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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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口氣，搖搖頭說：
“難道能讓我們所那個頭頭拿整個工作當兒戲，這可真叫人難受！我們研究所那些精明強幹和業務熟練的人員個個工作都不錯，但是，在他的領導下能幹出名堂嗎？”
“你等等，”這位部長級官員有些着急地說，“你在說什麼？”
“就是我們那位所長大人。
你知道嗎？他老早就預料到了，這樣的任務很可能下達給我們，因此他很快就辦妥了休假手續，并走得遠遠的。
他當然知道，這項任務他完成不了。
他在這方面簡直是一竅不通，而且他怕露餡兒。
每次拿給他文件讓他簽發，他一壓就是幾個星期，你知道這是為什麼嗎？因為他吃不透材料的意思，提心吊膽，害怕出什麼差錯。
于是他要去濱海地區療養，就選目前這個時機，以便避開起草關于車臣的這份文件。
不知哪兒來的一個白癡，告訴他說任務已經分配下來了。
你想他該怎麼辦呢？他可能認為，他似乎什麼情況也不了解，而當他回來後，人們再向他報告，就說根據下達的指示，他們已寫好了一份文件。
如果文件中有什麼地方出了問題，這也是他不在時由其他人造成的，他沒有過錯，而他要追究下屬人員的責任。
左右逢源，這話不假吧？那麼，現在他該幹些什麼呢？既然已經通知了任務已經下達，無法再裝做不知道了。
坐飛機回來，他要親自領導。
這項任務畢竟是我們國家頭等重要的事情，誰也無法回避。
他就成立了一個工作組，由他親自領導。
而他本人卻是夜不成眠，什麼好藥也無法使他入睡，誠惶誠恐地等待着天亮。
他真叫人覺得可憐，可是他又不想參與這項工作，他也老實承認，這個工作拖不得。
有趣的是，究竟什麼人把他推到了這種易受攻擊的位置上呢？” “怎麼能說成是推呢？”這位國家官員反駁說，“沒有人去推你們的所長。
向所領導人報告一下，他的部門已經接受了任務，這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一點也不奇怪。
在這方面你發現有秘密活動嗎？” “有，這件事有些蹊跷，他在休假時，所長是我。
我是所長，明白嗎？作為一位領導人，我完全知道我的研究所裡發生的事情。
應當由我，而不是由部裡的某某人決定，什麼需要通知正在休假的所長，而什麼不需要通知他。
早在一個月前，我和他就說妥，隻要一有可能接受這種任務，他馬上辦理休假手續出發遠行，而起草文件的任務将由一個工作組完成，這個小組由我領導，因為在這類問題的研究上，我畢竟比他強。
倘若他還在莫斯科的話，那麼人們就搞不明白了，為什麼他不親自領導工作組，撰寫這份重要的文件呢？這可是一份事關全國的要件啊！而在他已經走了的情況下，不會再有什麼問題了。
可是，為什麼又有人通知了他，你能給我解釋一下嗎？打這個電話就等于把他逼進了一個角落，使他無法再做其他選擇。
因此得到這個通知後，他就不可能仍呆在療養院裡了，必須對這件事做出反應，需要立即動身回來領導工作組。
這就是他的情況，事情這麼辦會使誰更加滿意呢？” “我不明白，你為何如此心神不定，”這位官員聳了聳肩說，“如果按地位而論應當由他領導工作組，就讓他名正言順地去領導吧，如果你在這方面的研究造詣甚高，所有材料由你起草。
大家都是這麼辦的，我沒看出有什麼問題。
署上領導人的名字僅是為了履行公事，首長從來也不親自動手。
” “這事在您看來可能不值一提，”普裡貝洛夫用很平靜的語氣說，“我的博士論文應當派上用場，我需要将它付諸實踐，同時我也需要名望。
如果由我領導工作組，對此必然要下命令，它就能永遠證實這一事實。
