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舊史宜注意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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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之說，亦同此例。
（見《元史·亦都護傳》）以此推之，《左氏》所載夏姬的事迹，亦甯非此類？不過其粉飾的程度較高而已。
此等性質的傳說，至漢初實尚不乏，斷不容輕信為事實。
（試舉俗所謂鴻門宴之事為例。
按當時反動之思想正盛，其視列國并立，轉為常局，一統轉為變局，所欲取法者，則東周之世，天子僅擁虛名，實權皆在霸主之局。
不過戰國時七國之君，皆已易公侯之稱而為王，所以當時之人，所拟臨制諸王之名為帝。
齊湣王與秦昭王并稱東西帝；秦圍趙之邯鄲，魏又使辛垣衍間入圍城，勸趙尊秦為帝是也。
戲下之會，以空名奉義帝；而項羽以霸王之稱為諸王之長，即系實現戰國以來此種理想。
在當時，安有一個人想據有天下，再做秦皇帝之理？其後漢雖滅楚稱皇帝，然其下仍有諸王，則與秦始皇的盡廢封建，仍異其局。
在當時，人人之思想，皆系如此；蒯徹勸韓信中立于楚、漢之間，韓信不聽，《史記》說由韓信自信功高，漢終不奪我齊。
韓信再老實些，也不會相信漢高祖是個知恩報恩、不肯背信棄義的人；不過自當時想來，皇帝任意誅滅諸王，實不能有此事耳，此乃自古相傳之國際法也。
漢高祖盡滅異姓諸王，乃系半靠陰謀，半靠實力，并非法律上的權利。
而滅異姓諸王後，亦不能不改封同姓，仍不能一人據之，恢複秦始皇之舊局面也。
漢帝對諸王權力之增大，乃由滅異姓、封同姓，中央與列國間，有宗法上統屬的關系，亦非自古相傳天子之國對諸侯之國的權利。
然則，當秦朝甫滅之時，安有一人敢萌據有天下、繼承秦皇帝之地位之想？範增說：與項王争天下者必沛公，豈是事實？且軍門警衛，何等森嚴，安有樊哙能撞倒衛士，直達筵前，指責項王之理？古人筵宴，中間誠有離席休息之時，且或曆時頗久，然亦必有一個限度；乃漢高祖可招張良、樊哙等同出，與哙等脫身回向本軍，張良度其已至，然後入謝，筵宴間的特客，離席至于如此之久而無人查問；帶有敵意的賓客，與數人間行出軍，亦無人盤诘，項羽的軍紀，有如此之廢弛者？張良獻玉鬥于範增，範增受而碎之，罵項王“豎子不足與謀”，且當場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
增年已七十，素好奇計，有如此之魯莽者乎？種種事迹，無一在情理之中。
然則漢高祖與項羽此一會見，真相殆全然不傳；今所傳者，亦一則想象編造的故事也。
此等傳說，在秦、漢間實未易枚舉。
且如指鹿為馬之說，又豈可以欺孩稚邪？） （三）為傳說時代。
此期的史實，其最初的來源，仍為人口中的傳說，但其所說很接近事實，絕非如傳奇時代的離奇怪誕了；然仔細思之，其中所含的文學成分仍不少。
譬如《史記》的《魏其武安侯列傳》，詳述魏其的外高亢而内實勢利，喜趨附；武安的器小易盈，驕縱龌龊；以及灌夫的粗魯任氣，以一朝之憤而忘其身，可謂窮形盡相。
這斷不能憑空杜撰，自然其中多含史實。
然觀其篇末說武安侯死時，竟有冤鬼來索命，即可知篇中所言，亦仍不可盡信了。
此類材料，在唐、宋史中，實尚不免，試觀《舊唐書》、《舊五代史》及《宋史》，多載時人評論之辭可知。
至《元史》以後，則漸少了。
