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籍解題及其讀法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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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地位何如。
越園之學，得諸章實齋者獨多，固也；然以此書與實齋諸志較，其史識與史才突過之者蓋不鮮。
掌故、文征兩部實齋特創，越園因之；然實齋之《永清志》掌故部分，題曰《政書》，雜廁書中紊其倫脊，其《湖北志》，則與正志并列為三書，未免跻附庸于宗國。
越園别為附志，以隸于正志，主從秩然，其長一也。
實齋著書義例，皆散見各篇叙傳中，征引駁诘，動辄萬言，其為後學開拓心胸，增益神智者，功誠不在禹下。
雖然，此乃述學非作史也。
故《和》、《亳》諸志之文，可移諸《永清》，《永清》之文，可移諸《湖北》，掎摭者譏其蕪累，又何以自解？由此言之，謂實齋為傑出之史學批評家則可，謂所著述遂為良史蓋未可。
越園述學之恉，具見叙例。
其正志，則以胸中繩墨自檢束，而不雜置繩墨于壁牖間，以汩其構造之美，寓文理密察于潔淨精微中，其長二也。
實齋以鄙薄考證之故，所作諸志，惟憑固有資料，用自己獨創之史裁，加以新組織，其資料有阙漏者，罕予搜補。
越園之書，如《氏族考》，調集數百家譜牒，經極詳慎之去取别擇，而得其經緯脈絡。
其《清代職官表》，康熙後既無所憑借，乃搜斷片于文集筆記詩歌質劑或祠壁井闌中，天吳紫鳳縷錯織文，常人所不注意者，字字皆嘔心血鑄成，其餘他篇類此者尚夥，征引之書，不下四五百種，實為搜集史料辨證史料之最好模範，其長三也。
實齋諸志皆有前志列傳，謂所以辨祖述之淵源，用意良美，乃其《永清志》，于舊志之文删削殆盡，間采數十條，則以為駁斥之資而已。
夫舊志泰半蕪穢，見蔑固宜，然一切拉雜摧燒，則新著又安所據？越園以平恕之心，衡量前人，既不盲從，亦不輕僈，舊志舛者訂之，可存者采之，一經甄冶，轉成璆琳，其長四也。
實齋知紀傳相經緯之義，且極言宜采其意以用諸方志，乃其所作諸志，除《鄂志》之《皇朝編年紀》已佚外，餘則僅有《皇言恩澤》等紀，純屬部分的官樣文章，不足為全書綱領條貫，則作紀之志荒矣。
越園通紀之作，綜一縣二千年間大事，若挈裘振領，為考表傳略之尺度，俾得所麗，其長五也。
實齋知族屬譜牒之要，乃其《永清志·士族表》，專取科第之家，所載繁而不殺，一般民庶。
概付阙如，其《和志》之氏族，《鄂志》之族望等表，今已散佚，計體例亦正相類，蓋為《唐書·宰相世系表》之成法所束縛，不克自廣。
越園之《氏族考》，根據私譜，熟察其移徙變遷消長之迹，而推求其影響于文化之優劣，人才之盛衰，風俗之良窳，生計之榮悴者何如，其義例為千古創體，前無所承。
其功用則抉社會學之秘奧，于世運之升降隆污，直探本原，其長六也。
舊志藝文，猥蕪特甚，實齋以正史藝文經籍志例繩之，厘正其名實，厥議偉矣。
其所著關于此門者，《鄂志》已佚，《永清志》缺焉，獨于《和州志》見其梗概，其大蔽則在執向歆《錄》、《略》之舊，以強馭後世著作之分類，龂龂于校雠義法，而于作者年代，本書内容，反罕措意焉。
越園之《藝文考略》，仿朱氏《經義考》例，詳錄其序例解題，或自作提要，間加考證，令讀者得審原書價值，以年代為次，一展卷而可見文學盛衰之大凡，其長七也。
實齋之《鄂志·食貨考》，今所存者僅一篇，誠不愧為一代傑作，惜全豹未睹焉。
若其《永清志》，則此等極重要之民生事項，悉以入政書之戶科，與其他官書之陳腐條文相雜，蕪累實甚。
越園茲考，以戶口田賦水利倉儲物産及物價為次，什九皆憑實地采訪，加以疏證；其必須參考官書格式者，則入諸附志之掌故，以期體裁峻潔，讀者不迷，其長八也。
實齋之重表也至矣。
顧其所作諸志，于地理部分有圖有考而無表。
越園創立都圖表，道裡遠近，居民疏密，旁行斜上，一目了然，兼以與氏族考互證，其長九也。
名宦與人物異撰，宜專紀宦績，實齋言之備矣，然宦績揚善隐惡，猶沿舊志成見。
越園采康對山《武功志》之意，美惡并書，非但以存直道，亦将以儆官邪，俾圖治者得所鑒焉，其長十也。
越園書既成，使啟超為之序，啟超為校課所煎迫，日不暇給，僅得略事翻讀，殊不足以窺其美富。
顧吾常以為實齋以前無方志，故舉凡舊志，皆不足與越園書較。
以越園書較實齋書，其所進則既若是矣，無實齋則不能有越園，吾信之，越園宜亦伏焉。
然有實齋不可無越園，吾信之，實齋有知，當亦颔首于地下也。
夫方志之學，非小道也。
吾侪誠欲自善其群以立于大地，則吾群夙昔遺傳之質性何若？現在所演進之實況何若？環境所熏習所驅引之方向何若？非纖悉周備，真知灼見，無以施對治焉。
舍曆史而言治理，其言雖辯無當也。
中國之大，各區域遺傳實況，環境之相差别蓋甚赜，必先從事于部分的精密研索，然後可以觀其全。
不此之務，漫然摭拾一姓興亡之迹，或一都市偶發之變态，而曰吾既學史矣，吾已知今之中國作何狀，此又與于不知之甚也。
有良方志然後有良史，有良史，然後開物成務之業有所憑藉。
故夫方志者，非直一州一邑文獻之寄而已，民之榮瘁，國之污隆，于茲系焉。
今者士之偷日以甚，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與夫好行小慧，言不及義之流，既不足責，上焉者稗販異域學說，不問其與國情相去若何道裡，貿然欲見諸施行，或則墨守古訓，不恤時俗變遷，以責無實之效，操術雖異，其為遊談則一而已。
誠能一縣中有如越園者一人，孳孳焉為其縣泐一信史，以待國之良史受成焉以為言治理者之資，國其庶有豸也。
夫越園之史才，固非可以責望于人人，雖然其書成規具在焉。
創者難為功，因者易為力，但能如越園之勤求與其征實，雖無其才，亦安在不能為其書也。
嗚呼！其毋使《龍遊縣志》為我國方志學中獨傳之作也。
民國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梁啟超序于清華學校北院賃廬。
◇詩文叙意──【近人書話】 《曾剛父詩集》序 剛父之詩凡三變。
早年近體宗玉谿，古體宗大謝，峻潔遒麗，芳馨悱恻，時作幽咽凄斷之聲，使讀者醰醰如醉。
中年以降，取徑宛陵，摩壘後山斫雕為樸，能皺能折能瘦能澀，然而腴思中含，勁氣潛注，異乎貌襲江西，以獰态向人者矣。
及其晚歲，直湊淵微，妙契自然，神與境會，所得往往入陶柳聖處。
生平于詩不苟作，作必備極錘煉，煉辭之功什二三，煉意之功什八九，洗伐糟魄，至于無複可洗伐，而猶若未餍。
所存者則光晶炯炯，驚心動魄，一字而千金也。
故為詩數十年，而手自寫定者僅此。
孟子曰：“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善讀剛父詩者，蓋可以想其為人。
抑得其為人，然後其所以為詩者乃益可見也。
剛父與物無競，而律己最嚴，自出處大節，乃至一話一言之細，靡不以先民為之法程，從不肯借口于俗人所即安者，降格焉以自恕。
其于事有所不為也，于其所當為者，及所可為者，則為之不厭，且常精力彌滿以赴之，以求其事之止于至善。
不屑不潔，其天性也，顧未嘗立崖岸焉以翹異于衆，而世俗之穢累，自不足以入之。
其擇友至嚴峻，非心所期許者弗與親也。
其所親者，則摯愛久敬，如其處父母昆弟之間者然，壹以真性情相見。
當其盛年，鞅掌度支，起曹郎迄卿貳，曆二紀餘，綜理密微，一部之事皆取辦。
蓋在清之季，谙悉食貨掌故，能究極其利病症結也，舍剛父無第二人。
及清鼎潛移，則于遜位诏書未下之前一日，毅然緻其仕而去，蓋稍一濡滞忽已處于緻無可緻之地，燭先機以自潔，如彼其明決也。
鼎革之際，神奸張彀以弄一世才智之士，彼固夙知剛父，則百計思所以縻之，剛父不惡而嚴，巽詞自免，而凜然示之以不可辱。
自剛父之在官也，俸入外既一介不取，且常以所儉蓄者周恤姻族，急朋友之難，故去官則無複餘财以自活。
