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籍解題及其讀法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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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慶四明續志》十二卷宋胡榘撰
《澉水志八卷》宋常棠撰
《景定建康志》五十卷宋周應合撰
《景定嚴州續志》十卷宋鄭瑤、方仁榮同撰
《鹹淳臨安志》九十三卷元潛說友撰
《至元嘉禾志》三十二卷元徐碩撰
《大德昌國州圖志》七卷元郭複京、郭薦等同撰
《延祐四明志》十七卷元袁桷撰
《齊乘》六卷元于欽撰
《至大金陵新志》十五卷元張铉撰
《無錫縣志》四卷失撰人名
《姑蘇志》六十卷明王鏊撰
《武功縣志》三卷明康海撰
《朝邑縣志》二卷明韓邦靖撰
《嶺海輿圖》一卷明姚虞撰
《滇略》十卷明謝肇淛撰
《吳興備志》三十二卷明董斯張撰
《四庫》體例，蓋于宋元地志現存者悉行著錄。
而明代則甄擇綦嚴，故所錄僅六種。
尚有九十種附諸存目，然所屏遺當尚多也。
即現存宋元撰述中，亦有未收者，蓋當時未經采進。
以餘所知，有《嚴州圖經》，宋紹興淳熙間陳公亮撰。
袁氏《漸西村舍叢書》本。
有《嘉泰吳興志》，宋談鑰撰。
劉氏《吳興叢書》本。
有《嘉定鎮江志》，宋盧憲撰。
宣統二年金陵覆本。
有《至順鎮江志》，元俞希魯撰。
揚州包氏刻本。
此外或更有存者，未遑細檢也。
朱竹垞《曝書亭集·鹹淳臨安志跋》，記南北宋方志頗詳，存佚并舉。
《四庫》著錄各書中，以撰人性質分類，可區為二：其一私著——本籍人以獨力搜錄鄉邦文獻者，朱長文之《吳郡圖經》，梁克家之《三山志》，範成大之《吳郡志》，羅願之《新安志》，高似孫之《剡錄》，陳耆卿之《赤城志》，常棠之《澉水志》，于欽之《齊乘》，康海之《武功縣志》，韓邦靖之《朝邑縣志》，皆是。
其二官修——地方長官開局纂撰者，除上列十種外，其餘皆是。
私著者義法易于謹嚴，官修者資料易于豐富，此其得失之大較也。
内容門類之區分，由繁而日趨于簡，其所叙述範圍，則由儉而日擴于豐，此方志進化之大凡也。
《吳郡圖經》為最古作品，凡分二十八門①：封域城邑戶口坊中物産風俗門戶學校州宅南園倉務海道亭館牧守人物橋梁祠廟宮觀寺院山水治水往迹園第冢墓碑碣事志雜錄 《吳郡志》則分三十九門：沿革分野戶口稅租土貢風俗城郭學校營寨官宇倉庫（場務附）坊市古迹封爵牧守題名官吏祠廟園亭山虎丘橋梁川水利人物（列女傳）進士題名土物宮觀附郭寺郭外寺縣記冢墓仙事浮屠方技奇事異聞考證雜詠雜志 觀上所列舉，則其分類之蕪雜非科學的，大略可見。
其最繁者如《嘉泰①原文如此，以下實二十七門。
——編者。
會稽志》，分目至一百十七，更可笑矣。
元明以降，門類逐漸歸并，分隸日 趨适當，如《大德昌國志》分八門：叙州叙賦叙山叙水叙物産叙官叙人叙祠 《延祐四明志》分十二考：沿革土風職官人物山川城邑河渠賦役學校祠祀釋道集古 《滇略》則分十略：版略志疆域勝略志山川産略志物産俗略志民風績略志名官獻略志鄉賢事略志故實文略志藝文夷略志苗種雜略志瑣聞元明諸志之内容分類，以今日眼光觀之，雖未敢雲适當，然較諸宋志，則似有進矣。
《四庫提要》于所著錄之諸志評骘其特色如下： 《吳郡圖經》，征引博而叙事簡，文章爾雅，有古人之風。
《三山志》，主于紀錄掌故，而不在誇耀鄉賢，侈陳名勝。
《吳郡志》，征引浩博而叙述簡核，為地志中之善本。
于夾注之中又有夾注，可雲著書之創體。
《新安志》，引據極典核，物産一門，尤為赅備。
自序以為“儒者之書具有微旨，不同鈔取紀簿”，蓋不愧也。
《剡錄》，每事必注其所據之書，可為地志紀人物之法。