而如果由我們所的頭兒正式領導這個小組，那麼我什麼好處也撈不到。
親愛的，我已經不是應當為這位大叔效力的那個歲數了。
因此請您要考慮到，我們的研究所會葬送這項任務。
我們将愧對整個部，而部又會愧對政府。
” “你這是危言聳聽，”這位國家官員指出，“要知道現在是你領導這個研究所，你是代理所長。
你竟然如此無動于衷地對我說，你的研究所完不成部和政府下達的任務？換句話說，你是位不稱職的所長，你沒能力領導這個研究所，是不是這樣？” “假若我是所長，那就應該由我領導這個工作組，”普裡貝洛夫态度很堅定地說，“在這種情況下，我要親自對出手的總結性文件的質量負責，我可以向你保證，送出的文件必定是觀點明确條理清楚邏輯嚴謹的。
而如果工作組由我們那位院士所長領導，那麼你們作為辦事正派的人應當起草一份命令，将他從休假地召回。
那時這份總結性文件就不是在我的領導下，而是在他的領導下被葬送。
你們應當明白，現在這種做法，不僅把他推到了衆矢之的的位置上，就連我也不能幸免。
既然你們不讓我領導工作組并組織文件的撰寫，你們就别打算把失敗的責任往我身上推。
親愛的，您對這類需要慎重做出的行政決定怎麼能抱無所謂的态度呢？” “這麼說來，還是你對，考慮得周全。
”這位熟人沉思少頃後說。
第二天，院士所長轉彎抹角地了解到，由于要撰寫一份關于車臣危機的材料，部裡就有人賣勁地打起了研究所的主意。
院士所長開始有些坐卧不安，雖然傳到他耳朵的消息是隻言片語，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文件的完稿日期要大大提前……他從普裡貝洛大的臉色就已感覺到，想得到他的幫助和支持是沒有指望了。
全部希望隻好寄托在謝爾貢身上，此人也是一位副所長，正在籌備起草這份文件的一些理論家和調解沖突的專家也曾在他的領導下工作過。
彼得-帕夫洛維奇-謝爾貢同樣想參加瓜分這塊大蛋糕。
不過他的做法不像普裡貝洛夫那樣魯莽和不顧一切，但是想插手這份文件起草的想法确實存在。
彼得-帕夫洛維奇想領導自己從事的科學研究工作，成為專家小組的頭，這些專家隻對這個科研方向範圍内的一些課題開展研究。
他對其他問題不感興趣，也不想為了錢或者職位去研究它們。
他渴望具有學者的名望，他把這種名望隻看做是在獨立科研方面發表了精品佳作和提出了真知灼見的結果，這項科研工作解決了在多民族社會意識背景下的社會沖突問題。
當然，他同樣非常希望在上送材料的附函中寫上，此材料是由謝爾貢副博士領導的工作組寫成的。
這也為他今後出名作了鋪墊。
當他要為創辦自己的實驗室甚至研究所而開辟道路時，大家都會說：這就是那位為總統起草文件的謝爾貢；就是這位謝爾貢解答了制止車臣戰争的一些疑難問題；這些人都曾經和謝爾貢一起工作過，他們是謝爾貢學派。
到那個時候不但有了自己的研究所，也有了經費，有了幹部，對他當刮目相看。
但是，他不知道應當怎樣做才能把謝爾貢的名字寫進那封附函中，對此他一籌莫展。
有一天，他是乘地鐵回家的。
那天路上結了一層薄冰，清晨路面打滑，他沒有冒險開車上班。
天色已經很晚了，10時15分了，可是當他離開研究所大樓數米遠轉過身擡頭望時，透過第五層的窗戶可以看到明亮的燈光，這就是說研究人員們還在工作。
當然這不值得大驚小怪，因為部裡每月總要向他們下達一兩個“急件”，大家加班加點幹工作，因為他們每人都佩戴着肩章，就可以命令他們說：工作沒幹完不準回家。
大家都沒有走，認真工作，誰也不閑着。
這個研究所坐落在莫斯科市中心，位于歪歪斜斜的一些小巷深處，小巷雖說是石砌路面，但工程質量低劣，加之路燈經常不亮，路過這裡踏進凹坑和威腳的事時常發生。
從研究所有三條路通向三個不同的地鐵站，距離幾乎都差不多，路都同樣不好走。
