,今則不惟不諱不闢,且直以佛氏之說為孔子之說,又以佛在孔子之上。

    倡言自恣,棄行不顧,其人在孔門,必揮而斥之。

    乃其傳聞者,不察其真,遂以為真聖學。

    近日思傳理學者,亦以一二為是說者,列而進之,與先儒并,令天下後世,謂當世理學,其人若此,深可懼也。

    或曰:“茲言出,而天下知之鮮,罪之衆。

    ”餘惟為孔門守斯道,即弗知之,衆罪之,弗敢辭矣。

    (《孔子像碑》) 晦菴先生自贊曰:“從容禮法,沉潛仁義。

    ”此其躬行之實。

    乃於孔門所删述《六經》,程子所表章《四書》,傳註之,成周六典,官制議之。

    我聖祖重其道,崇其教,首以訓上,建官至今,道德一而風俗同,内外維而紀綱正,此其講明之蹟。

    先生少嘗讀佛、老,及遊延平先生門,始棄舊習。

    又懼天下後世陷溺之也,乃本程子“佛、老之害,甚于楊、墨,彌近理而大亂真,差謬間毫釐千裡。

    ”所差謬者,石潭汪子,整菴羅子,所指心性之辨是也。

    心性者,儒、佛、老皆言之,皆并傳,其中儒佛混同為一者,儒而釋、老為言者,皆易辨,惟佛而儒之難辯。

    先生首以思、孟,宋儒周、程、張、邵所闡明,詳發之。

    其大旨以虛靈知覺之謂心者,主于形而囿于形,我所有也。

    天命之性者,太極一本,萬物一原,敬軒薛子謂天下公共之理,汪子謂天也理也,天下之公共者是也。

    氣質之性者,二氣五行,剛柔萬殊,汪子謂梏于形體,乃有我之私者是也。

    性具於心,心生於形,形之謂氣質,而亦謂之性者,謂其有則俱有,非二言之。

    惟變化其有我之私,至公而無我,天性複初,氣質不累,乃性曰天性,而不複以氣質并言也。

    此謂之儒宗。

    佛自達摩單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此即禅宗。

    (《朱晦翁碑》) 似儒非儒,故闡之曰:“佛家從頭都不識,則不識性所從出之天,即謂之命;”曰:“隻認知覺便做性,則不識心所具之理,即謂之性。

    ”又曰:“但認為己有,則不認以天理為天下之公共者言性,以有我之私者言氣質,是為無所蔽。

    ”以心無理又無蔽,不得不以理為障。

    障一去,而方寸中空空蕩蕩,若無星之秤,無界之尺,事至不能決,不得不以事為障。

    以理為障,故不言窮理;以事為障,故不言敬事。

    而惟此虛靈知覺在腔子内者,炯然灑然無念無,其工夫則止觀空悟為一,一悟便是,即為了當。

    自此随意見所起,不分真妄,皆本來面目。

    執為柄,直豎而往,操縱作用,無不自由,上天下地,惟我獨尊,其效驗以既悟必證,必得人傳繼,始為大悟。

    乃急於說法普度,機鋒應對,凡來參者,若薛子所雲:“不問賢愚善惡,隻順己者便是。

    ”無我無人,其說簡徑直捷,新奇玄妙,身不自修,又不俟循序,不待防檢,其勢較易於聖學,其利本於養生,以故豪傑之負聰明才辨者,於此既能聞道,又能養生,孰不動乎舊所傳習,攙而入乎此者?先生素愛之於心,故并其時,有謂心即理者,直辯其非,曰“心粗”,曰“不識有氣質之性,豈不以其品優識賢而必深文之哉?”蓋傳而釋之,其端初開,不容不言為之防。

    (《朱晦翁碑》) 故其論學,聖人盡性,學者複性,性之複,在變化氣質,而變化之方,則以程子發明孔門“下學而上達”教人成法,而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緻知”者,申之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緻其知,本立而知益明,知進而本益固。

    ”自此辨明教立,學者所得明,固於禅不染,亦皆能言以闢之,於是儒而禅者绌。

    宋末僞學重禁,學者相與信從,講之不辍,忠義輩出。

    元人事佛,魯齋許子以此用□□□世教賴之不堕。

    (《朱晦翁碑》) 我聖祖以經書傳註,又集諸儒大全,列學宮,時有文臣進解佛經,亦祇以佛釋佛,不許以儒文。

    是以至今明經修行,議事謀政,皆從此出。

    此其崇正闢邪之功,并於孔子作《春秋》,孟子闢楊、墨,即門人後記錄有異,亦當删煩存實,舍短集長,以永其功,俾勿為釋氏者攙入為害。

    何近歲有嘗讀其書,既因養生契禅,恍見此心知覺之妙,遂自稱悟,揭之為良,曰“道在此,不在行,即為己心,《六經》不在載籍,妙道自己而發,先聖先儒弗及,傳註皆差。

    ”因取精一、博約、一貫、忠恕、格緻、克複、中和、盡心、知性、知天諸訓,一認為己所有,知覺之中不辨,欲以易天下。

    見其惟傳註是從,不诋之則己說不伸,乃诋所闡教法為末務,主敬為綴,格物窮理為支離,為義外,為俗學,鄙傳註為訓诂章句,非讀書為遠人為道。

    (《朱晦翁碑》) 竊揆孔門下學事,上達理,理本事末,學此事,達此理,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