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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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作用産生的影響始終是特别大的，在這裡找到一些熟人，對索洛馬京來說不會有任何困難。
紹利亞克還沒有出獄，正在獄中度過出獄前的最後的日子，而此時索洛馬京已經了解到了有關情況。
對實現他的目标來說，最有希望提供幫助的是兩個研究所，其中一個隸屬于内務部，另一個則隸屬于緊急狀态部。
在這兩個研究所裡工作的有調解沖突的專家，而類似于車臣危機這種問題，是由政治理論家、社會學家、法律學家、軍事家、經濟學家以及心理學家和精神病學家集體進行研究和寫作的。
總而言之，這兩個研究所對車臣問題進行了綜合、廣泛和認真的研究，更不用說那些由政府成員管轄的人才濟濟的科研機構了。
接下來就需要确定，這兩個研究所中的哪一個取得成功的把握性更大。
維亞切斯拉夫-葉戈羅維奇知道，應當從哪些方面考察并根據什麼條件下結論。
其中一個研究所的領導班子由老練的人員組成，也就是說這些人是在六七十年代成長起來的。
那時占統治地位的原則是：第一個報告情況的人就是反應比較敏銳的人，而經常報喜的人就能成為紅人兒。
除了上述兩條原則外還有第三條原則，一般說來這條原則實際上與第一條類同，這就是愛打小報告的人吃香。
另一個研究所的首長（他們就是首長，而不是所長，因為這兩個研究所都隸屬于軍事化的部門，并且它們的工作人員都佩戴肩章），是一個上了年紀的人，可是他的副手們卻是一些不超過四十二三歲的年輕人，這些人幹事情基本上不需要得到部長和政府的同意。
他們有博士學位和教授職稱、二十年以上的軍齡，退休後可以領取養老金。
因此，維亞切斯拉夫-葉戈羅維奇就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領導成員平均年齡偏大的那個科研機構上。
這位研究所的首長，在抓自己的博士學位的評定方面一點不松手，那時報告和論文的答辯做法已經開始推廣。
也許他一生也寫不出一篇像樣的有分量的學位論文，這一點大家都知道，因此大家背地裡都在譏笑他。
這位首長做過答辯之後，大約有一周時間就不停地活動，找熟人托門子，以便使自己混上某個科學院院士的學位，大家都覺得這真是可笑之極，并對他這種令人作嘔的行為嗤之以鼻。
這是一個混亂的時期，五花八門的科學院大量湧現，這些科學院又把院士學位胡亂分配。
這些學位沒有規定應承擔的義務，也不和增加工資挂鈞，更談不上這些學位對加強研究生的科學指導工作會發揮重要作用。
但是也有這樣一些人，他們為能在文件或者其他信函落款上寫上“某某院士”幾個字而感到沾沾自喜。
好啦，就祝他們身體健康，心想事成吧。
這樣做沒有好處，但是害處，不會也沒有吧。
這位上了年紀的研究所院士所長有四位副手，而實際上還不止四位，但是從事科研工作的是四個副所長。
然後他們每人主管自己的一個部門，這個部門又由處、科和實驗室組成，有自己的科研課題。
索洛馬京也沒有算過主管幹部、後勤的副職以及其他副職有多少。
到1996年2月前半月為止，形勢大緻如下： 研究所的這位院士首長決定把自己去年剩下的很長一段假期用完，就去了濱海地區本部門的一所療養院。
他從四名副職中指定一人代他履行職責。
此人就是62歲的普裡貝洛夫副博士，群衆認為，他晉升博士的論文已經寫了二十年了。
就在部裡下達命令，要求對擺脫車臣危機的各種方案盡快寫出分析材料時，代理研究所所長把領導權又交給了另一名副所長。
這位副所長姓謝爾貢，稍年輕一些，隻有57歲，也擁有副博士學位。
一個研究車臣危機的理論家小組是由他領導的。