剛父泊然安之，斥賣其所藏圖籍書畫陶瓦之屬以易米，往往不得宿飽，而鬥室高歌，不怨不尤，不歆不畔者十五年。
嗚呼！剛父之所蘊蓄以發而為詩者，其本原略如此。
昔太史公之序屈子也，曰其志潔，故其稱物芳，蟬蛻于濁穢，以浮遊塵埃之外。
喻此志也，可以讀剛父之詩矣。
剛父長餘六歲，其舉鄉試，于餘為同年，餘計偕京師，日與剛父遊，時或就其所居之潮州館共住，每瀹茗譚藝，達夜分為常，春秋佳日，辄策蹇并辔出郊外，攬翠微潭柘之勝，謂此樂非褦襶子所能曉也。
甲午喪師後，各憂傷憔悴，一夕對月坐碧雲寺門之石橋，語國事相抱恸哭。
既而餘南歸，剛父送以詩，曰：“前路殘春亦可惜，柳條藤蔓有啼莺。
”又曰：“他年獨自親調馬，愁見山花故故紅。
”念亂傷離，恻然若不能為懷也。
餘亡命十餘年而歸，歸後屢值世難，不數數相見。
剛父雖謝客，顧以餘為未汩于世俗也，視之日益親。
去歲六月剛父六十生日，餘造焉，甫就坐，則出一卷相屬，曰手所寫詩，子為我定之。
餘新病初起，療于海濱，将以歸後卒讀而有所論列。
歸則剛父病已深，不複能相譚笑矣。
剛父既沒，餘與葉玉虎暨二三故舊襄治其喪。
玉虎曰，此一卷者，剛父精神寓焉，且手澤也，宜景印以傳後，子宜為序。
乃序如右。
剛父諱習經，亦号蟄庵居士，潮之揭陽人，光緒己醜舉人，庚寅進士，起家戶部主事，曆官至度支部左丞，卒時年六十。
其卒後一年，歲在丁卯三月之望，新會梁啟超序。
《秋蟪吟館詩鈔》序 昔元遺山有“詩到蘇黃盡”之歎。
詩果無盡乎？自三百篇而漢魏而唐而宋，塗徑則既盡開，國土則既盡辟，生千歲後而欲自樹壁壘于古人範圍以外，譬猶居今世而思求荒原于五大部洲中，以别建國族，夫安可得。
詩果有盡乎？人類之識想若有限域，則其所發宜有限域，世法之對境若一成不變，則其所受宜一成不變。
而不然者，則文章千古，其運無涯，謂一切悉已函孕于古人，譬言今之新藝術新器可以無作，甯有是處？大抵文學之事，必經國家百數十年之平和發育，然後所積受者厚，而大家乃能出乎其間。
而所謂大家者，必其天才之絕特，其性情之笃摯，其學力之深博。
斯無論已，又必其身世所遭值有以異于群衆，甚且為人生所莫能堪之境。
其振奇磊落之氣，百無所寄洩，而壹以迸集于此一途；其身所經曆，心所接構，複有無量之異象以為之資。
以此為詩，而詩乃千古矣。
唐之李杜，宋之蘇黃，歐西之莎士比亞、戛狄爾，皆其人也。
餘嘗怪前清一代，曆康雍乾嘉百餘歲之承平，蘊蓄深厚，中更滔天大難，波詭雲谲，一治一亂，皆極有史之大觀，宜于其間有文學界之健者，異軍特起，以與一時之事功相輝映。
然求諸當時之作者，未敢或許也。
及讀金亞匏先生集，而所以移我情者，乃無涯畔。
吾于詩所學至淺，豈敢妄有所論列。
吾惟覺其格律無一不軌于古，而意境氣象魄力，求諸有清一代未睹其偶，比諸遠古，不名一家，而亦非一家之境界所能域也。
嗚呼！得此而清之詩史為不寥寂也已。
集初為排印本，餘校讀既竟，辄以意有所删選。
既複從令子仍珠假得先生手寫稿帙，增如幹首為今本，仍珠乃付精椠，以永其傳。
先生自序述其友束季苻之言，謂其詩他日必有知者。
夫啟超則何足以知先生，然以李杜萬丈光焰，韓公猶有群兒多毀之歎，豈文章真價必易世而始章也！ 噫嘻。
乙卯十月新會梁啟超。
《晚清兩大家詩鈔》題辭 一 晚清兩大家詩是什麼？一部是元和金亞匏先生的《秋蟪吟館詩》，一部是嘉應黃公度先生的《人境廬詩》。
我認這兩位先生是中國文學革命的先驅，我認這兩部詩集是中國有詩以來一種大解放，這《詩鈔》是我拿自己的眼光，将兩部集裡頭最好的詩——最能代表兩先生精神，而且可以為解放模範的，鈔将下來。
所鈔約各占原書三分一的光景。
我為什麼忽然編起這部書來呢？我想，文學是人生最高尚的嗜好，無論何時，總要積極提倡的，即使沒有人提倡他，他也不會滅絕，不惟如此，你就想禁遏他，也禁遏不來，因為稍有點子的文化的國民，就有這種嗜好。
文化越高，這種嗜好便越重。
但是若沒有人往高尚的一路提倡，他卻會委靡堕落，變成社會上一種毒害。
比方男女情愛，禁是禁不來的。
本質原來又是極好的，但若不向高尚處提，結果可以流于醜穢。
還有一義，文學是要常常變化更新的，因為文學的本質和作用，最主要的就是“趣味”。
趣味這件東西，是由内發的情感和外受的環境交媾發生出來。
就社會全體論，各個各個時代趣味不同，就一個人而論，趣味亦刻刻變化，任憑怎麼好的食品，若是頓頓照樣吃，自然讨厭，若是将剩下來的嚼了又嚼，那更一毫滋味都沒有了。
我因為文學上高尚和更新兩種目的，所以要編這部書。
我又想，文學是無國界的。
研究文學，自然不當限于本國，何況近代以來，歐洲文化，好像萬流齊奔，萬花齊茁，我們僥幸生在今日，正應該多預備“敬領謝”的帖子，将世界各派的文學盡量輸入。
就這點看來，研究外國文學，實在是比研究本國的趣味更大益處更多。
但卻有一層要計算到，怎麼叫做輸入外國文學呢？第一件，将人家的好著作，用本國語言文字譯寫出來。
第二件，采了他的精神，來自己著作，造出本國的新文學。
要想完成這兩種職務，必須在本國文學上有相當的素養。
因為文學是一種“技術”，語言文字是一種“工具”，要善用這工具，才能有精良的技術，要有精良的技術，才能将高尚的情感和理想傳達出來。
所以講别的學問，本國的舊根柢淺薄些，都還可以，講到文學，卻是一點兒偷懶不得。
我因為在新舊文學過渡期内，想法教我們把向來公用的工具，操練純熟，而且得有新式運用的方法，來改良我們的技術，所以要編這部書。
二 我要講這兩部詩的價值，請先将我向來對于詩學的意見，略略說明。
詩不過文學之一種，然确占極重要之位置，在中國尤甚。
歐洲的詩，往往有很長的，一位大詩家，一生隻做得十首八首，一首動辄數萬言，我們中國卻沒有。
有人說是中國詩家才力薄的證據，其實不然。
中國有廣義的詩，有狹義的詩，狹義的詩，“三百篇”和後來所謂“古近體”的便是。
廣義的詩，則凡有韻的皆是，所以賦亦稱“古詩之流”，詞亦稱“詩餘”。
講到廣義的詩，那麼從前的“騷”咧，“七”咧，“賦”咧，“謠”咧，“樂府”咧，後來的“詞”咧，“曲本”咧，“山歌”咧，“彈詞”咧，都應該納入詩的範圍。
據此說來，我們古今所有的詩，短的短到十幾個字，長的長到十幾萬字，也和歐人的詩沒什差别，隻因分科發達的結果，“詩”字成了個專名，和别的有韻之文相對待，把詩的範圍弄窄了，後來做詩的人在這個專名底下，摹仿前人，造出一種自己束縛自己的東西，叫做什麼“格律”，詩卻成了苦人之具了。
如今我們提倡詩學，第一件是要把“詩”字廣義的觀念恢複轉來，那麼自然不受格律的束縛。
為什麼呢？凡講格律的，詩有詩的格律，賦有賦的格律，詞有詞的格律；專就詩論，古體有古體的格律，近體有近體的格律，這都是從後起的專名産生出來。
我們既知道賦呀詞呀……呀都是詩，要作好詩，須把這些的精神都熔納在裡頭，這還有什麼格律好講呢？隻是獨往獨來，将自己的性情和所感觸的對象，用極淋漓極微眇的筆力寫将出來，這才算是真詩。
這是我對于詩的頭一種見解。
格律是可以不講的，修辭和音節卻要十分注意，因為詩是一種技術，而且是一種美的技術。
若不從這兩點着眼，便是把技術的作用，全然抹殺，雖有好意境，也不能發揮出價值來。
所謂修辭者，并非堆砌古典僻字，或賣弄浮詞豔藻，這等不過不會作詩的人，借來文飾他的淺薄處。
試看古人名作，何一不是文從字順，謝去雕鑿，何嘗有許多深文謎語來？雖然選字運句，一巧一拙，而文章價值，相去天淵。
白香山詩，不是說“老妪能解”嗎？天下古今的老妪，個個能解，天下古今的詩人，卻沒有幾個能做，說是他的理想有特别高超處嗎？其實并不見得。
隻是字句之間，說不出來的精嚴調協，令人讀起來，自然得一種愉快的感受。
古來大家名作，無不如是，這就是修辭的作用。
所謂音節者，亦并非講究“聲病”，這種浮響，實在無足重輕，但“詩”之為物，本來是與“樂”相為體用，所以《尚書》說：“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古代的好詩，沒有一首不能唱的，那“不歌而誦”之賦，所以勢力不能和詩争衡，就争這一點。
