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四 江右王門學案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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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丞宋望之先生儀望
宋儀望字望之，吉之永豊人。
由進士知吳縣。
入為禦史。
劾仇鸾擁兵居肘掖，無人臣禮。
複劾分宜之黨胡宗憲、阮鹗。
遷大理丞。
分宜中之，出備兵霸州，移福建。
大計歸，以薦補四川佥事。
遷副使，視福建學政。
陞參政。
入為太仆大理卿。
巡撫南直隸佥都禦史。
建表忠祠，祀遜國忠臣。
表宋忠臣楊邦義墓。
卒年六十五。
先生從學於聶貞襄，聞良知之旨。
時方議從祀陽明，而論不歸一，因着《或問》，以解時人之惑。
其論河東、白沙，亦未有如先生之親切者也。
陽明先生從祀或問 或有問於予曰：“古今學問，自堯、舜至於孔、孟，原是一箇，後之談學者，何其紛紛也？”予答之曰：“自古及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所謂理者，非自外至也。
《易系》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為生理也。
此謂生理，即謂之性，故性字從心從生。
程子曰：‘心如穀種。
’又曰：“心生道也。
’人之心，隻有此箇生理，故其真誠恻怛之意流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以至萬事萬物之間，親親疏疏，厚厚薄薄，自然各有條理，不俟安排，非由外铄，是所謂天命之性，真實無妄者也。
自堯、舜以來，其聖君賢相，名儒哲士，相與講求而力行者，亦隻完得此心生理而已。
此學術之原也。
” 或曰：“人之心隻有此箇生理，則學術亦無多說，乃至紛紛籍籍，各立異論，何也？”予曰：“子何以為異也？”曰：“‘精一執中’說者以為三聖人相與授受，萬世心學之原至矣。
成、湯、文、武、周公以後，又曰‘以禮制心，以義制事’，曰‘緝熙敬止’，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
孔門之學，專務求仁，孟子又專言集義，曾子、子思述孔子之意，作《大學》、《中庸》，聖門體用一原之學，發明殆盡。
至宋儒朱子，乃本程子而疑《大學》古本缺釋格物緻知，於是發明其說，不遺餘力。
說者謂孔子集群聖之大成，而朱子則集諸儒之大成。
其說已三百餘年，至陽明先生始反其說。
初則言‘知行合一’，既則專言‘緻良知’，以為朱子格物之說，不免求理於物，梏心於外。
此其說然欤？否欤？”予答之曰：“上古之時，人含淳樸，上下涵浸於斯道而不自知。
伏羲氏仰觀俯察，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然當時未有文字，學者無從論說。
至堯、舜、禹三大聖人，更相授受，學始大明。
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蓋此心本體純一不雜，是謂道心，即所謂中也；若動之以人，則為人心矣，非中也。
微者言乎心之微妙也，危則殆矣。
精者，察乎此心之不一，而一於道心也。
一者一乎此心之精，而勿奪於人心也。
如此則能‘允執厥中’，天命可保矣。
此傳心之祖也。
以禮制心者，言‘此心隻有此箇天理，禮即天理之謂也’，故制心者惟不欺此心之天理，則心之體全矣。
以義制事者，言‘天下之事，莫非吾心流行之用’，制事者惟順吾心之條理裁制，而不以己私與焉，則心之用行矣。
此體用合一之說也。
若謂禮屬心，義屬事，是心與事二矣。
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
說者謂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審如此說，是理與義果為二物乎？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物，自吾心之條理精察而言，則謂之理，自吾心之泛應曲當而言，則謂之義，其實一也。
緝熙者，言心體本自光明，緝熙則常存此光明也；敬止者，言此心無動無靜、無内無外，常一於天理而能止也。