閱曆豐富的維亞切斯拉夫-葉戈羅維奇-索洛馬京認為，隻能依靠能夠寫出總結性文件的研究所的領導人。
一個是直接領導可以寫成總結文件的研究所副所長，能依靠嗎？一個是正式代理所長的研究所副所長，他行嗎？或者依靠所長本人，他目前不在莫斯科，最近也回不來。
但是為了這件重要事情，要不就再等一等…… 根據自己的經驗，索洛馬京堅定地認為，被卷進沖突的人越多，對沖突者處理越簡單，甚至不等他們達成協議和妥協就處理了。
這樣看來，首先應當辦的事情，就是通知在濱海地區靜心休養的所長，研究所接到一項任務，非常重要而且時間緊急。
顯然，維亞切斯拉夫-葉戈羅維奇不會親自做這件事，讓大家都看到這裡面有個人動機，實在沒那個必要。
但是不管怎樣，院士所長還是知道了本所接受任務的事，他立即給代理所長普裡貝洛夫打來了電話： “伊戈爾-尼古拉那維奇，我今天就坐飛機回莫斯科，”他一本正經地說，“明天，您召集一下，16時，把所有的副所長都請來……”他還提到了幾位主任研究員的姓名，“我們要成立一個文件起草工作組，由我親自領導。
” 聽了這話以後，普裡貝洛夫氣得差點兒上不來氣。
頭兒是怎麼知道的呢？普裡貝洛夫是這樣盤算的，趁所長休假去療養，可以由他簽署發一份文件。
當然，他普裡貝洛夫不是一個傻瓜，說到成立工作組的事，他同樣馬上表示支持。
這樣做的用意何在呢？局外人不會立刻就弄明白的。
這樣做的意義就在于，這些科研工作人員對這個問題研究得很透徹，總結性文件當然由他們寫，他們使這份文件作為精品交出去，還要用研究所的公文紙寫一封附函，他們說函件上會有：茲将問題的分析材料寄給您，此緻，代理所長普裡貝洛夫等字眼。
那麼收到這份文件的人會怎麼想呢？毫無疑問他會認為：在這個研究所裡有一些精明強幹的人員，他們都是好樣的。
這可太妙了！工作人員尚且如此，一個賽一個，而他普裡貝洛夫又怎麼樣呢？當然沒說的。
因此一定得成立工作組，由他親自坐鎮領導。
也就是說，應當把研究所的所有領導人和資深學者召集起來，向他們宣布，就說我們接到一個複雜而又重要的任務，是由我們親愛的部長下達的，而當然也是我們親愛的總理下達的。
因此我命令成立一個工作組（好就好在這畢竟是一個軍事部門，行動聽指揮），它的成員有：我，還有我們大家喜歡的人。
接下來他列舉了處科的一些研究人員的名字，這些處科是從事前面已經說過的那個問題的研究的，還有兩三位德高望重的教授也被吸收進來。
文件的起草辦法要靠工作組自己決定：科研人員（從初職到高職）都要夜以繼日開動腦筋，靠大家的智慧把文件寫出來，之後拿給他們喜歡的那個人看。
他們喜歡的那個人閱讀這份文件，甚至裝模作樣對文件作了修改。
普裡貝洛夫對文件也會進行修改，即使他不修改，院士所長也會修改的。
修改之處，是把有些頁上的段落前後調換一下，将“這樣”一詞改成“如此”（例如，把“這樣重大的轉折”改成“如此重大的轉折”），用“就本質而言”代替“實際上”等等。
然後，考慮到對文件要作進一步修改，就打印若幹份，但是，最主要的還不在于此。
要緊的是必須在那封附函上寫上：茲将工作組撰寫的分析材料寄給您，此工作組是在普裡貝洛夫副博士的領導下完成這項任務的。
這才是最寶貴的核心。
收到這份文件的大老闆會閱讀它，并且會說：“這位普裡貝洛夫是個聰明人，他組織起一個精明強幹的班子，在工作中善于調動他們的積極性，顯然，他本人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很透徹。
” 工作組成立起來了，理所當然地由院士所長親自領導。
對于事情出現這樣的局面，普裡貝洛夫打心眼裡不能接受。
他當副職的時間太久了，總算碰上一次機會，哪怕是稍微體驗一下當所長的滋味也行，他就是這麼想的。
于是普裡貝洛夫就到部裡去找自己的熟人，這個人有辦法接近内閣最“上層”的人士。
