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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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流十家，但著其研究之所得者，迥不侔矣。
《史記》源于《世本》，而《世本》出于戰國之世（《史通》謂戰國之世好事者為之），故吾謂中國史學，實始于周、秦之際也。
史不必皆史官所記；史官所記亦不必皆優于尋常人所傳。
然尋常人非職守所在，所記或斷續無條理，又多雜以不經之談；史官則不容如此，故古史流傳，仍以史官所記為可貴。
史設專職，古代蓋各國皆然。
（參看《史通·古今正史篇》）《史記·六國表》曰：“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
詩書所以複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此“詩書”二字，當包凡書籍言。
（《秦始皇本紀》詩書與百家語對舉，此處不言百家語，亦包詩書之中）“周室”二字，亦兼諸侯言之，乃古人言語，以偏概全之例，非謂是時惟周室有史，更非謂諸侯之史，皆藏周室也。
（孔子如周，得百二十國之書，乃緯書妄語，古代簡策繁重，周室安能藏百二十國之書邪？）當時之史，實類後世之檔案，惟官家有之，故一焚而即滅《尚書》、《春秋》雖借儒家之誦習而僅存；而如孟子所稱晉之《乘》、楚之《梼杌》等，則皆為煨燼矣，豈不惜哉！然史籍亡于周、秦之際，而史學亦肇于是時，是則可異也。
豈天其哀念下民，不忍其文獻之淪亡，而有以默相之邪？非也。
古籍亡滅，後人悉蔽罪于始皇；其實非是。
炎漢而後，更無祖龍，然各史《藝文·經籍志》所載之書，果何往哉？則曆代書籍，以社會之不克負荷而亡滅者，為不少矣。
（焚書之令，當時奉行如何，今不可考；然無論如何嚴密，謂有此一令，腹地邊遠皆莫不奉行惟謹，即人民亦莫敢隐藏，亦必無之事也）即史籍但藏于官中，亦非盡亡于始皇之一炬。
《春秋》之世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豈能皆有向摯抱圖法以适興朝？古代系世掌于小史，《周官》。
而秦、漢以後，公卿大夫，至于失其本系（唐柳芳語，見《唐書·柳沖傳》），可見列國互相兼并之日，即其史記淪于兵燹之時；始皇所焚，亦其僅存者耳。
夫物，完具則人莫以為意，散佚則思搜輯之者起焉。
周、秦之際，實學術昌盛之時，而亦史籍淪亡之世，故憫其殘阙而思搜輯之者多也，非天也，人也。
史學之家，自漢以後，蓋日益衆盛。
然記事為史官專職，計書亦輻湊京師（《漢儀注》：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見《漢書·司馬遷傳》注引如淳說，蓋太史為天子掌文書，故以正封上之也），故其能斐然有作、以诒後人者，必其能金匮、石室之書，居東觀、蘭台之署者也。
然材料雖取自公家，述作實為私家之業。
史談執手，勤勤以繼志為言；而史遷著書，亦欲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班固欲撰《漢書》，乃以私改《史記》獲罪，概可知矣。
自是以後，作《後漢書》者有範晔，作《三國志》者有陳壽，作《宋書》者有沈約，作《齊書》者有蕭子顯，作《梁書》、《陳書》者有姚思廉，作《魏書》者有魏收，作《北齊書》者有李百藥，作《周書》者有令孤德棻，作《南史》、《北史》者有李延壽，雖其撰述多奉诏敕，然其人必史學專家，或父子相繼。
此特就今日立于學官者言之耳；此外作而不著、著而不傳者何限，亦皆私家之業也。
至唐開史館，集衆纂修，而其局乃一變。
集衆纂修，論者多以為诟病；然史籍降而愈繁，網羅既非國家不能，整齊亦非私家所及，其不得不出于此，亦勢使然矣。