彼得-帕夫洛維奇注意看着腳下和人行道路面，小心翼翼，生怕摔一跤，他隻顧走路，沒有察覺從哪裡冒出來一個男人。
也不知道他是迎面走過來的，還是從後面赴上來的，或是從側面過來的。
“您就是彼得-帕夫洛維奇嗎？”那個男人用渾厚的嗓音像背台詞一樣地問道。
“是的。
”謝爾貢順口答道，困惑不解地
你知道嗎？他老早就預料到了，這樣的任務很可能下達給我們，因此他很快就辦妥了休假手續，并走得遠遠的。
他當然知道，這項任務他完成不了。
他在這方面簡直是一竅不通，而且他怕露餡兒。
每次拿給他文件讓他簽發，他一壓就是幾個星期，你知道這是為什麼嗎？因為他吃不透材料的意思，提心吊膽，害怕出什麼差錯。
于是他要去濱海地區療養，就選目前這個時機，以便避開起草關于車臣的這份文件。
不知哪兒來的一個白癡，告訴他說任務已經分配下來了。
你想他該怎麼辦呢？他可能認為，他似乎什麼情況也不了解，而當他回來後，人們再向他報告，就說根據下達的指示，他們已寫好了一份文件。
如果文件中有什麼地方出了問題，這也是他不在時由其他人造成的，他沒有過錯，而他要追究下屬人員的責任。
左右逢源，這話不假吧？那麼，現在他該幹些什麼呢？既然已經通知了任務已經下達，無法再裝做不知道了。
坐飛機回來，他要親自領導。
這項任務畢竟是我們國家頭等重要的事情，誰也無法回避。
他就成立了一個工作組，由他親自領導。
而他本人卻是夜不成眠，什麼好藥也無法使他入睡，誠惶誠恐地等待着天亮。
他真叫人覺得可憐，可是他又不想參與這項工作，他也老實承認，這個工作拖不得。
有趣的是，究竟什麼人把他推到了這種易受攻擊的位置上呢？” “怎麼能說成是推呢？”這位國家官員反駁說，“沒有人去推你們的所長。
向所領導人報告一下，他的部門已經接受了任務，這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一點也不奇怪。
在這方面你發現有秘密活動嗎？” “有，這件事有些蹊跷，他在休假時，所長是我。
我是所長，明白嗎？作為一位領導人，我完全知道我的研究所裡發生的事情。
應當由我，而不是由部裡的某某人決定，什麼需要通知正在休假的所長，而什麼不需要通知他。
早在一個月前，我和他就說妥，隻要一有可能接受這種任務，他馬上辦理休假手續出發遠行，而起草文件的任務将由一個工作組完成，這個小組由我領導，因為在這類問題的研究上，我畢竟比他強。
倘若他還在莫斯科的話，那麼人們就搞不明白了，為什麼他不親自領導工作組，撰寫這份重要的文件呢？這可是一份事關全國的要件啊！而在他已經走了的情況下，不會再有什麼問題了。
可是，為什麼又有人通知了他，你能給我解釋一下嗎？打這個電話就等于把他逼進了一個角落，使他無法再做其他選擇。
因此得到這個通知後，他就不可能仍呆在療養院裡了，必須對這件事做出反應，需要立即動身回來領導工作組。
這就是他的情況，事情這麼辦會使誰更加滿意呢？” “我不明白，你為何如此心神不定，”這位官員聳了聳肩說，“如果按地位而論應當由他領導工作組，就讓他名正言順地去領導吧，如果你在這方面的研究造詣甚高，所有材料由你起草。
大家都是這麼辦的，我沒看出有什麼問題。
署上領導人的名字僅是為了履行公事，首長從來也不親自動手。
” “這事在您看來可能不值一提，”普裡貝洛夫用很平靜的語氣說，“我的博士論文應當派上用場，我需要将它付諸實踐，同時我也需要名望。
如果由我領導工作組，對此必然要下命令，它就能永遠證實這一事實。
而如果由我們所的頭兒正式領導這個小組，那麼我什麼好處也撈不到。
親愛的，我已經不是應當為這位大叔效力的那個歲數了。
因此請您要考慮到，我們的研究所會葬送這項任務。
我們将愧對整個部，而部又會愧對政府。
” “你這是危言聳聽，”這位國家官員指出，“要知道現在是你領導這個研究所，你是代理所長。
