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舊史宜注意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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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著竹帛，野史、小說等之來源，大率如此。
官文書所說的，固然是官話；碑、銘、傳、狀等，亦多谀辭。
然其誇張、掩飾，自有一定的限度，能僞事之内容，不能僞事之外形，（如為貪官污吏作傳者，可雲其未曾貪污，不能雲其未曾作官吏；可諱飾其激成民變之事，不能雲民未曾變也）而且極容易看得出來。
将這一部分剝去，所剩下來的，就是事實了。
用此等材料所作的曆史，将僅剩一連串事實的外形；于内容則全未涉及，而要由讀者去推測，最使人感覺苦悶。
且讀者之推測，乃系後世人的猜想，似不能如并時之人觀察所得者的精确。
然其結果多正相反。
這實由後人的推測，在其事實完全暴露之後，易于原始要終，加以推論；并時的觀察家，則無此便利（史事有一般情形，有特殊事件。
一般情形，後人所知者，總不能如當時人之多且确。
如今之北京、上海，是何情形？将來史家雖竭力考索，總不能如今日身居北京、上海之人是也。
特殊事件，則正相反。
身處其時者，往往于其真相全屬茫然，有所推測，亦多誤謬；而将來之人，則洞若觀火。
實因事實的全部，悉行暴露；則其中一枝一節之真相，自然明了，不待推求，且甚确實也），枝節悉行明了，全體亦無遁形矣。
而其物亦本系今内幕新聞之流也。
非必著述者有意欺人，其所聞者固如是也。
讀史者于此義，亦必不可以不知（《嘯亭續錄》“國史館”條雲：“國初沿明制，惟修列聖實錄，附載諸臣勳績、履曆、官階。
康熙中，仁廟欽定《功臣傳》一百六十餘人，名曰《三朝功臣傳》，藏于内府。
雍正中，修《八旗通志》，諸王公大臣傳始備，然惟載豐、沛世家；其他中州士族，勳業懋著者，仍缺如也。
所取皆憑家乘；秉筆詞臣，又複視其好惡，任意褒貶，皆剽竊碑版中語。
純廟知其弊，乾隆庚辰，特命開國史館于東華門内，簡儒臣之通掌故者司之，将舊傳盡行删薙，惟遵照實錄、檔冊所載，詳錄其人生平功罪，案而不斷，以待千古公論，真修史之良法也。
後又重修《王公功績表傳》、《恩封王公表傳》、《蒙古、回部王公表傳》等書，一遵是例焉。
”案列傳以碑版、家乘為據，舊有是法，初非修吏者敢任其好惡；然清高宗猶以是為未足，而隻許依據實錄、檔冊，蓋不許天下之人有是非，而欲其一遵當朝之是非，其無道可謂甚矣。
然詳錄其事，案而不斷，以待後人論定，則比次之法，固應如是，不能以其出于清高宗之私意而非之。
近代修史、立言務求有據，記事側重外形，固為衆所共趨之鹄，亦非清高宗一人之私意所能為也）。
說到此，則并可略論今後作史的方法。
現在史學界所最需要的，實為用一種新眼光所作的史鈔。
史鈔之鈔，非今所謂照本抄謄之鈔。
今所謂照本抄謄之鈔，昔人稱為寫、錄等，不稱為鈔。
昔人所謂鈔，乃撮其精要，而刊落其餘之謂。
史鈔之作，晉、南北朝時最多，讀《隋書·經籍志》可見；唐以後就漸少了，這亦可說為史學衰替之一端。
史學上的需要，随時代而不同；而每逢學術上的趨向翻然大變之時，則其變動尤劇。
今日讀昔人所作的曆史，總覺得不能滿意者以此。
編撰新曆史，以供今人的閱讀，人人能言之。
然其所作之書，多偏于議論，并未将事實叙明。