他們閑談了一些其他事情，普裡貝洛夫的一個侄子今年要中學畢業，他想報考這個部門的高等學校，因此為此事操心的叔叔想從自己身居高位的熟人那裡探聽些消息，應屆中學畢業生的個人檔案材料是否已經開始整理，體檢委員會是否已經開始工作。
上面的事情說完以後，普裡貝洛夫深深歎
紹利亞克還沒有出獄，正在獄中度過出獄前的最後的日子，而此時索洛馬京已經了解到了有關情況。
對實現他的目标來說，最有希望提供幫助的是兩個研究所，其中一個隸屬于内務部，另一個則隸屬于緊急狀态部。
在這兩個研究所裡工作的有調解沖突的專家，而類似于車臣危機這種問題，是由政治理論家、社會學家、法律學家、軍事家、經濟學家以及心理學家和精神病學家集體進行研究和寫作的。
總而言之，這兩個研究所對車臣問題進行了綜合、廣泛和認真的研究，更不用說那些由政府成員管轄的人才濟濟的科研機構了。
接下來就需要确定，這兩個研究所中的哪一個取得成功的把握性更大。
維亞切斯拉夫-葉戈羅維奇知道，應當從哪些方面考察并根據什麼條件下結論。
其中一個研究所的領導班子由老練的人員組成，也就是說這些人是在六七十年代成長起來的。
那時占統治地位的原則是：第一個報告情況的人就是反應比較敏銳的人，而經常報喜的人就能成為紅人兒。
除了上述兩條原則外還有第三條原則，一般說來這條原則實際上與第一條類同，這就是愛打小報告的人吃香。
另一個研究所的首長（他們就是首長，而不是所長，因為這兩個研究所都隸屬于軍事化的部門，并且它們的工作人員都佩戴肩章），是一個上了年紀的人，可是他的副手們卻是一些不超過四十二三歲的年輕人，這些人幹事情基本上不需要得到部長和政府的同意。
他們有博士學位和教授職稱、二十年以上的軍齡，退休後可以領取養老金。
因此，維亞切斯拉夫-葉戈羅維奇就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領導成員平均年齡偏大的那個科研機構上。
這位研究所的首長，在抓自己的博士學位的評定方面一點不松手，那時報告和論文的答辯做法已經開始推廣。
也許他一生也寫不出一篇像樣的有分量的學位論文，這一點大家都知道，因此大家背地裡都在譏笑他。
這位首長做過答辯之後，大約有一周時間就不停地活動，找熟人托門子，以便使自己混上某個科學院院士的學位，大家都覺得這真是可笑之極，并對他這種令人作嘔的行為嗤之以鼻。
這是一個混亂的時期，五花八門的科學院大量湧現，這些科學院又把院士學位胡亂分配。
這些學位沒有規定應承擔的義務，也不和增加工資挂鈞，更談不上這些學位對加強研究生的科學指導工作會發揮重要作用。
但是也有這樣一些人，他們為能在文件或者其他信函落款上寫上“某某院士”幾個字而感到沾沾自喜。
好啦，就祝他們身體健康，心想事成吧。
這樣做沒有好處，但是害處，不會也沒有吧。
這位上了年紀的研究所院士所長有四位副手，而實際上還不止四位，但是從事科研工作的是四個副所長。
然後他們每人主管自己的一個部門，這個部門又由處、科和實驗室組成，有自己的科研課題。
索洛馬京也沒有算過主管幹部、後勤的副職以及其他副職有多少。
到1996年2月前半月為止，形勢大緻如下： 研究所的這位院士首長決定把自己去年剩下的很長一段假期用完，就去了濱海地區本部門的一所療養院。
他從四名副職中指定一人代他履行職責。
此人就是62歲的普裡貝洛夫副博士，群衆認為，他晉升博士的論文已經寫了二十年了。
就在部裡下達命令，要求對擺脫車臣危機的各種方案盡快寫出分析材料時，代理研究所所長把領導權又交給了另一名副所長。
這位副所長姓謝爾貢，稍年輕一些，隻有57歲，也擁有副博士學位。
一個研究車臣危機的理論家小組是由他領導的。
閱曆豐富的維亞切斯拉夫-葉戈羅維奇-索洛馬京認為，隻能依靠能夠寫出總結性文件的研究所的領導人。
一個是直接領導可以寫成總結文件的研究所副所長，能依靠嗎？一個是正式代理所長的研究所副所長，他行嗎？或者依靠所長本人，他目前不在莫斯科，最近也回不來。