後來樂有樂的發達，詩有詩的發達，詩樂不能合一，所以樂府咧，詞咧，曲咧，層層繼起，無非順應人類好樂的天性。
今日我們做詩，雖不必說一定要能夠入樂，但最少也要抑揚抗墜，上口琅然。
近來歐人，倡一種“無韻詩”，中國人也有學他的。
舊詩裡頭，我隻在劉繼莊的《廣陽雜記》見過一首，系一位和尚做的，很長，半有韻，半無韻。
繼莊說他是天地間奇文，我笨得很，卻始終不能領會出他的好處。
但我總以為音節是詩的第一要素。
詩之所以能增人美感，全賴乎此。
修辭和音節，就是技術方面兩根大柱，想作名詩，是要實質方面和技術方面都下工夫。
實質方面是什麼，自然是意境和資料。
若沒有好意境好資料，算是實質虧空，任憑恁樣好的技術，也是白用；若僅有好意境好資料，而詞句冗拙，音節饾饤，自己意思，達得不如法，别人讀了，不能感動，豈不是因為技術不夠，連實質也糟蹋了嗎？這是我對于詩的第二種見解。
因這種見解，我要順帶着評一評白話詩問題。
我并不反對白話詩，我當十七年前，在《新民叢報》上做的《詩話》，因為批評招子庸《粵讴》，也曾很說白話詩應該提倡。
其實白話詩在中國并不算什麼稀奇，自寒山、拾得以後，邵堯夫《擊壤集》全部皆是，《王荊公集》中也不少。
這還是狹義的詩，若連廣義的詩算起來，那麼周清真、柳屯田的詞，什有九是全首白話。
元明人曲本，雖然文白參半，還是白多，最有名的《琵琶記》，佳處都是白話。
在我們文學史上，白話詩的成績，不是已經粲然可觀嗎？那些老先生忽然把他當洪水猛獸看待起來，隻好算少見多怪。
至于有一派新進青年，主張白話為唯一的新文學，極端排斥文言，這種偏激之論，也和那些老先生不相上下。
就實質方面論，若真有好意境好資料，用白話也做得出好詩，用文言也做得出好詩。
如其不然，文言誠屬可厭，白話還加倍可厭。
這是大衆承認，不必申說了。
就技術方面論，卻很要費一番比較研究，我不敢說白話詩永遠不能應用最精良的技術，但恐怕要等到國語經幾番改良蛻變以後，若專從現行通俗語底下讨生活，其實有點不夠。
第一，凡文以詞約義豐為美妙，總算得一個原則。
拿白話和文言比較，無論在文在詩，白話總比文言冗長三分之一。
因為名詞動詞，文言隻用一個字的，白話非用兩個字不能成話，其他轉詞助詞等，白話也格外用得多。
試舉一個例，杜工部《石壕吏》的“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譯出白話來是：“活着的捱一天是一天，死過的算永遠完了。
”我這兩句還算譯得對嗎？不過原文十字變成十七字了。
所以講到修潔兩個字，白話實在比文言加倍困難。
第二，美文貴含蓄，這原則也該大家公認。
所謂含蓄者，自然非廋詞謎語之謂，乃是言中有意，一種匣劍帷燈之妙，耐人尋味。
這種技術，精于白話的人，固然也會用，但比文言總較困難。
試拿宋代幾位大家的詞一看，同是一人，同寫一樣情節，白話的總比文言的淺露寡味，可見白話本身，實容易陷入一覽無餘的毛病。
（“容易”二字注意，并不是說一定）更舉一個切例，本書中黃公度的《今别離》四首，大衆都認他是很有價值的創作，試把他翻成白話，或取他的意境自做四首白話，不惟冗長了許多，而且一定索然無味。
白話詩含蓄之難，可以類推。
第三，字不夠用，這是做“純白話體”的人最感苦痛的一樁事。
因為我們向來語文分離，士大夫不注意到說話的進化，“話”的方面，卻是絕無學問的多數人，占了勢力，凡傳達稍高深思想的字，多半用不着。
所以有許多字，文言裡雖甚通行，白話裡卻成僵棄。
我們若用純白話體做說理之文，最苦的是名詞不夠。
若一一求其通俗，一定弄得意義淺薄，而且不正确。
若做英文，更添上形容詞動詞不夠的苦痛。
陶淵明的“暧暧遠人村，依依生晚煙”，李太白的“黃河從西來，窈窕入遠山”，這種絕妙的形容詞，我們話裡頭就沒有方法找得出來。
杜工部的“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深省”兩個字，白話要用幾個字呢，字多也罷了，意味卻還是不對。
這不過随手舉一兩個例，若細按下去，其實觸目皆是。
所以我覺得極端的“純白話詩”，事實上算是不可能，若必勉強提倡，恐怕把将來的文學，反趨到籠統淺薄的方向，殊非佳兆。
以上三段，都是從修辭的技術上比較研究。
第四，還有音節上的技術。
我不敢說白話詩不能有好音節，因為音樂節奏，本發于人性之自然，所以山歌童謠，亦往往琅琅可聽，何況文學家刻意去做，哪裡有做不到的事？現在要研究的，還是難易問題。
我也曾讀過胡适之的《嘗試集》，大端很是不錯，但我覺得他依着詞家舊調譜下來的小令，格外好些。
為什麼呢？因為五代兩宋的大詞家，大半都懂音樂，他們所創的調，都是拿樂器按拍出來，我們依着他填，隻要意境字句都新，自然韻味雙美，我們自創新音，何嘗不能？可惜我們不懂音樂，隻成個“有志未逮”，而純白話體有最容易犯的一件毛病，就是枝詞太多，動辄傷氣。
試看文言的詩詞，“之乎者也”，幾乎絕對的不用，為什麼呢？就因為他傷氣，有妨音節。
如今做白話詩的人，滿紙“的麼了哩”，試問從哪裡得好音節來？我常說，“做白話文有個秘訣”，是“的麼了哩”越少用越好，就和文言的“之乎者也”，可省則省，同一個原理。
現在報章上一般的白話文，若叫我點竄，最少也把他的“的麼了哩”删去一半。
我們看《鏡花緣》上君子國的人掉書包，滿嘴“之乎者也”，誰不覺得頭巾俗氣，可厭可笑。
如今做白話文的人，卻是“新之乎者也”不離口，還不是一種變相的頭巾氣？做文尚且不可，何況拿來入詩？字句既不修飾，加上許多濫調的語助辭，真成了詩的“新八股腔”了。
以上所說，是專就技術上研究白話詩難工易工的問題，并不是說白話詩沒有價值。
我想白話詩将來總有大成功的希望，但須有兩個條件：第一，要等到國語進化之後，許多文言，都成了“白話化”。
第二，要等到音樂大發達之後，做詩的人，都有相當音樂智識和趣味，這卻是非需以時日不能。
現在有人努力去探辟這殖民地，自然是極好的事，但絕對的排斥文言，結果變成獎勵俗調，相習于粗糙淺薄，把文學的品格低下了，不可不慮及。
其實文言白話，本來就沒有一定的界限，“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牆走，老婦出門看。
”算文言呀，還是算白話？“浔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弦。
”算文言呀，還是算白話？再高尚的，“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别離。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算文言呀，還是算白話？就是在律詩裡頭，“尚想舊情憐婢仆，也曾因夢送錢财。
情知此恨人人有，貧賤夫妻百事哀。
”算文言呀，還是算白話？那最高超雄渾的，“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
”算文言呀，還是算白話？若說是定要滿紙“的麼了哩”，定要将《石壕吏》三四兩句改作“有一位老頭子爬牆頭跑了，一位老婆子出門口張望張望”，才算白話，老實說，我就不敢承教。
若說我剛才所舉出的那幾聯都算得白話，那麼白話、文言，畢竟還有什麼根本差别呢？老實講一句，我們的白話、文言，本來就沒有根本差别，最要緊的，不過語助詞有些變遷或是單字不便上口，改為複字。
例如文言的“之”、“者”，白話變為“的”；文言的“矣”，白話變為“了”；文言的“乎”、“哉”，白話變為“麼”、“嗎”；文言單用“因”字“為”字，白話總要“因為”兩字連用；文言“故”字“所以”字随便用，白話專用“所以”。
“的”“了”“麼”“嗎”，固然是人人共曉，“之”“者”“矣”“乎”“哉”，何嘗不也是人人共曉？《論語》隻用“斯”字，不用“此”字，後人作文，若說定要把“此”改作“斯”才算古雅，固然可笑，若說“斯”字必不許用，又安有此理？“能飲一杯無”，古文應作，“能飲一杯乎”，白話應作“能飲一杯麼”，其實“乎”“無”“麼”三字原隻是一字，不過口意微變，演成三體，用“乎”用“無”用“麼”，盡聽人絕對的自由選擇，讀者一樣的盡人能解。