此在熟于史事的人，觀其議論則可；若未熟史事的人，欲因此通知史事，則勢有所不能。
此實可稱為史論，而不可稱為史抄；而其所發的議論，空洞無實，或于史事全未了解，但将理論硬套者，更無論矣。
史抄合作，必将前人所作的曆史，（一）仍為今人所需要者因仍之；（二）其不需要者略去；（三）為今人所需要，而前人未經注意者，則強調之使其突出，乃足以當之而無愧。
至其文字的體裁，則最好能因仍原文，不加點竄；而自己的意見則别著之，使讀者仍能與我們所根據的原材料相接觸。
如此，分量易多，怕隻宜于專門研究的人，而不适于普通的讀者。
供普通讀者閱覽之作，怕不能不入自己的口氣重作。
但根據某書某篇，最好一一注明，使人易于查核；而其改易原文，亦最好有一定的體例，使讀者即不查核，亦易分别。
此亦為編撰最要之義，不可不注意及之。
至于搜集材料，則目前最緊要之事，實為作史料彙編。
除史部固有之書外，更宜将經、子、集三部中有關史事的材料，大舉搜集，分為兩部分：（一）屬于記事的，即前所雲足以證明、補充、訂正史事的，與史部的記載，相輔而行；（二）為昔人有關史事的見解，此不必論史之作，凡涉及社會、政治，而其中包蘊史事者，皆當采取。
因為此等作品，一方面表現昔人對于社會、政治的見解；一方面亦即表現其對于史學的見解。
史學的有用，正在于此。
使治史學者能多與此等材料接觸，自然胸次恢廓，眼光遠大，雖性近章句之士，亦不至流于拘泥、瑣碎了。
這于史學的進步，實在是大有關系的（更推廣言之，則編纂大類書，實為今後的急務。
學術本須分類，況自專門變為通學，一人的著作中，可以無所不有，則每治一門學問者，勢非讀遍天下之書不可，夫豈事所可能？故必合群力，舉一切書籍，按學術分門，編成大類書，以供治學者之取材而後可。
此其分門固極難确當；所輯得者，亦僅限于普通人所能見得，非有特别之眼光不能搜得者，所遺必多；然苟能盡普通人之力，忠實為之，已足為治學者省無限精力矣。
編輯大類書，需要很大的物力，勢非政府不能為。
曆代之政
官文書所說的，固然是官話；碑、銘、傳、狀等，亦多谀辭。
然其誇張、掩飾，自有一定的限度，能僞事之内容，不能僞事之外形，（如為貪官污吏作傳者，可雲其未曾貪污，不能雲其未曾作官吏；可諱飾其激成民變之事，不能雲民未曾變也）而且極容易看得出來。
将這一部分剝去，所剩下來的，就是事實了。
用此等材料所作的曆史，将僅剩一連串事實的外形；于内容則全未涉及，而要由讀者去推測，最使人感覺苦悶。
且讀者之推測，乃系後世人的猜想，似不能如并時之人觀察所得者的精确。
然其結果多正相反。
這實由後人的推測，在其事實完全暴露之後，易于原始要終，加以推論；并時的觀察家，則無此便利（史事有一般情形，有特殊事件。
一般情形，後人所知者，總不能如當時人之多且确。
如今之北京、上海，是何情形？将來史家雖竭力考索，總不能如今日身居北京、上海之人是也。
特殊事件，則正相反。
身處其時者，往往于其真相全屬茫然，有所推測，亦多誤謬；而将來之人，則洞若觀火。
實因事實的全部，悉行暴露；則其中一枝一節之真相，自然明了，不待推求，且甚确實也），枝節悉行明了，全體亦無遁形矣。
而其物亦本系今内幕新聞之流也。
非必著述者有意欺人，其所聞者固如是也。
讀史者于此義，亦必不可以不知（《嘯亭續錄》“國史館”條雲：“國初沿明制，惟修列聖實錄，附載諸臣勳績、履曆、官階。
康熙中，仁廟欽定《功臣傳》一百六十餘人，名曰《三朝功臣傳》，藏于内府。
雍正中，修《八旗通志》，諸王公大臣傳始備，然惟載豐、沛世家；其他中州士族，勳業懋著者，仍缺如也。