但是為了這件重要事情，要不就再等一等…… 根據自己的經驗，索洛馬京堅定地認為，被卷進沖突的人越多，對沖突者處理越簡單，甚至不等他們達成協議和妥協就處理了。
這樣看來，首先應當辦的事情，就是通知在濱海地區靜心休養的所長，研究所接到一項任務，非常重要而且時間緊急。
顯然，維亞切斯拉夫-葉戈羅維奇不會親自做這件事，讓大家都看到這裡面有個人動機，實在沒那個必要。
但是不管怎樣，院士所長還是知道了本所接受任務的事，他立即給代理所長普裡貝洛夫打來了電話： “伊戈爾-尼古拉那維奇，我今天就坐飛機回莫斯科，”他一本正經地說，“明天，您召集一下，16時，把所有的副所長都請來……”他還提到了幾位主任研究員的姓名，“我們要成立一個文件起草工作組，由我親自領導。
” 聽了這話以後，普裡貝洛夫氣得差點兒上不來氣。
頭兒是怎麼知道的呢？普裡貝洛夫是這樣盤算的，趁所長休假去療養，可以由他簽署發一份文件。
當然，他普裡貝洛夫不是一個傻瓜，說到成立工作組的事，他同樣馬上表示支持。
這樣做的用意何在呢？局外人不會立刻就弄明白的。
這樣做的意義就在于，這些科研工作人員對這個問題研究得很透徹，總結性文件當然由他們寫，他們使這份文件作為精品交出去，還要用研究所的公文紙寫一封附函，他們說函件上會有：茲将問題的分析材料寄給您，此緻，代理所長普裡貝洛夫等字眼。
那麼收到這份文件的人會怎麼想呢？毫無疑問他會認為：在這個研究所裡有一些精明強幹的人員，他們都是好樣的。
這可太妙了！工作人員尚且如此，一個賽一個，而他普裡貝洛夫又怎麼樣呢？當然沒說的。
因此一定得成立工作組，由他親自坐鎮領導。
也就是說，應當把研究所的所有領導人和資深學者召集起來，向他們宣布，就說我們接到一個複雜而又重要的任務，是由我們親愛的部長下達的，而當然也是我們親愛的總理下達的。
因此我命令成立一個工作組（好就好在這畢竟是一個軍事部門，行動聽指揮），它的成員有：我，還有我們大家喜歡的人。
接下來他列舉了處科的一些研究人員的名字，這些處科是從事前面已經說過的那個問題的研究的，還有兩三位德高望重的教授也被吸收進來。
文件的起草辦法要靠工作組自己決定：科研人員（從初職到高職）都要夜以繼日開動腦筋，靠大家的智慧把文件寫出來，之後拿給他們喜歡的那個人看。
他們喜歡的那個人閱讀這份文件，甚至裝模作樣對文件作了修改。
普裡貝洛夫對文件也會進行修改，即使他不修改，院士所長也會修改的。
修改之處，是把有些頁上的段落前後調換一下，将“這樣”一詞改成“如此”（例如，把“這樣重大的轉折”改成“如此重大的轉折”），用“就本質而言”代替“實際上”等等。
然後，考慮到對文件要作進一步修改，就打印若幹份，但是，最主要的還不在于此。
要緊的是必須在那封附函上寫上：茲将工作組撰寫的分析材料寄給您，此工作組是在普裡貝洛夫副博士的領導下完成這項任務的。
這才是最寶貴的核心。
收到這份文件的大老闆會閱讀它，并且會說：“這位普裡貝洛夫是個聰明人，他組織起一個精明強幹的班子，在工作中善于調動他們的積極性，顯然，他本人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很透徹。
” 工作組成立起來了，理所當然地由院士所長親自領導。
對于事情出現這樣的局面，普裡貝洛夫打心眼裡不能接受。
他當副職的時間太久了，總算碰上一次機會，哪怕是稍微體驗一下當所長的滋味也行，他就是這麼想的。
于是普裡貝洛夫就到部裡去找自己的熟人，這個人有辦法接近内閣最“上層”的人士。
他們閑談了一些其他事情，普裡貝洛夫的一個侄子今年要中學畢業，他想報考這個部門的高等學校，因此為此事操心的叔叔想從自己身居高位的熟人那裡探聽些消息，應屆中學畢業生的個人檔案材料是否已經開始整理，體檢委員會是否已經開始工作。
上面的事情說完以後，普裡貝洛夫深深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