文王緝熙光明，使此心之本體常敬，而得所止，故曰‘純亦不已，文王之德之純’，此之謂也。
敬以直内者，言心之體本直，但能常主於敬，則内常直矣；義以方外者，言心之神明，自能裁制萬物萬事，但能常依於義，則外常方矣。
敬者義之主宰，在内而言謂之敬，義者敬之裁制，在外而言謂之義，惟其敬義一緻，内外無間，則德日大，而不習無不利矣。
故曰‘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嗟乎！堯、舜、禹、湯聖君也，文王周公聖臣也，古之君臣，相與講究此學，先後一揆，其力量所到，特有性反之不同耳。
若相傳學脈，則千古一理，萬聖一心，不可得而異也。
時至春秋，聖君賢相不作，人心陷溺，功利橫流，孔子以匹夫生於其時，力欲挽回之，故與群弟子相與講明正學，惓惓焉惟以求仁為至。
夫仁，人心也，即心之生理也。
其言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解之者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手足痿痹即為不仁。
’此仁體之說也。
當時在門之徒，如予、賜、由、求最稱高等，然或膠擾於事功，出入於聞見，孔子皆不許其為仁。
惟顔子請事竭才，直悟本體，故孔子贊《易》之後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複行，顔氏之子，殆遮幾焉！’此知行合一之功，孔門求仁宗旨也。
孟子集義之說，因告子以仁為内，是以己性為有内也，以義為外，是以己性為有外也，故孟子專言集義。
義者，心之宜，天理之公也。
言集義，則此心天理充滿，而仁體全矣。
大抵古人立言，莫非因病立方，随機生悟，如言敬義，或止言敬，言忠恕，或止言恕。
孔子答顔子問仁，專在複禮，至答仲弓，又言敬恕，要之莫非所以求仁也。
至於《大學》之書，乃孔門傳授心法，析之則條目有八，合之則功夫一敬。
蓋千古以來，人心隻有此箇生理，自其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其發動而言謂之意，自其靈覺而言謂之知，自其着見而言謂之物，故心主於身，發於意，統於知，察於物，即是一時原無等待，即是一事原無彼此，此《大學》本旨也。
家國天下莫非格物也，格緻誠正莫非修身也，其實一也。
朱子既以緻知格物專為窮理，而正心誠意功夫又條分縷析，且謂窮理功夫與誠正功夫各有次第，又為之說以補其《傳》。
其言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未盡。
’又曰：‘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吾之一心。
’說者謂其一分一合之間，不免析心與理而二之。
當時象山陸氏，嘗與反覆辨論，謂其求理於物，梏心於外，非知行合一之旨。
兩家門人，各持勝心，遂以陸學主於尊德性，而疑其近於禅寂，朱學專於道問學，而疑其涉於支離。
三百年間，未有定論。
至我朝敬齋薛氏白沙陳氏起，而知行合一之說，稍稍複明。
世宗始以陸氏從祀孔庭，甚大惠也。
正德、嘉靖間，陽明先生起，而與海内大夫學士講尋知行合一之旨。
其後因悟《大學》、《中庸》二書，乃孔門傳心要法。
故論《大學》謂其‘本末兼該，體用一緻，格物非先，緻知非後，格緻誠正，非有兩功，修齊治平，非有兩事’。
論《中庸》則謂‘中和原是一箇，不睹不聞，即是本體，戒慎恐懼，即是功夫。
慎獨雲者，即所謂獨知也。
慎吾獨知，則天德王道，一以貫之，固不可分養靜慎獨為兩事也。
’學者初聞其說，莫不詫異，既而反之吾心，驗之躬行，考之孔、孟，既又參之濂溪、明道之說，無不吻合。
蓋人心本體，常虛常寂，常感常應，心外無理，理即是心，理外無事，事即是理。
若謂緻知格物為窮理功夫，誠意正心又有一段功夫，則是心體有許多等級，日用功夫有許多次第，堯、舜、孔、孟先後相傳之學，果如是乎？至於緻良知一語，又是先生平日苦心懇到，恍然特悟，自謂得千古聖人不傳之祕。
然參互考訂，又卻是《學》、《庸》中相傳緊語，非是懸空杜撰，自開一門戶，自生一意見，而欲為是以立異也。
後來儒者不知精思反求，徒取必在物為理之一語，至析心與理而二之。
又謂‘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知，如此則禮樂名物，古今事變，與此心義理為兩物矣’。
此陽明先生所以力為之辨，而其學脈宗旨，與時之論者，委若冰炭黑白，此又不可強為之說也。