此其所以雖為世所诟病，而後世修史，卒莫能易此局也。
此蓋史學益昌，故其撰述遂為私家所不克勝，亦不可謂非史學之進步矣。
《史記》源于《世本》，而《世本》出于戰國之世（《史通》謂戰國之世好事者為之），故吾謂中國史學，實始于周、秦之際也。
史不必皆史官所記；史官所記亦不必皆優于尋常人所傳。
然尋常人非職守所在，所記或斷續無條理，又多雜以不經之談；史官則不容如此，故古史流傳，仍以史官所記為可貴。
史設專職，古代蓋各國皆然。
（參看《史通·古今正史篇》）《史記·六國表》曰：“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
詩書所以複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此“詩書”二字，當包凡書籍言。
（《秦始皇本紀》詩書與百家語對舉，此處不言百家語，亦包詩書之中）“周室”二字，亦兼諸侯言之，乃古人言語，以偏概全之例，非謂是時惟周室有史，更非謂諸侯之史，皆藏周室也。
（孔子如周，得百二十國之書，乃緯書妄語，古代簡策繁重，周室安能藏百二十國之書邪？）當時之史，實類後世之檔案，惟官家有之，故一焚而即滅《尚書》、《春秋》雖借儒家之誦習而僅存；而如孟子所稱晉之《乘》、楚之《梼杌》等，則皆為煨燼矣，豈不惜哉！然史籍亡于周、秦之際，而史學亦肇于是時，是則可異也。
豈天其哀念下民，不忍其文獻之淪亡，而有以默相之邪？非也。
古籍亡滅，後人悉蔽罪于始皇；其實非是。
炎漢而後，更無祖龍，然各史《藝文·經籍志》所載之書，果何往哉？則曆代書籍，以社會之不克負荷而亡滅者，為不少矣。
（焚書之令，當時奉行如何，今不可考；然無論如何嚴密，謂有此一令，腹地邊遠皆莫不奉行惟謹，即人民亦莫敢隐藏，亦必無之事也）即史籍但藏于官中，亦非盡亡于始皇之一炬。
《春秋》之世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豈能皆有向摯抱圖法以适興朝？古代系世掌于小史，《周官》。
而秦、漢以後，公卿大夫，至于失其本系（唐柳芳語，見《唐書·柳沖傳》），可見列國互相兼并之日，即其史記淪于兵燹之時；始皇所焚，亦其僅存者耳。
夫物，完具則人莫以為意，散佚則思搜輯之者起焉。
周、秦之際，實學術昌盛之時，而亦史籍淪亡之世，故憫其殘阙而思搜輯之者多也，非天也，人也。
史學之家，自漢以後，蓋日益衆盛。
然記事為史官專職，計書亦輻湊京師（《漢儀注》：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見《漢書·司馬遷傳》注引如淳說，蓋太史為天子掌文書，故以正封上之也），故其能斐然有作、以诒後人者，必其能金匮、石室之書，居東觀、蘭台之署者也。
然材料雖取自公家，述作實為私家之業。
史談執手，勤勤以繼志為言；而史遷著書，亦欲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班固欲撰《漢書》，乃以私改《史記》獲罪，概可知矣。
自是以後，作《後漢書》者有範晔，作《三國志》者有陳壽，作《宋書》者有沈約，作《齊書》者有蕭子顯，作《梁書》、《陳書》者有姚思廉，作《魏書》者有魏收，作《北齊書》者有李百藥，作《周書》者有令孤德棻，作《南史》、《北史》者有李延壽，雖其撰述多奉诏敕，然其人必史學專家，或父子相繼。
此特就今日立于學官者言之耳；此外作而不著、著而不傳者何限，亦皆私家之業也。
至唐開史館，集衆纂修，而其局乃一變。
集衆纂修，論者多以為诟病；然史籍降而愈繁，網羅既非國家不能，整齊亦非私家所及，其不得不出于此，亦勢使然矣。
此其所以雖為世所诟病，而後世修史，卒莫能易此局也。
此蓋史學益昌，故其撰述遂為私家所不克勝，亦不可謂非史學之進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