近來有人将文言比歐洲的希臘文、拉丁文，将改用白話體比歐洲近世各國之創造國語文學，這話實在是誇張太甚，違反真相。
希臘拉丁語和現在的英法德語，語法截然不同，字體亦異，安能不重新改造？譬如我中國人治佛學的，若使必要誦習梵文，且著作都用梵文寫出，思想如何能普及，自然非用本國通行文字寫他不可。
中國文言白話的差别，隻能拿現在英國通俗文，和莎士比亞時代英國古文的差别做個比方，絕不能拿現在英、法、德文，和古代希臘、拉丁文的差别做個比方。
現代英國人，排斥希臘、拉丁，是應該的，是可能的，排斥《莎士比亞集》，不惟不應該，而且不可能。
因為現代英文和《莎士比亞集》并沒有根本不同，絕不能完全脫離了他，創成獨立的一文體。
我中國白話之與文言，正是此類。
何況文字不過一種工具，他最要緊的作用，第一，是要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完全傳達出來。
第二，是要令對面的人讀下去能确實了解。
就第二點論，讀“活着的捱一天是一天，死過的算永遠完了”這兩句話能夠了解的人，讀“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這兩句話，亦自會了解。
質言之，讀《水浒傳》、《紅樓夢》能完全了解字句的人，讀《論語》、《孟子》也差不多都了解。
《論語》、《孟子》一字不解的，便《水浒》、《紅樓》亦哪裡讀得下去——這專就普通字句論。
若書中的深意，自然是四種書各各都有難解處。
又字句中仍有須特别注釋的，四種書都有，——就第一點論，卻是文言白話，各有各的特長。
例如描寫社會實狀，委曲詳盡，以及情感上曲折微妙傳神之筆，白話最擅長，條約法律等條文，非文言不能簡明正确；普通說理叙事之文，兩者皆可，全視作者運用娴熟與否為工拙。
我這段話自問總算極為持平，所以我覺得文言白話之争，實在不成問題。
一兩年來，大家提倡白話，我是極高興。
高興什麼？因為文學界得一種解放。
若翻過來極端的排斥文言，那不是解放，卻是别造出一種束縛了，标榜白話文的格律義法，還不是“桐城派第二”？這總由脫不了二千年來所謂“表章什麼，罷黜什麼”的劣根性，我們今日最宜切戒。
依我的主張，是應采絕對自由主義，除了用艱僻古字，填砌陳腐典故，以及古文家缛筆膚語，應該排斥外，隻要是樸實說理，懇切寫情，無論白話文言，都可尊尚，任憑作者平日所練習以及一時興會所到，無所不可。
甚至一篇裡頭，白話文言，錯雜并用，隻要調和得好，也不失為名文。
這是我對于文學上一般的意見。
專就讨論，第一，押險韻，用僻字，是要絕對排斥的。
第二，用古典作替代語，變成“點鬼簿”，是要絕對排斥的。
第三，美人芳草，托興深微，原是一種象征的作用，做得好的自應推尚，但是一般詩家陳陳相襲，變成極無聊的謎語，也是要相對排斥的。
第四，律詩有篇幅的限制，有聲病的限制，束縛太嚴，不便于自由發擄性靈，也是該相對的排斥。
然則将來新詩的體裁該怎麼樣呢？第一，四言、五言、七言、長短句，随意選擇。
第二，騷體、賦體、詞體、曲體，都拿來入詩。
在長篇裡頭，隻要調和得好，各體并用也不妨。
第三，選詞以最通行的為主，俚語俚句，不妨雜用，隻要能調和。
第四，純文言體或純白話體，隻要詞句顯豁簡練，音節諧适，都是好的。
第五，用韻不必拘拘于《佩文詩韻》，且至唐韻古音，都不必多管，惟以現在口音諧協為主。
但韻卻不能沒有，沒有隻好不算詩。
白話體自然可用，但有兩個條件，應該注意：第一，凡字面及句法有用普通文言可以達意者，不必定換俚字俗語。
若有意如此，便與舊派之好換僻字自命典雅者，同屬一種習氣，徒令文字冗長惹厭。
第二，語助辭愈少用愈好，多用必緻傷氣，便像文言詩滿紙“之乎者也”，還成個什麼詩呢？若承認這兩個條件，那麼白話詩和普通文言詩，竟沒有很顯明的界線，寒山、拾得、白香山，就是最中庸的詩派。
我對于白話詩的意見大略如此。
因為研究詩的技術方面，涉及目前一個切要問題，話未免太多了，如今要轉向實質方面。
我們中國詩家有一個根本的缺點，就是厭世氣味太重。
我的朋友蔣百裡曾有一段話，說道：“中國的哲學，北派占優勢，可是文學的勢力，實在是南派較強。
南派的祖宗，就是那懷石沉江的屈子。
他的一個厭世觀，打動了多少人心，所以賈長沙的哭，李太白的醉，做了文人一種模範。
到後來末流，文人自命清高，對于人生實在生活，成一種悲觀的态度，好像‘世俗’二字，和‘文學’是死對頭一般。
”（《改造》第一号《談外國文學之先決條件》）這段話真是透辟。
我少年時亦曾有兩句詩，說道：“平生最惡牢騷語，作态呻吟苦恨誰。
”（《飲冰室詩稿》）我想，我們若不是将這種觀念根本打破，在文學界斷不能開拓新國土。
第二件，前人都說，詩到唐朝極盛，我說，詩到唐朝始衰。
為什麼呢？因為唐以詩取士，風氣所趨，不管什麼人都學謅幾句，把詩的品格弄低了。
原來文學是一種專門之業，應該是少數天才俊拔而且性情和文學相近的人，屏棄百事，專去研究他，做成些優美創新的作品，供多數人賞玩。
那多數人隻要去賞玩他，涵養自己的高尚性靈便夠了，不必人人都作，這才是社會上人才經濟主義。
如今卻好了，科舉既廢，社會對于舊派的詞章家，帶一種輕薄态度。
做詩不能換飯吃，從今以後，若有喜歡做詩的人，一定是為文學而研究文學，根柢已經是純潔高尚了。
加以現代種種新思潮輸入，人生觀生大變化，往後做文學的人，一定不是從前那種消極理想。
所以我覺得，中國詩界大革命，時候是快到了。
其實就以中國舊詩而論，那幾位大名家所走的路，并沒有錯。
其一，是專玩味天然之美，如陶淵明、王摩诘、李太白、孟襄陽一派。
其二，是專描寫社會實狀，如杜工部、白香山一派。
中國最好的詩，大都不出這兩途，還要把自己真性情表現在裡頭，就算不朽之作。
往後的新詩家，隻要把個人歎老嗟卑，和無聊的應酬交際之作一概删汰，專從天然之美和社會實相兩方面着力，而以新理想為之主幹，自然會有一種新境界出現。
至于社會一般人，雖不必個個都做詩，但詩的趣味，最要涵養。
如此，然後在這實社會上生活，不至幹燥無味，也不至專為下等娛樂所奪，緻品格流于卑下。
這是我對于詩的第三種見解。
金、黃兩先生的詩，能夠完全和我理想上的詩相合嗎？還不能，但總算有幾分相似了。
我如今要把兩先生所遭值的環境和他個人曆史，簡單叙述，再對于他的詩略下批評。
（下略） 《麗韓十家文鈔》序 韓之遺民金澤榮，最錄其國先達之文之雅正者，命曰《麗韓九家文》，以贻其友王性淳。
王氏複益以金氏所作為十家，家寫一篇，而介張季直先生以請序于餘。
餘常以為凡論詩文，非讀全集，不能有所評骘。
僅此十篇者，不足以見十家造詣之所至明矣，不足以見彼都文運升降之迹益明矣。
然吾讀此而歎彼都固嘗大有人在，即此十篇者，而其士夫所蘊蓄所宗尚所诒播，蓋可見也。
夫國之存亡，非謂夫社稷宗廟之興廢也，非謂夫正朔服色之存替也，蓋有所謂國民性者。
國民性而喪，雖社稷宗廟正朔服色俨然，君子謂之未始有國也。
反是，則雖微社稷宗廟正朔服色，豈害為有國。
國民性何物？一國之人，千數百年來受諸其祖若宗，而因以自覺其卓然别成一合同而化之團體以示異于他國民者是已。
國民性以何道而嗣續，以何道而傳播，以何道而發揚，則文學實傳其薪火而管其樞機，明乎此義，然後知古人所謂文章為經國大業不朽盛事者，殊非誇也。
今歲歐洲大戰，有胎禍之一國曰塞爾維亞者，世所共聞也。
此國之亡，嘗七百年矣，距今百年前，乃始光複舊物，漸得列于附庸。
今乃攘臂與世界一大名國戰，而勝敗尚在不可知之數，彼獨非世之鮮民也哉，而至竟若是。
吾嘗稽其史乘，知其人尊尚其先民之文學也至深厚，因文學而憶記其先烈，而想慕之，而讴歌之，而似續之，不複其初焉而不止也。
豈惟塞爾維亞，希臘也，意大利也，德意志也，皆若是已耳。
夫生為今日之韓人者，宜若為宇宙間一奇零之夫，無複可以自效于國家與天壤，顧以吾所持論，則謂宇宙間安有奇零人，人自奇零而已。