口傳較之書面，易于變動，所以史事出于傳述的，無意之中，自能将無味的材料删減，有趣的材料增加。
這正如《三國演義》，其原始，實系說書先生的底本，不過抄撮曆史事實，以備參考，其内容，實和正式的史籍，無甚同異；然到後來，逐漸将說時所附會增益的話，亦行寫入，與舊來抄撮的材料，混雜一處，久之遂稍離其真，又久之則面目全非了。
試觀其愈說得多的部分，離真愈遠；而說得少或不甚說及的部分，則仍和正式史籍無甚異同可知。
史籍來源出于傳說的，其性質實亦如此，不過程度不同罷了。
天下有文學好尚的人多，有史學好尚的人少。
史學要推求事實的真相；文學則必求複雜的事情簡單化，晦暗的事情明朗化。
從前軍閥紛争的時候，彼此之間，日日鈎心鬥角，使政治日益紊亂，社會大受影響，這自然是人民所深切關心的。
然而多數人，都喜讀其時所謂小報，其中内幕新聞之類最受歡迎；而于大報，則能認真閱讀者較少。
此無他，大報多記事實的外形，其所以然之故，須據事實推求；小報則說得頭頭是道，如指諸掌，不徒使人相說以解，并可作茶餘酒後的談助而已，然其所言乃無一得實。
此其故何哉？人之做事，無不受環境的制約。
利用環境，雖可馴服環境，然必能利用，乃能馴服之，即其受環境的制約。
所以對于某一個人的行為，苟能熟知其環境者，自易明了其所以然，正不必從幕後窺測，然要熟悉各方面的情勢甚難。
若将某一個人的行為，歸之于其人的性格，或則雲由于某一策士的陰謀，或又雲由于某一事件的挑動，則其說甚易了解。
如此，複雜的事情就簡單化，晦暗的事情就明朗化，合乎多數人的脾胃了。
這種情況，距今不過數年，總還是我們所親曆，至少是得諸“所聞”的。
其來源靠得住麼？然而曆史事實的來源，如此者亦不乏。
任何人都有一種感覺，讀古代的曆史，了解及記憶均較易；時代愈後則愈難，因此薄今而愛古。
其實适得其反。
這正和人們喜歡讀小報而不喜歡讀大報相同。
曆史的材料有兩種：一種自始即為記錄，偏于叙述事情的外形，官文書為最，私家所作碑、銘、傳、狀等次之；一種則原始出于口傳，經過若幹歲月，
（見《元史·亦都護傳》）以此推之，《左氏》所載夏姬的事迹，亦甯非此類？不過其粉飾的程度較高而已。
此等性質的傳說，至漢初實尚不乏，斷不容輕信為事實。
（試舉俗所謂鴻門宴之事為例。
按當時反動之思想正盛，其視列國并立，轉為常局，一統轉為變局，所欲取法者，則東周之世，天子僅擁虛名，實權皆在霸主之局。
不過戰國時七國之君，皆已易公侯之稱而為王，所以當時之人，所拟臨制諸王之名為帝。
齊湣王與秦昭王并稱東西帝；秦圍趙之邯鄲，魏又使辛垣衍間入圍城，勸趙尊秦為帝是也。
戲下之會，以空名奉義帝；而項羽以霸王之稱為諸王之長，即系實現戰國以來此種理想。
在當時，安有一個人想據有天下，再做秦皇帝之理？其後漢雖滅楚稱皇帝，然其下仍有諸王，則與秦始皇的盡廢封建，仍異其局。
在當時，人人之思想，皆系如此；蒯徹勸韓信中立于楚、漢之間，韓信不聽，《史記》說由韓信自信功高，漢終不奪我齊。
韓信再老實些，也不會相信漢高祖是個知恩報恩、不肯背信棄義的人；不過自當時想來，皇帝任意誅滅諸王，實不能有此事耳，此乃自古相傳之國際法也。
漢高祖盡滅異姓諸王，乃系半靠陰謀，半靠實力，并非法律上的權利。
而滅異姓諸王後，亦不能不改封同姓，仍不能一人據之，恢複秦始皇之舊局面也。
漢帝對諸王權力之增大，乃由滅異姓、封同姓，中央與列國間，有宗法上統屬的關系，亦非自古相傳天子之國對諸侯之國的權利。