你竟然如此無動于衷地對我說，你的研究所完不成部和政府下達的任務？換句話說，你是位不稱職的所長，你沒能力領導這個研究所，是不是這樣？” “假若我是所長，那就應該由我領導這個工作組，”普裡貝洛夫态度很堅定地說，“在這種情況下，我要親自對出手的總結性文件的質量負責，我可以向你保證，送出的文件必定是觀點明确條理清楚邏輯嚴謹的。
而如果工作組由我們那位院士所長領導，那麼你們作為辦事正派的人應當起草一份命令，将他從休假地召回。
那時這份總結性文件就不是在我的領導下，而是在他的領導下被葬送。
你們應當明白，現在這種做法，不僅把他推到了衆矢之的的位置上，就連我也不能幸免。
既然你們不讓我領導工作組并組織文件的撰寫，你們就别打算把失敗的責任往我身上推。
親愛的，您對這類需要慎重做出的行政決定怎麼能抱無所謂的态度呢？” “這麼說來，還是你對，考慮得周全。
”這位熟人沉思少頃後說。
第二天，院士所長轉彎抹角地了解到，由于要撰寫一份關于車臣危機的材料，部裡就有人賣勁地打起了研究所的主意。
院士所長開始有些坐卧不安，雖然傳到他耳朵的消息是隻言片語，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文件的完稿日期要大大提前……他從普裡貝洛大的臉色就已感覺到，想得到他的幫助和支持是沒有指望了。
全部希望隻好寄托在謝爾貢身上，此人也是一位副所長，正在籌備起草這份文件的一些理論家和調解沖突的專家也曾在他的領導下工作過。
彼得-帕夫洛維奇-謝爾貢同樣想參加瓜分這塊大蛋糕。
不過他的做法不像普裡貝洛夫那樣魯莽和不顧一切，但是想插手這份文件起草的想法确實存在。
彼得-帕夫洛維奇想領導自己從事的科學研究工作，成為專家小組的頭，這些專家隻對這個科研方向範圍内的一些課題開展研究。
他對其他問題不感興趣，也不想為了錢或者職位去研究它們。
他渴望具有學者的名望，他把這種名望隻看做是在獨立科研方面發表了精品佳作和提出了真知灼見的結果，這項科研工作解決了在多民族社會意識背景下的社會沖突問題。
當然，他同樣非常希望在上送材料的附函中寫上，此材料是由謝爾貢副博士領導的工作組寫成的。
這也為他今後出名作了鋪墊。
當他要為創辦自己的實驗室甚至研究所而開辟道路時，大家都會說：這就是那位為總統起草文件的謝爾貢；就是這位謝爾貢解答了制止車臣戰争的一些疑難問題；這些人都曾經和謝爾貢一起工作過，他們是謝爾貢學派。
到那個時候不但有了自己的研究所，也有了經費，有了幹部，對他當刮目相看。
但是，他不知道應當怎樣做才能把謝爾貢的名字寫進那封附函中，對此他一籌莫展。
有一天，他是乘地鐵回家的。
那天路上結了一層薄冰，清晨路面打滑，他沒有冒險開車上班。
天色已經很晚了，10時15分了，可是當他離開研究所大樓數米遠轉過身擡頭望時，透過第五層的窗戶可以看到明亮的燈光，這就是說研究人員們還在工作。
當然這不值得大驚小怪，因為部裡每月總要向他們下達一兩個“急件”，大家加班加點幹工作，因為他們每人都佩戴着肩章，就可以命令他們說：工作沒幹完不準回家。
大家都沒有走，認真工作，誰也不閑着。
這個研究所坐落在莫斯科市中心，位于歪歪斜斜的一些小巷深處，小巷雖說是石砌路面，但工程質量低劣，加之路燈經常不亮，路過這裡踏進凹坑和威腳的事時常發生。
從研究所有三條路通向三個不同的地鐵站，距離幾乎都差不多，路都同樣不好走。
彼得-帕夫洛維奇注意看着腳下和人行道路面，小心翼翼，生怕摔一跤，他隻顧走路，沒有察覺從哪裡冒出來一個男人。
也不知道他是迎面走過來的，還是從後面赴上來的，或是從側面過來的。
“您就是彼得-帕夫洛維奇嗎？”那個男人用渾厚的嗓音像背台詞一樣地問道。
“是的。
”謝爾貢順口答道，困惑不解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