苟甘自奇零，則當世名國中奇零之人又豈鮮，獨韓人也欤哉？然則金、王二君之志事，于是乎可敬，而十家文之鈔輯，于是乎非無用矣。
越園之學，得諸章實齋者獨多，固也；然以此書與實齋諸志較，其史識與史才突過之者蓋不鮮。
掌故、文征兩部實齋特創，越園因之；然實齋之《永清志》掌故部分，題曰《政書》，雜廁書中紊其倫脊，其《湖北志》，則與正志并列為三書，未免跻附庸于宗國。
越園别為附志，以隸于正志，主從秩然，其長一也。
實齋著書義例，皆散見各篇叙傳中，征引駁诘，動辄萬言，其為後學開拓心胸，增益神智者，功誠不在禹下。
雖然，此乃述學非作史也。
故《和》、《亳》諸志之文，可移諸《永清》，《永清》之文，可移諸《湖北》，掎摭者譏其蕪累，又何以自解？由此言之，謂實齋為傑出之史學批評家則可，謂所著述遂為良史蓋未可。
越園述學之恉，具見叙例。
其正志，則以胸中繩墨自檢束，而不雜置繩墨于壁牖間，以汩其構造之美，寓文理密察于潔淨精微中，其長二也。
實齋以鄙薄考證之故，所作諸志，惟憑固有資料，用自己獨創之史裁，加以新組織，其資料有阙漏者，罕予搜補。
越園之書，如《氏族考》，調集數百家譜牒，經極詳慎之去取别擇，而得其經緯脈絡。
其《清代職官表》，康熙後既無所憑借，乃搜斷片于文集筆記詩歌質劑或祠壁井闌中，天吳紫鳳縷錯織文，常人所不注意者，字字皆嘔心血鑄成，其餘他篇類此者尚夥，征引之書，不下四五百種，實為搜集史料辨證史料之最好模範，其長三也。
實齋諸志皆有前志列傳，謂所以辨祖述之淵源，用意良美，乃其《永清志》，于舊志之文删削殆盡，間采數十條，則以為駁斥之資而已。
夫舊志泰半蕪穢，見蔑固宜，然一切拉雜摧燒，則新著又安所據？越園以平恕之心，衡量前人，既不盲從，亦不輕僈，舊志舛者訂之，可存者采之，一經甄冶，轉成璆琳，其長四也。
實齋知紀傳相經緯之義，且極言宜采其意以用諸方志，乃其所作諸志，除《鄂志》之《皇朝編年紀》已佚外，餘則僅有《皇言恩澤》等紀，純屬部分的官樣文章，不足為全書綱領條貫，則作紀之志荒矣。
越園通紀之作，綜一縣二千年間大事，若挈裘振領，為考表傳略之尺度，俾得所麗，其長五也。
實齋知族屬譜牒之要，乃其《永清志·士族表》，專取科第之家，所載繁而不殺，一般民庶。
概付阙如，其《和志》之氏族，《鄂志》之族望等表，今已散佚，計體例亦正相類，蓋為《唐書·宰相世系表》之成法所束縛，不克自廣。
越園之《氏族考》，根據私譜，熟察其移徙變遷消長之迹，而推求其影響于文化之優劣，人才之盛衰，風俗之良窳，生計之榮悴者何如，其義例為千古創體，前無所承。
其功用則抉社會學之秘奧，于世運之升降隆污，直探本原，其長六也。
舊志藝文，猥蕪特甚，實齋以正史藝文經籍志例繩之，厘正其名實，厥議偉矣。
其所著關于此門者，《鄂志》已佚，《永清志》缺焉，獨于《和州志》見其梗概，其大蔽則在執向歆《錄》、《略》之舊，以強馭後世著作之分類，龂龂于校雠義法，而于作者年代，本書内容，反罕措意焉。
越園之《藝文考略》，仿朱氏《經義考》例，詳錄其序例解題，或自作提要，間加考證，令讀者得審原書價值，以年代為次，一展卷而可見文學盛衰之大凡，其長七也。
實齋之《鄂志·食貨考》，今所存者僅一篇，誠不愧為一代傑作，惜全豹未睹焉。
若其《永清志》，則此等極重要之民生事項，悉以入政書之戶科，與其他官書之陳腐條文相雜，蕪累實甚。
越園茲考，以戶口田賦水利倉儲物産及物價為次，什九皆憑實地采訪，加以疏證；其必須參考官書格式者，則入諸附志之掌故，以期體裁峻潔，讀者不迷，其長八也。
實齋之重表也至矣。
顧其所作諸志，于地理部分有圖有考而無表。
越園創立都圖表，道裡遠近，居民疏密，旁行斜上，一目了然，兼以與氏族考互證，其長九也。
名宦與人物異撰，宜專紀宦績，實齋言之備矣，然宦績揚善隐惡，猶沿舊志成見。
越園采康對山《武功志》之意，美惡并書，非但以存直道，亦将以儆官邪，俾圖治者得所鑒焉，其長十也。
越園書既成，使啟超為之序，啟超為校課所煎迫，日不暇給，僅得略事翻讀，殊不足以窺其美富。
顧吾常以為實齋以前無方志，故舉凡舊志，皆不足與越園書較。
以越園書較實齋書，其所進則既若是矣，無實齋則不能有越園，吾信之，越園宜亦伏焉。
然有實齋不可無越園，吾信之，實齋有知，當亦颔首于地下也。
夫方志之學，非小道也。
吾侪誠欲自善其群以立于大地，則吾群夙昔遺傳之質性何若？現在所演進之實況何若？環境所熏習所驅引之方向何若？非纖悉周備，真知灼見，無以施對治焉。
舍曆史而言治理，其言雖辯無當也。
中國之大，各區域遺傳實況，環境之相差别蓋甚赜，必先從事于部分的精密研索，然後可以觀其全。
不此之務，漫然摭拾一姓興亡之迹，或一都市偶發之變态，而曰吾既學史矣，吾已知今之中國作何狀，此又與于不知之甚也。
有良方志然後有良史，有良史，然後開物成務之業有所憑藉。
故夫方志者，非直一州一邑文獻之寄而已，民之榮瘁，國之污隆，于茲系焉。
今者士之偷日以甚，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與夫好行小慧，言不及義之流，既不足責，上焉者稗販異域學說，不問其與國情相去若何道裡，貿然欲見諸施行，或則墨守古訓，不恤時俗變遷，以責無實之效，操術雖異，其為遊談則一而已。
誠能一縣中有如越園者一人，孳孳焉為其縣泐一信史，以待國之良史受成焉以為言治理者之資，國其庶有豸也。
夫越園之史才，固非可以責望于人人，雖然其書成規具在焉。
創者難為功，因者易為力，但能如越園之勤求與其征實，雖無其才，亦安在不能為其書也。
嗚呼！其毋使《龍遊縣志》為我國方志學中獨傳之作也。
民國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梁啟超序于清華學校北院賃廬。
◇詩文叙意──【近人書話】 《曾剛父詩集》序 剛父之詩凡三變。
早年近體宗玉谿，古體宗大謝，峻潔遒麗，芳馨悱恻，時作幽咽凄斷之聲，使讀者醰醰如醉。
中年以降，取徑宛陵，摩壘後山斫雕為樸，能皺能折能瘦能澀，然而腴思中含，勁氣潛注，異乎貌襲江西，以獰态向人者矣。
及其晚歲，直湊淵微，妙契自然，神與境會，所得往往入陶柳聖處。
生平于詩不苟作，作必備極錘煉，煉辭之功什二三，煉意之功什八九，洗伐糟魄，至于無複可洗伐，而猶若未餍。
所存者則光晶炯炯，驚心動魄，一字而千金也。
故為詩數十年，而手自寫定者僅此。
孟子曰：“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善讀剛父詩者，蓋可以想其為人。
抑得其為人，然後其所以為詩者乃益可見也。
剛父與物無競，而律己最嚴，自出處大節，乃至一話一言之細，靡不以先民為之法程，從不肯借口于俗人所即安者，降格焉以自恕。
其于事有所不為也，于其所當為者，及所可為者，則為之不厭，且常精力彌滿以赴之，以求其事之止于至善。
不屑不潔，其天性也，顧未嘗立崖岸焉以翹異于衆，而世俗之穢累，自不足以入之。
其擇友至嚴峻，非心所期許者弗與親也。
其所親者，則摯愛久敬，如其處父母昆弟之間者然，壹以真性情相見。
當其盛年，鞅掌度支，起曹郎迄卿貳，曆二紀餘，綜理密微，一部之事皆取辦。
蓋在清之季，谙悉食貨掌故，能究極其利病症結也，舍剛父無第二人。
及清鼎潛移，則于遜位诏書未下之前一日，毅然緻其仕而去，蓋稍一濡滞忽已處于緻無可緻之地，燭先機以自潔，如彼其明決也。
鼎革之際，神奸張彀以弄一世才智之士，彼固夙知剛父，則百計思所以縻之，剛父不惡而嚴，巽詞自免，而凜然示之以不可辱。
自剛父之在官也，俸入外既一介不取，且常以所儉蓄者周恤姻族，急朋友之難，故去官則無複餘财以自活。
剛父泊然安之，斥賣其所藏圖籍書畫陶瓦之屬以易米，往往不得宿飽，而鬥室高歌，不怨不尤，不歆不畔者十五年。
嗚呼！剛父之所蘊蓄以發而為詩者，其本原略如此。
昔太史公之序屈子也，曰其志潔，故其稱物芳，蟬蛻于濁穢，以浮遊塵埃之外。
喻此志也，可以讀剛父之詩矣。