其山水記仿《水經注》例，脈絡井然，而風景如睹，亦可為地志紀山水之法。
《嘉泰會稽志》，姓氏，送迎，古第宅，古器物，求遺書，藏書諸條，皆他志所弗詳，獨能搜采輯比，使條理秩然。
《景定建康志》，分圖表志傳四大類，凡所考辨，俱見典核。
《鹹淳臨安志》，頗有條理，前十五卷為行在所錄，十六卷以下乃為府志，區畫明晰，可為都城紀載之法。
《至元嘉禾志》，碑碣一門多至十一卷，自三國六朝以迄南宋，凡石刻之文，全載無遺，殊足為考獻征文之助。
《大德昌國志》，大旨在于刊削浮詞，故其書簡而有要，不在《武功》、《朝邑》兩志下。
《延祐四明志》，考核精審，不支不濫。
《齊乘》，援據經史，考證見聞，較他志之但據輿圖憑空言論斷者為勝。
《武功縣志》，王士祯謂其“文簡事核，訓詞爾雅”，石邦稱其“義昭勸鑒，尤嚴而公，鄉國之史，莫良于此”，非溢美也。
《朝邑縣志》，上卷僅七頁，下卷僅十七頁，古今志乘之簡，無有過于此書者，而宏綱細目，包括略備。
蓋他志多誇飾風土，而此志能提其要，故文省而事不漏也。
《嶺海輿圖》，略于前代而詳于當代，略于山川而詳于厄塞，略于職官而詳于兵馬錢糧，略于文事而詳于武備，于志乘中别為體例。
觀各書門類及提要所詳，則方志内容及作者對于方志的觀念之嬗變，皆略可推見。
大抵初期作品，囿于古代圖經的觀念，以記山川、城邑、宮室、名勝等為最主要部分，稍進則注重人物傳記，更進則及于古迹、遺書、遺文、金石等，更進則注重現代風俗掌故、經制因革等，而年代愈晚，則陳迹之須考證者愈繁，故去取别擇，亦成為專門技術。
雖緣作者之識見才力好尚，詳細互有不同，不能限以時代，要之自宋迄明六七百年間，方志觀念日趨擴大，其内容日趨複雜，可斷言也。
其文體之簡繁，亦以作者之技術及好尚而别。
卷帙最浩瀚者，如《鹹淳臨安志》之九十三卷，《姑蘇志》之六十卷，《吳郡志》之五十卷。
其簡潔者如《澉水志》八卷，而為頁僅四十有四。
尤簡者如《朝邑志》二卷，為頁僅二十有四。
自歐陽修、宋祁修《新唐書》，以“事增于前，文省于舊”自诩，修所撰《五代史記》，益務為簡潔，漸成一時風尚。
有明之季，文體猥缛，方志蕪累益甚，康海、韓邦靖力矯以簡淨，故《武功》、《朝邑》兩志最享盛名，共推為作志模範。
其實“文省事增”雲者，不過相對的程度問題。
同一資料，入于能文者之手，剪裁有法，排列得宜，可以省若幹閑贅筆墨，吾侪未嘗不承認。
若謂以二十四頁之書，可以舉一縣上下古今應紀之事，“宏綱細目，包括略備”，以此評書，謂之非“溢美”焉，不可
而明代則甄擇綦嚴，故所錄僅六種。
尚有九十種附諸存目，然所屏遺當尚多也。
即現存宋元撰述中，亦有未收者，蓋當時未經采進。
以餘所知，有《嚴州圖經》，宋紹興淳熙間陳公亮撰。
袁氏《漸西村舍叢書》本。
有《嘉泰吳興志》，宋談鑰撰。
劉氏《吳興叢書》本。
有《嘉定鎮江志》，宋盧憲撰。
宣統二年金陵覆本。
有《至順鎮江志》，元俞希魯撰。
揚州包氏刻本。
此外或更有存者，未遑細檢也。
朱竹垞《曝書亭集·鹹淳臨安志跋》，記南北宋方志頗詳，存佚并舉。
《四庫》著錄各書中，以撰人性質分類，可區為二：其一私著——本籍人以獨力搜錄鄉邦文獻者，朱長文之《吳郡圖經》，梁克家之《三山志》，範成大之《吳郡志》，羅願之《新安志》，高似孫之《剡錄》，陳耆卿之《赤城志》，常棠之《澉水志》，于欽之《齊乘》，康海之《武功縣志》，韓邦靖之《朝邑縣志》，皆是。
其二官修——地方長官開局纂撰者，除上列十種外，其餘皆是。
私著者義法易于謹嚴，官修者資料易于豐富，此其得失之大較也。
内容門類之區分，由繁而日趨于簡，其所叙述範圍，則由儉而日擴于豐，此方志進化之大凡也。
《吳郡圖經》為最古作品，凡分二十八門①：封域城邑戶口坊中物産風俗門戶學校州宅南園倉務海道亭館牧守人物橋梁祠廟宮觀寺院山水治水往迹園第冢墓碑碣事志雜錄 《吳郡志》則分三十九門：沿革分野戶口稅租土貢風俗城郭學校營寨官宇倉庫（場務附）坊市古迹封爵牧守題名官吏祠廟園亭山虎丘橋梁川水利人物（列女傳）進士題名土物宮觀附郭寺郭外寺縣記冢墓仙事浮屠方技奇事異聞考證雜詠雜志 觀上所列舉，則其分類之蕪雜非科學的，大略可見。