所取皆憑家乘；秉筆詞臣，又複視其好惡，任意褒貶，皆剽竊碑版中語。
純廟知其弊，乾隆庚辰，特命開國史館于東華門内，簡儒臣之通掌故者司之，将舊傳盡行删薙，惟遵照實錄、檔冊所載，詳錄其人生平功罪，案而不斷，以待千古公論，真修史之良法也。
後又重修《王公功績表傳》、《恩封王公表傳》、《蒙古、回部王公表傳》等書，一遵是例焉。
”案列傳以碑版、家乘為據，舊有是法，初非修吏者敢任其好惡；然清高宗猶以是為未足，而隻許依據實錄、檔冊，蓋不許天下之人有是非，而欲其一遵當朝之是非，其無道可謂甚矣。
然詳錄其事，案而不斷，以待後人論定，則比次之法，固應如是，不能以其出于清高宗之私意而非之。
近代修史、立言務求有據，記事側重外形，固為衆所共趨之鹄，亦非清高宗一人之私意所能為也）。
說到此，則并可略論今後作史的方法。
現在史學界所最需要的，實為用一種新眼光所作的史鈔。
史鈔之鈔，非今所謂照本抄謄之鈔。
今所謂照本抄謄之鈔，昔人稱為寫、錄等，不稱為鈔。
昔人所謂鈔，乃撮其精要，而刊落其餘之謂。
史鈔之作，晉、南北朝時最多，讀《隋書·經籍志》可見；唐以後就漸少了，這亦可說為史學衰替之一端。
史學上的需要，随時代而不同；而每逢學術上的趨向翻然大變之時，則其變動尤劇。
今日讀昔人所作的曆史，總覺得不能滿意者以此。
編撰新曆史，以供今人的閱讀，人人能言之。
然其所作之書，多偏于議論，并未将事實叙明。
此在熟于史事的人，觀其議論則可；若未熟史事的人，欲因此通知史事，則勢有所不能。
此實可稱為史論，而不可稱為史抄；而其所發的議論，空洞無實，或于史事全未了解，但将理論硬套者，更無論矣。
史抄合作，必将前人所作的曆史，（一）仍為今人所需要者因仍之；（二）其不需要者略去；（三）為今人所需要，而前人未經注意者，則強調之使其突出，乃足以當之而無愧。
至其文字的體裁，則最好能因仍原文，不加點竄；而自己的意見則别著之，使讀者仍能與我們所根據的原材料相接觸。
如此，分量易多，怕隻宜于專門研究的人，而不适于普通的讀者。
供普通讀者閱覽之作，怕不能不入自己的口氣重作。
但根據某書某篇，最好一一注明，使人易于查核；而其改易原文，亦最好有一定的體例，使讀者即不查核，亦易分别。
此亦為編撰最要之義，不可不注意及之。
至于搜集材料，則目前最緊要之事，實為作史料彙編。
除史部固有之書外，更宜将經、子、集三部中有關史事的材料，大舉搜集，分為兩部分：（一）屬于記事的，即前所雲足以證明、補充、訂正史事的，與史部的記載，相輔而行；（二）為昔人有關史事的見解，此不必論史之作，凡涉及社會、政治，而其中包蘊史事者，皆當采取。
因為此等作品，一方面表現昔人對于社會、政治的見解；一方面亦即表現其對于史學的見解。
史學的有用，正在于此。
使治史學者能多與此等材料接觸，自然胸次恢廓，眼光遠大，雖性近章句之士，亦不至流于拘泥、瑣碎了。
這于史學的進步，實在是大有關系的（更推廣言之，則編纂大類書，實為今後的急務。
學術本須分類，況自專門變為通學，一人的著作中，可以無所不有，則每治一門學問者，勢非讀遍天下之書不可，夫豈事所可能？故必合群力，舉一切書籍，按學術分門，編成大類書，以供治學者之取材而後可。
此其分門固極難确當；所輯得者，亦僅限于普通人所能見得，非有特别之眼光不能搜得者，所遺必多；然苟能盡普通人之力，忠實為之，已足為治學者省無限精力矣。
編輯大類書，需要很大的物力，勢非政府不能為。
曆代之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