剛父長餘六歲，其舉鄉試，于餘為同年，餘計偕京師，日與剛父遊，時或就其所居之潮州館共住，每瀹茗譚藝，達夜分為常，春秋佳日，辄策蹇并辔出郊外，攬翠微潭柘之勝，謂此樂非褦襶子所能曉也。
甲午喪師後，各憂傷憔悴，一夕對月坐碧雲寺門之石橋，語國事相抱恸哭。
既而餘南歸，剛父送以詩，曰：“前路殘春亦可惜，柳條藤蔓有啼莺。
”又曰：“他年獨自親調馬，愁見山花故故紅。
”念亂傷離，恻然若不能為懷也。
餘亡命十餘年而歸，歸後屢值世難，不數數相見。
剛父雖謝客，顧以餘為未汩于世俗也，視之日益親。
去歲六月剛父六十生日，餘造焉，甫就坐，則出一卷相屬，曰手所寫詩，子為我定之。
餘新病初起，療于海濱，将以歸後卒讀而有所論列。
歸則剛父病已深，不複能相譚笑矣。
剛父既沒，餘與葉玉虎暨二三故舊襄治其喪。
玉虎曰，此一卷者，剛父精神寓焉，且手澤也，宜景印以傳後，子宜為序。
乃序如右。
剛父諱習經，亦号蟄庵居士，潮之揭陽人，光緒己醜舉人，庚寅進士，起家戶部主事，曆官至度支部左丞，卒時年六十。
其卒後一年，歲在丁卯三月之望，新會梁啟超序。
《秋蟪吟館詩鈔》序 昔元遺山有“詩到蘇黃盡”之歎。
詩果無盡乎？自三百篇而漢魏而唐而宋，塗徑則既盡開，國土則既盡辟，生千歲後而欲自樹壁壘于古人範圍以外，譬猶居今世而思求荒原于五大部洲中，以别建國族，夫安可得。
詩果有盡乎？人類之識想若有限域，則其所發宜有限域，世法之對境若一成不變，則其所受宜一成不變。
而不然者，則文章千古，其運無涯，謂一切悉已函孕于古人，譬言今之新藝術新器可以無作，甯有是處？大抵文學之事，必經國家百數十年之平和發育，然後所積受者厚，而大家乃能出乎其間。
而所謂大家者，必其天才之絕特，其性情之笃摯，其學力之深博。
斯無論已，又必其身世所遭值有以異于群衆，甚且為人生所莫能堪之境。
其振奇磊落之氣，百無所寄洩，而壹以迸集于此一途；其身所經曆，心所接構，複有無量之異象以為之資。
以此為詩，而詩乃千古矣。
唐之李杜，宋之蘇黃，歐西之莎士比亞、戛狄爾，皆其人也。
餘嘗怪前清一代，曆康雍乾嘉百餘歲之承平，蘊蓄深厚，中更滔天大難，波詭雲谲，一治一亂，皆極有史之大觀，宜于其間有文學界之健者，異軍特起，以與一時之事功相輝映。
然求諸當時之作者，未敢或許也。
及讀金亞匏先生集，而所以移我情者，乃無涯畔。
吾于詩所學至淺，豈敢妄有所論列。
吾惟覺其格律無一不軌于古，而意境氣象魄力，求諸有清一代未睹其偶，比諸遠古，不名一家，而亦非一家之境界所能域也。
嗚呼！得此而清之詩史為不寥寂也已。
集初為排印本，餘校讀既竟，辄以意有所删選。
既複從令子仍珠假得先生手寫稿帙，增如幹首為今本，仍珠乃付精椠，以永其傳。
先生自序述其友束季苻之言，謂其詩他日必有知者。
夫啟超則何足以知先生，然以李杜萬丈光焰，韓公猶有群兒多毀之歎，豈文章真價必易世而始章也！ 噫嘻。
乙卯十月新會梁啟超。
《晚清兩大家詩鈔》題辭 一 晚清兩大家詩是什麼？一部是元和金亞匏先生的《秋蟪吟館詩》，一部是嘉應黃公度先生的《人境廬詩》。
我認這兩位先生是中國文學革命的先驅，我認這兩部詩集是中國有詩以來一種大解放，這《詩鈔》是我拿自己的眼光，将兩部集裡頭最好的詩——最能代表兩先生精神，而且可以為解放模範的，鈔将下來。
所鈔約各占原書三分一的光景。
我為什麼忽然編起這部書來呢？我想，文學是人生最高尚的嗜好，無論何時，總要積極提倡的，即使沒有人提倡他，他也不會滅絕，不惟如此，你就想禁遏他，也禁遏不來，因為稍有點子的文化的國民，就有這種嗜好。
文化越高，這種嗜好便越重。
但是若沒有人往高尚的一路提倡，他卻會委靡堕落，變成社會上一種毒害。
比方男女情愛，禁是禁不來的。
本質原來又是極好的，但若不向高尚處提，結果可以流于醜穢。
還有一義，文學是要常常變化更新的，因為文學的本質和作用，最主要的就是“趣味”。
趣味這件東西，是由内發的情感和外受的環境交媾發生出來。
就社會全體論，各個各個時代趣味不同，就一個人而論，趣味亦刻刻變化，任憑怎麼好的食品，若是頓頓照樣吃，自然讨厭，若是将剩下來的嚼了又嚼，那更一毫滋味都沒有了。
我因為文學上高尚和更新兩種目的，所以要編這部書。
我又想，文學是無國界的。
研究文學，自然不當限于本國，何況近代以來，歐洲文化，好像萬流齊奔，萬花齊茁，我們僥幸生在今日，正應該多預備“敬領謝”的帖子，将世界各派的文學盡量輸入。
就這點看來，研究外國文學，實在是比研究本國的趣味更大益處更多。
但卻有一層要計算到，怎麼叫做輸入外國文學呢？第一件，将人家的好著作，用本國語言文字譯寫出來。
第二件，采了他的精神，來自己著作，造出本國的新文學。
要想完成這兩種職務，必須在本國文學上有相當的素養。
因為文學是一種“技術”，語言文字是一種“工具”，要善用這工具，才能有精良的技術，要有精良的技術，才能将高尚的情感和理想傳達出來。
所以講别的學問，本國的舊根柢淺薄些，都還可以，講到文學，卻是一點兒偷懶不得。
我因為在新舊文學過渡期内，想法教我們把向來公用的工具，操練純熟，而且得有新式運用的方法，來改良我們的技術，所以要編這部書。
二 我要講這兩部詩的價值，請先将我向來對于詩學的意見，略略說明。
詩不過文學之一種，然确占極重要之位置，在中國尤甚。
歐洲的詩，往往有很長的，一位大詩家，一生隻做得十首八首，一首動辄數萬言，我們中國卻沒有。
有人說是中國詩家才力薄的證據，其實不然。
中國有廣義的詩，有狹義的詩，狹義的詩，“三百篇”和後來所謂“古近體”的便是。
廣義的詩，則凡有韻的皆是，所以賦亦稱“古詩之流”，詞亦稱“詩餘”。
講到廣義的詩，那麼從前的“騷”咧，“七”咧，“賦”咧，“謠”咧，“樂府”咧，後來的“詞”咧，“曲本”咧，“山歌”咧，“彈詞”咧，都應該納入詩的範圍。
據此說來，我們古今所有的詩，短的短到十幾個字，長的長到十幾萬字，也和歐人的詩沒什差别，隻因分科發達的結果，“詩”字成了個專名，和别的有韻之文相對待，把詩的範圍弄窄了，後來做詩的人在這個專名底下，摹仿前人，造出一種自己束縛自己的東西，叫做什麼“格律”，詩卻成了苦人之具了。
如今我們提倡詩學，第一件是要把“詩”字廣義的觀念恢複轉來，那麼自然不受格律的束縛。
為什麼呢？凡講格律的，詩有詩的格律，賦有賦的格律，詞有詞的格律；專就詩論，古體有古體的格律，近體有近體的格律，這都是從後起的專名産生出來。
我們既知道賦呀詞呀……呀都是詩，要作好詩，須把這些的精神都熔納在裡頭，這還有什麼格律好講呢？隻是獨往獨來，将自己的性情和所感觸的對象，用極淋漓極微眇的筆力寫将出來，這才算是真詩。
這是我對于詩的頭一種見解。
格律是可以不講的，修辭和音節卻要十分注意，因為詩是一種技術，而且是一種美的技術。
若不從這兩點着眼，便是把技術的作用，全然抹殺，雖有好意境，也不能發揮出價值來。
所謂修辭者，并非堆砌古典僻字，或賣弄浮詞豔藻，這等不過不會作詩的人，借來文飾他的淺薄處。
試看古人名作，何一不是文從字順，謝去雕鑿，何嘗有許多深文謎語來？雖然選字運句，一巧一拙，而文章價值，相去天淵。
白香山詩，不是說“老妪能解”嗎？天下古今的老妪，個個能解，天下古今的詩人，卻沒有幾個能做，說是他的理想有特别高超處嗎？其實并不見得。
隻是字句之間，說不出來的精嚴調協，令人讀起來，自然得一種愉快的感受。
古來大家名作，無不如是，這就是修辭的作用。
所謂音節者，亦并非講究“聲病”，這種浮響，實在無足重輕，但“詩”之為物，本來是與“樂”相為體用，所以《尚書》說：“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古代的好詩，沒有一首不能唱的，那“不歌而誦”之賦，所以勢力不能和詩争衡，就争這一點。
後來樂有樂的發達，詩有詩的發達，詩樂不能合一，所以樂府咧，詞咧，曲咧，層層繼起，無非順應人類好樂的天性。
今日我們做詩，雖不必說一定要能夠入樂，但最少也要抑揚抗墜，上口琅然。
近來歐人，倡一種“無韻詩”，中國人也有學他的。
舊詩裡頭，我隻在劉繼莊的《廣陽雜記》見過一首，系一位和尚做的，很長，半有韻，半無韻。