” 或曰：“陽明先生言知行合一，其說詳矣。
其在《六經》，亦有不甚同處，不可不辨。
傅說之告高宗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是知在先，行在後。
《易系》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是知屬乾，行坤屬。
《中庸》言‘未發’‘已發’，亦屬先後，‘生知’‘學知’，‘安行’‘利行’，亦有等級。
《大學》‘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凡如此說，皆可例推。
今陽明先生卻雲‘知之真切笃實處，即是行；行之精察明覺處，即是知。
’如此是知行滾作一箇，便無已發未發，先後次第，與古先哲賢亦是有間。
又如程子以格物為窮理，《易系》亦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今陽明言格緻誠正原是一事，而極言格物窮理之說，似為支離。
其說可得聞欤？”予曰：“自天地生物以來，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
所謂靈者，即吾心之昭明靈覺，炯然不昧者也。
人自孩提以來，即能知愛知敬。
夫知愛知敬，即良知也。
知愛而愛，知敬而敬，即良能也。
此謂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也。
極而至於參天貳地，經世宰物，以至通古今，達事變，亦莫不是循吾良知，充吾良能，非外此知能，而别有一路徑也。
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
’此知行合一之原也。
傅說所謂‘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者，言人主一日之間，萬幾叢集，多少紛奪，多少索引，非真能以天地萬物為心，以敬天勤民為事，則怠樂易生，生機易喪，非不知賢士大夫之當親，邪佞寵幸之當遠，而有不能親不能遠者，欲奪之也。
故為人主者，惟在親賢講學，養成此心，知而必行，不為邪佞搖惑，不為寵倖牽引，乃為知而能行，故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
此傅說所以惓惓於高宗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者
由進士知吳縣。
入為禦史。
劾仇鸾擁兵居肘掖，無人臣禮。
複劾分宜之黨胡宗憲、阮鹗。
遷大理丞。
分宜中之，出備兵霸州，移福建。
大計歸，以薦補四川佥事。
遷副使，視福建學政。
陞參政。
入為太仆大理卿。
巡撫南直隸佥都禦史。
建表忠祠，祀遜國忠臣。
表宋忠臣楊邦義墓。
卒年六十五。
先生從學於聶貞襄，聞良知之旨。
時方議從祀陽明，而論不歸一，因着《或問》，以解時人之惑。
其論河東、白沙，亦未有如先生之親切者也。
陽明先生從祀或問 或有問於予曰：“古今學問，自堯、舜至於孔、孟，原是一箇，後之談學者，何其紛紛也？”予答之曰：“自古及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所謂理者，非自外至也。
《易系》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為生理也。
此謂生理，即謂之性，故性字從心從生。
程子曰：‘心如穀種。
’又曰：“心生道也。
’人之心，隻有此箇生理，故其真誠恻怛之意流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以至萬事萬物之間，親親疏疏，厚厚薄薄，自然各有條理，不俟安排，非由外铄，是所謂天命之性，真實無妄者也。
自堯、舜以來，其聖君賢相，名儒哲士，相與講求而力行者，亦隻完得此心生理而已。
此學術之原也。
” 或曰：“人之心隻有此箇生理，則學術亦無多說，乃至紛紛籍籍，各立異論，何也？”予曰：“子何以為異也？”曰：“‘精一執中’說者以為三聖人相與授受，萬世心學之原至矣。
成、湯、文、武、周公以後，又曰‘以禮制心，以義制事’，曰‘緝熙敬止’，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
孔門之學，專務求仁，孟子又專言集義，曾子、子思述孔子之意，作《大學》、《中庸》，聖門體用一原之學，發明殆盡。