其最繁者如《嘉泰①原文如此，以下實二十七門。
——編者。
會稽志》，分目至一百十七，更可笑矣。
元明以降，門類逐漸歸并，分隸日 趨适當，如《大德昌國志》分八門：叙州叙賦叙山叙水叙物産叙官叙人叙祠 《延祐四明志》分十二考：沿革土風職官人物山川城邑河渠賦役學校祠祀釋道集古 《滇略》則分十略：版略志疆域勝略志山川産略志物産俗略志民風績略志名官獻略志鄉賢事略志故實文略志藝文夷略志苗種雜略志瑣聞元明諸志之内容分類，以今日眼光觀之，雖未敢雲适當，然較諸宋志，則似有進矣。
《四庫提要》于所著錄之諸志評骘其特色如下： 《吳郡圖經》，征引博而叙事簡，文章爾雅，有古人之風。
《三山志》，主于紀錄掌故，而不在誇耀鄉賢，侈陳名勝。
《吳郡志》，征引浩博而叙述簡核，為地志中之善本。
于夾注之中又有夾注，可雲著書之創體。
《新安志》，引據極典核，物産一門，尤為赅備。
自序以為“儒者之書具有微旨，不同鈔取紀簿”，蓋不愧也。
《剡錄》，每事必注其所據之書，可為地志紀人物之法。
其山水記仿《水經注》例，脈絡井然，而風景如睹，亦可為地志紀山水之法。
《嘉泰會稽志》，姓氏，送迎，古第宅，古器物，求遺書，藏書諸條，皆他志所弗詳，獨能搜采輯比，使條理秩然。
《景定建康志》，分圖表志傳四大類，凡所考辨，俱見典核。
《鹹淳臨安志》，頗有條理，前十五卷為行在所錄，十六卷以下乃為府志，區畫明晰，可為都城紀載之法。
《至元嘉禾志》，碑碣一門多至十一卷，自三國六朝以迄南宋，凡石刻之文，全載無遺，殊足為考獻征文之助。
《大德昌國志》，大旨在于刊削浮詞，故其書簡而有要，不在《武功》、《朝邑》兩志下。
《延祐四明志》，考核精審，不支不濫。
《齊乘》，援據經史，考證見聞，較他志之但據輿圖憑空言論斷者為勝。
《武功縣志》，王士祯謂其“文簡事核，訓詞爾雅”，石邦稱其“義昭勸鑒，尤嚴而公，鄉國之史，莫良于此”，非溢美也。
《朝邑縣志》，上卷僅七頁，下卷僅十七頁，古今志乘之簡，無有過于此書者，而宏綱細目，包括略備。
蓋他志多誇飾風土，而此志能提其要，故文省而事不漏也。
《嶺海輿圖》，略于前代而詳于當代，略于山川而詳于厄塞，略于職官而詳于兵馬錢糧，略于文事而詳于武備，于志乘中别為體例。
觀各書門類及提要所詳，則方志内容及作者對于方志的觀念之嬗變，皆略可推見。
大抵初期作品，囿于古代圖經的觀念，以記山川、城邑、宮室、名勝等為最主要部分，稍進則注重人物傳記，更進則及于古迹、遺書、遺文、金石等，更進則注重現代風俗掌故、經制因革等，而年代愈晚，則陳迹之須考證者愈繁，故去取别擇，亦成為專門技術。
雖緣作者之識見才力好尚，詳細互有不同，不能限以時代，要之自宋迄明六七百年間，方志觀念日趨擴大，其内容日趨複雜，可斷言也。
其文體之簡繁，亦以作者之技術及好尚而别。
卷帙最浩瀚者，如《鹹淳臨安志》之九十三卷，《姑蘇志》之六十卷，《吳郡志》之五十卷。
其簡潔者如《澉水志》八卷，而為頁僅四十有四。
尤簡者如《朝邑志》二卷，為頁僅二十有四。
自歐陽修、宋祁修《新唐書》，以“事增于前，文省于舊”自诩，修所撰《五代史記》，益務為簡潔，漸成一時風尚。
有明之季，文體猥缛，方志蕪累益甚，康海、韓邦靖力矯以簡淨，故《武功》、《朝邑》兩志最享盛名，共推為作志模範。
其實“文省事增”雲者，不過相對的程度問題。
同一資料，入于能文者之手，剪裁有法，排列得宜，可以省若幹閑贅筆墨，吾侪未嘗不承認。
若謂以二十四頁之書，可以舉一縣上下古今應紀之事，“宏綱細目，包括略備”，以此評書，謂之非“溢美”焉，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