繼莊說他是天地間奇文，我笨得很，卻始終不能領會出他的好處。
但我總以為音節是詩的第一要素。
詩之所以能增人美感，全賴乎此。
修辭和音節，就是技術方面兩根大柱，想作名詩，是要實質方面和技術方面都下工夫。
實質方面是什麼，自然是意境和資料。
若沒有好意境好資料，算是實質虧空，任憑恁樣好的技術，也是白用；若僅有好意境好資料，而詞句冗拙，音節饾饤，自己意思，達得不如法，别人讀了，不能感動，豈不是因為技術不夠，連實質也糟蹋了嗎？這是我對于詩的第二種見解。
因這種見解，我要順帶着評一評白話詩問題。
我并不反對白話詩，我當十七年前，在《新民叢報》上做的《詩話》，因為批評招子庸《粵讴》，也曾很說白話詩應該提倡。
其實白話詩在中國并不算什麼稀奇，自寒山、拾得以後，邵堯夫《擊壤集》全部皆是，《王荊公集》中也不少。
這還是狹義的詩，若連廣義的詩算起來，那麼周清真、柳屯田的詞，什有九是全首白話。
元明人曲本，雖然文白參半，還是白多，最有名的《琵琶記》，佳處都是白話。
在我們文學史上，白話詩的成績，不是已經粲然可觀嗎？那些老先生忽然把他當洪水猛獸看待起來，隻好算少見多怪。
至于有一派新進青年，主張白話為唯一的新文學，極端排斥文言，這種偏激之論，也和那些老先生不相上下。
就實質方面論，若真有好意境好資料，用白話也做得出好詩，用文言也做得出好詩。
如其不然，文言誠屬可厭，白話還加倍可厭。
這是大衆承認，不必申說了。
就技術方面論，卻很要費一番比較研究，我不敢說白話詩永遠不能應用最精良的技術，但恐怕要等到國語經幾番改良蛻變以後，若專從現行通俗語底下讨生活，其實有點不夠。
第一，凡文以詞約義豐為美妙，總算得一個原則。
拿白話和文言比較，無論在文在詩，白話總比文言冗長三分之一。
因為名詞動詞，文言隻用一個字的，白話非用兩個字不能成話，其他轉詞助詞等，白話也格外用得多。
試舉一個例，杜工部《石壕吏》的“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譯出白話來是：“活着的捱一天是一天，死過的算永遠完了。
”我這兩句還算譯得對嗎？不過原文十字變成十七字了。
所以講到修潔兩個字，白話實在比文言加倍困難。
第二，美文貴含蓄，這原則也該大家公認。
所謂含蓄者，自然非廋詞謎語之謂，乃是言中有意，一種匣劍帷燈之妙，耐人尋味。
這種技術，精于白話的人，固然也會用，但比文言總較困難。
試拿宋代幾位大家的詞一看，同是一人，同寫一樣情節，白話的總比文言的淺露寡味，可見白話本身，實容易陷入一覽無餘的毛病。
（“容易”二字注意，并不是說一定）更舉一個切例，本書中黃公度的《今别離》四首，大衆都認他是很有價值的創作，試把他翻成白話，或取他的意境自做四首白話，不惟冗長了許多，而且一定索然無味。
白話詩含蓄之難，可以類推。
第三，字不夠用，這是做“純白話體”的人最感苦痛的一樁事。
因為我們向來語文分離，士大夫不注意到說話的進化，“話”的方面，卻是絕無學問的多數人，占了勢力，凡傳達稍高深思想的字，多半用不着。
所以有許多字，文言裡雖甚通行，白話裡卻成僵棄。
我們若用純白話體做說理之文，最苦的是名詞不夠。
若一一求其通俗，一定弄得意義淺薄，而且不正确。
若做英文，更添上形容詞動詞不夠的苦痛。
陶淵明的“暧暧遠人村，依依生晚煙”，李太白的“黃河從西來，窈窕入遠山”，這種絕妙的形容詞，我們話裡頭就沒有方法找得出來。
杜工部的“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深省”兩個字，白話要用幾個字呢，字多也罷了，意味卻還是不對。
這不過随手舉一兩個例，若細按下去，其實觸目皆是。
所以我覺得極端的“純白話詩”，事實上算是不可能，若必勉強提倡，恐怕把将來的文學，反趨到籠統淺薄的方向，殊非佳兆。
以上三段，都是從修辭的技術上比較研究。
第四，還有音節上的技術。
我不敢說白話詩不能有好音節，因為音樂節奏，本發于人性之自然，所以山歌童謠，亦往往琅琅可聽，何況文學家刻意去做，哪裡有做不到的事？現在要研究的，還是難易問題。
我也曾讀過胡适之的《嘗試集》，大端很是不錯，但我覺得他依着詞家舊調譜下來的小令，格外好些。
為什麼呢？因為五代兩宋的大詞家，大半都懂音樂，他們所創的調，都是拿樂器按拍出來，我們依着他填，隻要意境字句都新，自然韻味雙美，我們自創新音，何嘗不能？可惜我們不懂音樂，隻成個“有志未逮”，而純白話體有最容易犯的一件毛病，就是枝詞太多，動辄傷氣。
試看文言的詩詞，“之乎者也”，幾乎絕對的不用，為什麼呢？就因為他傷氣，有妨音節。
如今做白話詩的人，滿紙“的麼了哩”，試問從哪裡得好音節來？我常說，“做白話文有個秘訣”，是“的麼了哩”越少用越好，就和文言的“之乎者也”，可省則省，同一個原理。
現在報章上一般的白話文，若叫我點竄，最少也把他的“的麼了哩”删去一半。
我們看《鏡花緣》上君子國的人掉書包，滿嘴“之乎者也”，誰不覺得頭巾俗氣，可厭可笑。
如今做白話文的人，卻是“新之乎者也”不離口，還不是一種變相的頭巾氣？做文尚且不可，何況拿來入詩？字句既不修飾，加上許多濫調的語助辭，真成了詩的“新八股腔”了。
以上所說，是專就技術上研究白話詩難工易工的問題，并不是說白話詩沒有價值。
我想白話詩将來總有大成功的希望，但須有兩個條件：第一，要等到國語進化之後，許多文言，都成了“白話化”。
第二，要等到音樂大發達之後，做詩的人，都有相當音樂智識和趣味，這卻是非需以時日不能。
現在有人努力去探辟這殖民地，自然是極好的事，但絕對的排斥文言，結果變成獎勵俗調，相習于粗糙淺薄，把文學的品格低下了，不可不慮及。
其實文言白話，本來就沒有一定的界限，“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牆走，老婦出門看。
”算文言呀，還是算白話？“浔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弦。
”算文言呀，還是算白話？再高尚的，“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别離。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算文言呀，還是算白話？就是在律詩裡頭，“尚想舊情憐婢仆，也曾因夢送錢财。
情知此恨人人有，貧賤夫妻百事哀。
”算文言呀，還是算白話？那最高超雄渾的，“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
”算文言呀，還是算白話？若說是定要滿紙“的麼了哩”，定要将《石壕吏》三四兩句改作“有一位老頭子爬牆頭跑了，一位老婆子出門口張望張望”，才算白話，老實說，我就不敢承教。
若說我剛才所舉出的那幾聯都算得白話，那麼白話、文言，畢竟還有什麼根本差别呢？老實講一句，我們的白話、文言，本來就沒有根本差别，最要緊的，不過語助詞有些變遷或是單字不便上口，改為複字。
例如文言的“之”、“者”，白話變為“的”；文言的“矣”，白話變為“了”；文言的“乎”、“哉”，白話變為“麼”、“嗎”；文言單用“因”字“為”字，白話總要“因為”兩字連用；文言“故”字“所以”字随便用，白話專用“所以”。
“的”“了”“麼”“嗎”，固然是人人共曉，“之”“者”“矣”“乎”“哉”，何嘗不也是人人共曉？《論語》隻用“斯”字，不用“此”字，後人作文，若說定要把“此”改作“斯”才算古雅，固然可笑，若說“斯”字必不許用，又安有此理？“能飲一杯無”，古文應作，“能飲一杯乎”，白話應作“能飲一杯麼”，其實“乎”“無”“麼”三字原隻是一字，不過口意微變，演成三體，用“乎”用“無”用“麼”，盡聽人絕對的自由選擇，讀者一樣的盡人能解。
近來有人将文言比歐洲的希臘文、拉丁文，将改用白話體比歐洲近世各國之創造國語文學，這話實在是誇張太甚，違反真相。