至宋儒朱子，乃本程子而疑《大學》古本缺釋格物緻知，於是發明其說，不遺餘力。
說者謂孔子集群聖之大成，而朱子則集諸儒之大成。
其說已三百餘年，至陽明先生始反其說。
初則言‘知行合一’，既則專言‘緻良知’，以為朱子格物之說，不免求理於物，梏心於外。
此其說然欤？否欤？”予答之曰：“上古之時，人含淳樸，上下涵浸於斯道而不自知。
伏羲氏仰觀俯察，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然當時未有文字，學者無從論說。
至堯、舜、禹三大聖人，更相授受，學始大明。
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蓋此心本體純一不雜，是謂道心，即所謂中也；若動之以人，則為人心矣，非中也。
微者言乎心之微妙也，危則殆矣。
精者，察乎此心之不一，而一於道心也。
一者一乎此心之精，而勿奪於人心也。
如此則能‘允執厥中’，天命可保矣。
此傳心之祖也。
以禮制心者，言‘此心隻有此箇天理，禮即天理之謂也’，故制心者惟不欺此心之天理，則心之體全矣。
以義制事者，言‘天下之事，莫非吾心流行之用’，制事者惟順吾心之條理裁制，而不以己私與焉，則心之用行矣。
此體用合一之說也。
若謂禮屬心，義屬事，是心與事二矣。
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
說者謂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審如此說，是理與義果為二物乎？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物，自吾心之條理精察而言，則謂之理，自吾心之泛應曲當而言，則謂之義，其實一也。
緝熙者，言心體本自光明，緝熙則常存此光明也；敬止者，言此心無動無靜、無内無外，常一於天理而能止也。
文王緝熙光明，使此心之本體常敬，而得所止，故曰‘純亦不已，文王之德之純’，此之謂也。
敬以直内者，言心之體本直，但能常主於敬，則内常直矣；義以方外者，言心之神明，自能裁制萬物萬事，但能常依於義，則外常方矣。
敬者義之主宰，在内而言謂之敬，義者敬之裁制，在外而言謂之義，惟其敬義一緻，内外無間，則德日大，而不習無不利矣。
故曰‘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嗟乎！堯、舜、禹、湯聖君也，文王周公聖臣也，古之君臣，相與講究此學，先後一揆，其力量所到，特有性反之不同耳。
若相傳學脈，則千古一理，萬聖一心，不可得而異也。
時至春秋，聖君賢相不作，人心陷溺，功利橫流，孔子以匹夫生於其時，力欲挽回之，故與群弟子相與講明正學，惓惓焉惟以求仁為至。
夫仁，人心也，即心之生理也。
其言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解之者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手足痿痹即為不仁。
’此仁體之說也。
當時在門之徒，如予、賜、由、求最稱高等，然或膠擾於事功，出入於聞見，孔子皆不許其為仁。
惟顔子請事竭才，直悟本體，故孔子贊《易》之後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複行，顔氏之子，殆遮幾焉！’此知行合一之功，孔門求仁宗旨也。
孟子集義之說，因告子以仁為内，是以己性為有内也，以義為外，是以己性為有外也，故孟子專言集義。
義者，心之宜，天理之公也。
言集義，則此心天理充滿，而仁體全矣。
大抵古人立言，莫非因病立方，随機生悟，如言敬義，或止言敬，言忠恕，或止言恕。
孔子答顔子問仁，專在複禮，至答仲弓，又言敬恕，要之莫非所以求仁也。
至於《大學》之書，乃孔門傳授心法，析之則條目有八，合之則功夫一敬。
蓋千古以來，人心隻有此箇生理，自其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其發動而言謂之意，自其靈覺而言謂之知，自其着見而言謂之物，故心主於身，發於意，統於知，察於物，即是一時原無等待，即是一事原無彼此，此《大學》本旨也。
家國天下莫非格物也，格緻誠正莫非修身也，其實一也。
朱子既以緻知格物專為窮理，而正心誠意功夫又條分縷析，且謂窮理功夫與誠正功夫各有次第，又為之說以補其《傳》。