然則，當秦朝甫滅之時，安有一人敢萌據有天下、繼承秦皇帝之地位之想？範增說：與項王争天下者必沛公，豈是事實？且軍門警衛，何等森嚴，安有樊哙能撞倒衛士，直達筵前，指責項王之理？古人筵宴，中間誠有離席休息之時，且或曆時頗久，然亦必有一個限度；乃漢高祖可招張良、樊哙等同出，與哙等脫身回向本軍，張良度其已至，然後入謝，筵宴間的特客，離席至于如此之久而無人查問；帶有敵意的賓客，與數人間行出軍，亦無人盤诘，項羽的軍紀，有如此之廢弛者？張良獻玉鬥于範增，範增受而碎之，罵項王“豎子不足與謀”，且當場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
增年已七十，素好奇計，有如此之魯莽者乎？種種事迹，無一在情理之中。
然則漢高祖與項羽此一會見，真相殆全然不傳；今所傳者，亦一則想象編造的故事也。
此等傳說，在秦、漢間實未易枚舉。
且如指鹿為馬之說，又豈可以欺孩稚邪？） （三）為傳說時代。
此期的史實，其最初的來源，仍為人口中的傳說，但其所說很接近事實，絕非如傳奇時代的離奇怪誕了；然仔細思之，其中所含的文學成分仍不少。
譬如《史記》的《魏其武安侯列傳》，詳述魏其的外高亢而内實勢利，喜趨附；武安的器小易盈，驕縱龌龊；以及灌夫的粗魯任氣，以一朝之憤而忘其身，可謂窮形盡相。
這斷不能憑空杜撰，自然其中多含史實。
然觀其篇末說武安侯死時，竟有冤鬼來索命，即可知篇中所言，亦仍不可盡信了。
此類材料，在唐、宋史中，實尚不免，試觀《舊唐書》、《舊五代史》及《宋史》，多載時人評論之辭可知。
至《元史》以後，則漸少了。
口傳較之書面，易于變動，所以史事出于傳述的，無意之中，自能将無味的材料删減，有趣的材料增加。
這正如《三國演義》，其原始，實系說書先生的底本，不過抄撮曆史事實，以備參考，其内容，實和正式的史籍，無甚同異；然到後來，逐漸将說時所附會增益的話，亦行寫入，與舊來抄撮的材料，混雜一處，久之遂稍離其真，又久之則面目全非了。
試觀其愈說得多的部分，離真愈遠；而說得少或不甚說及的部分，則仍和正式史籍無甚異同可知。
史籍來源出于傳說的，其性質實亦如此，不過程度不同罷了。
天下有文學好尚的人多，有史學好尚的人少。
史學要推求事實的真相；文學則必求複雜的事情簡單化，晦暗的事情明朗化。
從前軍閥紛争的時候，彼此之間，日日鈎心鬥角，使政治日益紊亂，社會大受影響，這自然是人民所深切關心的。
然而多數人，都喜讀其時所謂小報，其中内幕新聞之類最受歡迎；而于大報，則能認真閱讀者較少。
此無他，大報多記事實的外形，其所以然之故，須據事實推求；小報則說得頭頭是道，如指諸掌，不徒使人相說以解，并可作茶餘酒後的談助而已，然其所言乃無一得實。
此其故何哉？人之做事，無不受環境的制約。
利用環境，雖可馴服環境，然必能利用，乃能馴服之，即其受環境的制約。
所以對于某一個人的行為，苟能熟知其環境者，自易明了其所以然，正不必從幕後窺測，然要熟悉各方面的情勢甚難。
若将某一個人的行為，歸之于其人的性格，或則雲由于某一策士的陰謀，或又雲由于某一事件的挑動，則其說甚易了解。
如此，複雜的事情就簡單化，晦暗的事情就明朗化，合乎多數人的脾胃了。
這種情況，距今不過數年，總還是我們所親曆，至少是得諸“所聞”的。
其來源靠得住麼？然而曆史事實的來源，如此者亦不乏。
任何人都有一種感覺，讀古代的曆史，了解及記憶均較易；時代愈後則愈難，因此薄今而愛古。
其實适得其反。
這正和人們喜歡讀小報而不喜歡讀大報相同。
曆史的材料有兩種：一種自始即為記錄，偏于叙述事情的外形，官文書為最，私家所作碑、銘、傳、狀等次之；一種則原始出于口傳，經過若幹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