希臘拉丁語和現在的英法德語，語法截然不同，字體亦異，安能不重新改造？譬如我中國人治佛學的，若使必要誦習梵文，且著作都用梵文寫出，思想如何能普及，自然非用本國通行文字寫他不可。
中國文言白話的差别，隻能拿現在英國通俗文，和莎士比亞時代英國古文的差别做個比方，絕不能拿現在英、法、德文，和古代希臘、拉丁文的差别做個比方。
現代英國人，排斥希臘、拉丁，是應該的，是可能的，排斥《莎士比亞集》，不惟不應該，而且不可能。
因為現代英文和《莎士比亞集》并沒有根本不同，絕不能完全脫離了他，創成獨立的一文體。
我中國白話之與文言，正是此類。
何況文字不過一種工具，他最要緊的作用，第一，是要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完全傳達出來。
第二，是要令對面的人讀下去能确實了解。
就第二點論，讀“活着的捱一天是一天，死過的算永遠完了”這兩句話能夠了解的人，讀“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這兩句話，亦自會了解。
質言之，讀《水浒傳》、《紅樓夢》能完全了解字句的人，讀《論語》、《孟子》也差不多都了解。
《論語》、《孟子》一字不解的，便《水浒》、《紅樓》亦哪裡讀得下去——這專就普通字句論。
若書中的深意，自然是四種書各各都有難解處。
又字句中仍有須特别注釋的，四種書都有，——就第一點論，卻是文言白話，各有各的特長。
例如描寫社會實狀，委曲詳盡，以及情感上曲折微妙傳神之筆，白話最擅長，條約法律等條文，非文言不能簡明正确；普通說理叙事之文，兩者皆可，全視作者運用娴熟與否為工拙。
我這段話自問總算極為持平，所以我覺得文言白話之争，實在不成問題。
一兩年來，大家提倡白話，我是極高興。
高興什麼？因為文學界得一種解放。
若翻過來極端的排斥文言，那不是解放，卻是别造出一種束縛了，标榜白話文的格律義法，還不是“桐城派第二”？這總由脫不了二千年來所謂“表章什麼，罷黜什麼”的劣根性，我們今日最宜切戒。
依我的主張，是應采絕對自由主義，除了用艱僻古字，填砌陳腐典故，以及古文家缛筆膚語，應該排斥外，隻要是樸實說理，懇切寫情，無論白話文言，都可尊尚，任憑作者平日所練習以及一時興會所到，無所不可。
甚至一篇裡頭，白話文言，錯雜并用，隻要調和得好，也不失為名文。
這是我對于文學上一般的意見。
專就讨論，第一，押險韻，用僻字，是要絕對排斥的。
第二，用古典作替代語，變成“點鬼簿”，是要絕對排斥的。
第三，美人芳草，托興深微，原是一種象征的作用，做得好的自應推尚，但是一般詩家陳陳相襲，變成極無聊的謎語，也是要相對排斥的。
第四，律詩有篇幅的限制，有聲病的限制，束縛太嚴，不便于自由發擄性靈，也是該相對的排斥。
然則将來新詩的體裁該怎麼樣呢？第一，四言、五言、七言、長短句，随意選擇。
第二，騷體、賦體、詞體、曲體，都拿來入詩。
在長篇裡頭，隻要調和得好，各體并用也不妨。
第三，選詞以最通行的為主，俚語俚句，不妨雜用，隻要能調和。
第四，純文言體或純白話體，隻要詞句顯豁簡練，音節諧适，都是好的。
第五，用韻不必拘拘于《佩文詩韻》，且至唐韻古音，都不必多管，惟以現在口音諧協為主。
但韻卻不能沒有，沒有隻好不算詩。
白話體自然可用，但有兩個條件，應該注意：第一，凡字面及句法有用普通文言可以達意者，不必定換俚字俗語。
若有意如此，便與舊派之好換僻字自命典雅者，同屬一種習氣，徒令文字冗長惹厭。
第二，語助辭愈少用愈好，多用必緻傷氣，便像文言詩滿紙“之乎者也”，還成個什麼詩呢？若承認這兩個條件，那麼白話詩和普通文言詩，竟沒有很顯明的界線，寒山、拾得、白香山，就是最中庸的詩派。
我對于白話詩的意見大略如此。
因為研究詩的技術方面，涉及目前一個切要問題，話未免太多了，如今要轉向實質方面。
我們中國詩家有一個根本的缺點，就是厭世氣味太重。
我的朋友蔣百裡曾有一段話，說道：“中國的哲學，北派占優勢，可是文學的勢力，實在是南派較強。
南派的祖宗，就是那懷石沉江的屈子。
他的一個厭世觀，打動了多少人心，所以賈長沙的哭，李太白的醉，做了文人一種模範。
到後來末流，文人自命清高，對于人生實在生活，成一種悲觀的态度，好像‘世俗’二字，和‘文學’是死對頭一般。
”（《改造》第一号《談外國文學之先決條件》）這段話真是透辟。
我少年時亦曾有兩句詩，說道：“平生最惡牢騷語，作态呻吟苦恨誰。
”（《飲冰室詩稿》）我想，我們若不是将這種觀念根本打破，在文學界斷不能開拓新國土。
第二件，前人都說，詩到唐朝極盛，我說，詩到唐朝始衰。
為什麼呢？因為唐以詩取士，風氣所趨，不管什麼人都學謅幾句，把詩的品格弄低了。
原來文學是一種專門之業，應該是少數天才俊拔而且性情和文學相近的人，屏棄百事，專去研究他，做成些優美創新的作品，供多數人賞玩。
那多數人隻要去賞玩他，涵養自己的高尚性靈便夠了，不必人人都作，這才是社會上人才經濟主義。
如今卻好了，科舉既廢，社會對于舊派的詞章家，帶一種輕薄态度。
做詩不能換飯吃，從今以後，若有喜歡做詩的人，一定是為文學而研究文學，根柢已經是純潔高尚了。
加以現代種種新思潮輸入，人生觀生大變化，往後做文學的人，一定不是從前那種消極理想。
所以我覺得，中國詩界大革命，時候是快到了。
其實就以中國舊詩而論，那幾位大名家所走的路，并沒有錯。
其一，是專玩味天然之美，如陶淵明、王摩诘、李太白、孟襄陽一派。
其二，是專描寫社會實狀，如杜工部、白香山一派。
中國最好的詩，大都不出這兩途，還要把自己真性情表現在裡頭，就算不朽之作。
往後的新詩家，隻要把個人歎老嗟卑，和無聊的應酬交際之作一概删汰，專從天然之美和社會實相兩方面着力，而以新理想為之主幹，自然會有一種新境界出現。
至于社會一般人，雖不必個個都做詩，但詩的趣味，最要涵養。
如此，然後在這實社會上生活，不至幹燥無味，也不至專為下等娛樂所奪，緻品格流于卑下。
這是我對于詩的第三種見解。
金、黃兩先生的詩，能夠完全和我理想上的詩相合嗎？還不能，但總算有幾分相似了。
我如今要把兩先生所遭值的環境和他個人曆史，簡單叙述，再對于他的詩略下批評。
（下略） 《麗韓十家文鈔》序 韓之遺民金澤榮，最錄其國先達之文之雅正者，命曰《麗韓九家文》，以贻其友王性淳。
王氏複益以金氏所作為十家，家寫一篇，而介張季直先生以請序于餘。
餘常以為凡論詩文，非讀全集，不能有所評骘。
僅此十篇者，不足以見十家造詣之所至明矣，不足以見彼都文運升降之迹益明矣。
然吾讀此而歎彼都固嘗大有人在，即此十篇者，而其士夫所蘊蓄所宗尚所诒播，蓋可見也。
夫國之存亡，非謂夫社稷宗廟之興廢也，非謂夫正朔服色之存替也，蓋有所謂國民性者。
國民性而喪，雖社稷宗廟正朔服色俨然，君子謂之未始有國也。
反是，則雖微社稷宗廟正朔服色，豈害為有國。
國民性何物？一國之人，千數百年來受諸其祖若宗，而因以自覺其卓然别成一合同而化之團體以示異于他國民者是已。
國民性以何道而嗣續，以何道而傳播，以何道而發揚，則文學實傳其薪火而管其樞機，明乎此義，然後知古人所謂文章為經國大業不朽盛事者，殊非誇也。
今歲歐洲大戰，有胎禍之一國曰塞爾維亞者，世所共聞也。
此國之亡，嘗七百年矣，距今百年前，乃始光複舊物，漸得列于附庸。
今乃攘臂與世界一大名國戰，而勝敗尚在不可知之數，彼獨非世之鮮民也哉，而至竟若是。
吾嘗稽其史乘，知其人尊尚其先民之文學也至深厚，因文學而憶記其先烈，而想慕之，而讴歌之，而似續之，不複其初焉而不止也。
豈惟塞爾維亞，希臘也，意大利也，德意志也，皆若是已耳。
夫生為今日之韓人者，宜若為宇宙間一奇零之夫，無複可以自效于國家與天壤，顧以吾所持論，則謂宇宙間安有奇零人，人自奇零而已。
苟甘自奇零，則當世名國中奇零之人又豈鮮，獨韓人也欤哉？然則金、王二君之志事，于是乎可敬，而十家文之鈔輯，于是乎非無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