其言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未盡。
’又曰：‘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吾之一心。
’說者謂其一分一合之間，不免析心與理而二之。
當時象山陸氏，嘗與反覆辨論，謂其求理於物，梏心於外，非知行合一之旨。
兩家門人，各持勝心，遂以陸學主於尊德性，而疑其近於禅寂，朱學專於道問學，而疑其涉於支離。
三百年間，未有定論。
至我朝敬齋薛氏白沙陳氏起，而知行合一之說，稍稍複明。
世宗始以陸氏從祀孔庭，甚大惠也。
正德、嘉靖間，陽明先生起，而與海内大夫學士講尋知行合一之旨。
其後因悟《大學》、《中庸》二書，乃孔門傳心要法。
故論《大學》謂其‘本末兼該，體用一緻，格物非先，緻知非後，格緻誠正，非有兩功，修齊治平，非有兩事’。
論《中庸》則謂‘中和原是一箇，不睹不聞，即是本體，戒慎恐懼，即是功夫。
慎獨雲者，即所謂獨知也。
慎吾獨知，則天德王道，一以貫之，固不可分養靜慎獨為兩事也。
’學者初聞其說，莫不詫異，既而反之吾心，驗之躬行，考之孔、孟，既又參之濂溪、明道之說，無不吻合。
蓋人心本體，常虛常寂，常感常應，心外無理，理即是心，理外無事，事即是理。
若謂緻知格物為窮理功夫，誠意正心又有一段功夫，則是心體有許多等級，日用功夫有許多次第，堯、舜、孔、孟先後相傳之學，果如是乎？至於緻良知一語，又是先生平日苦心懇到，恍然特悟，自謂得千古聖人不傳之祕。
然參互考訂，又卻是《學》、《庸》中相傳緊語，非是懸空杜撰，自開一門戶，自生一意見，而欲為是以立異也。
後來儒者不知精思反求，徒取必在物為理之一語，至析心與理而二之。
又謂‘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知，如此則禮樂名物，古今事變，與此心義理為兩物矣’。
此陽明先生所以力為之辨，而其學脈宗旨，與時之論者，委若冰炭黑白，此又不可強為之說也。
” 或曰：“陽明先生言知行合一，其說詳矣。
其在《六經》，亦有不甚同處，不可不辨。
傅說之告高宗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是知在先，行在後。
《易系》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是知屬乾，行坤屬。
《中庸》言‘未發’‘已發’，亦屬先後，‘生知’‘學知’，‘安行’‘利行’，亦有等級。
《大學》‘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凡如此說，皆可例推。
今陽明先生卻雲‘知之真切笃實處，即是行；行之精察明覺處，即是知。
’如此是知行滾作一箇，便無已發未發，先後次第，與古先哲賢亦是有間。
又如程子以格物為窮理，《易系》亦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今陽明言格緻誠正原是一事，而極言格物窮理之說，似為支離。
其說可得聞欤？”予曰：“自天地生物以來，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
所謂靈者，即吾心之昭明靈覺，炯然不昧者也。
人自孩提以來，即能知愛知敬。
夫知愛知敬，即良知也。
知愛而愛，知敬而敬，即良能也。
此謂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也。
極而至於參天貳地，經世宰物，以至通古今，達事變，亦莫不是循吾良知，充吾良能，非外此知能，而别有一路徑也。
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
’此知行合一之原也。
傅說所謂‘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者，言人主一日之間，萬幾叢集，多少紛奪，多少索引，非真能以天地萬物為心，以敬天勤民為事，則怠樂易生，生機易喪，非不知賢士大夫之當親，邪佞寵幸之當遠，而有不能親不能遠者，欲奪之也。
故為人主者，惟在親賢講學，養成此心，知而必行，不為邪佞搖惑，不為寵倖牽引，乃為知而能行，故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
此傅說所以惓惓於高宗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