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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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籍非即史學，前已言之矣。
然則吾國史學，果始何時乎？曰：其必始于周、秦之際矣。
何以言之？ 史學者，合衆事而觀其會通，以得社會進化之公例者也。
夫合衆事而觀其會通，以得社會進化之公例，非易事也。
必先于社會之事，多所記識；然後以吾之意，為之分類；又就各類之事，一一繹之而得其所以然，然後能立一公例；所積既衆，則又合諸小公例而成一較大之公例焉，而史學之公例乃漸出。
此非一朝一夕之功，亦非一手一足之烈，史學初萌，斷不足以語此。
先河後海，大辂椎輪，但求其記識搜輯，确以備他日繹之須，則亦可謂之史學矣。
信如是也，吾必謂中國史學，起于周、秦之際。
何以言之？ 吾國有史，由來久矣。
然其初之記識，非以供他日納繹之資也。
史官之載筆，蓋如後世之胥吏；其所記識，則如後世之檔案。
纣之欲立微子啟，則殷之大史，執簡以争，此奉檔案之舊例為不可違也。
職是故，則珍其檔案，而不忍輕棄者出焉。
夏之亡也，太史終古抱其圖法以奔商；商之亡也，太史向摯抱其圖法以奔周（《呂氏春秋·先識篇》），則是也。
儒者之“必則古昔，稱先王”（《禮記·曲禮》），意亦如此。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泛不能以自行。
”《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孟子·離婁上》）此皆不脫以史籍為檔案之思想，未足語于史學。
又有視史事若父老相傳之故事，用為鑒戒之資者：《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
”皆此意也。
此亦未足語于史學。
古之能繹史事，求其公例者，其惟道家乎？《漢書·藝文志》曰：“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曆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
”觀史事而得所以自處之方，可謂能繹衆事，得其公例矣；然于史事初無所傳，此仍隻可謂之哲學，而不可謂之史學也。
《韓非子》曰：“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
堯、舜不複生，将誰使定儒、墨之誠乎？”（《顯學篇》）可見當時諸家，于史事各以意說，意說而不求其真，此為非史學之誠證矣。
且如孔子，删《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古代之史籍，幾無不借以傳。
然《春秋》之作，實以明義。
（《左氏》為《春秋》之傳與否，姑不論，即謂《春秋》之傳，亦隻可謂治《春秋》者當兼明本事耳，不能謂《春秋》之作，非以明義也）堯、舜禅讓，事究如何，殊難質言，孔子之亟稱之，蓋亦以示公天下之義耳。
《孟子·萬章上》所陳，蓋即孔門書說也。
此事予别有《廣疑古篇》明之。
《左氏》出于《國語》。
《國語》者，《尚書》之流，其為士夫所傳習，則吾所謂視如故事、資為鑒戒者耳。
《戰國策》者，縱衡家之書，今已亡佚之《蘇子》、《張子》等（見《漢書·藝文志》），蓋當與相出入，以為史籍則缪矣。
然則十家九流，信未有能知史學者也。
今稱史書，必始《史記》。
《史記》體例，實源于《世本》，前已明之。
史公之作此書，意蓋亦以為一家之著述，故曰：“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司馬遷《報任安書》，見《漢書》本傳。
其告壺遂，不敢自比于《春秋》，《史記·太史公自序》。
乃其謙辭耳。
然《史記》論議，率與記事别行，論贊是也。
間有不然者，如《伯夷列傳》之類，然較少）與孔子作《春秋》，删改舊史以明義者迥别。
其言曰：“述故事，整齊其史傳。
”（《太史公自序》）則始知保存史實，以備後人之研究；與前此
然則吾國史學，果始何時乎？曰：其必始于周、秦之際矣。
何以言之？ 史學者，合衆事而觀其會通，以得社會進化之公例者也。
夫合衆事而觀其會通，以得社會進化之公例，非易事也。
必先于社會之事，多所記識；然後以吾之意，為之分類；又就各類之事，一一繹之而得其所以然，然後能立一公例；所積既衆，則又合諸小公例而成一較大之公例焉，而史學之公例乃漸出。
此非一朝一夕之功，亦非一手一足之烈，史學初萌，斷不足以語此。
先河後海，大辂椎輪，但求其記識搜輯，确以備他日繹之須，則亦可謂之史學矣。
信如是也，吾必謂中國史學，起于周、秦之際。
何以言之？ 吾國有史，由來久矣。
然其初之記識，非以供他日納繹之資也。
史官之載筆，蓋如後世之胥吏；其所記識，則如後世之檔案。
纣之欲立微子啟，則殷之大史，執簡以争，此奉檔案之舊例為不可違也。
職是故，則珍其檔案，而不忍輕棄者出焉。
夏之亡也，太史終古抱其圖法以奔商；商之亡也，太史向摯抱其圖法以奔周（《呂氏春秋·先識篇》），則是也。
儒者之“必則古昔，稱先王”（《禮記·曲禮》），意亦如此。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泛不能以自行。
”《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孟子·離婁上》）此皆不脫以史籍為檔案之思想，未足語于史學。
又有視史事若父老相傳之故事，用為鑒戒之資者：《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
”皆此意也。
此亦未足語于史學。
古之能繹史事，求其公例者，其惟道家乎？《漢書·藝文志》曰：“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曆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
”觀史事而得所以自處之方，可謂能繹衆事，得其公例矣；然于史事初無所傳，此仍隻可謂之哲學，而不可謂之史學也。
《韓非子》曰：“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
堯、舜不複生，将誰使定儒、墨之誠乎？”（《顯學篇》）可見當時諸家，于史事各以意說，意說而不求其真，此為非史學之誠證矣。
且如孔子，删《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古代之史籍，幾無不借以傳。
然《春秋》之作，實以明義。
（《左氏》為《春秋》之傳與否，姑不論，即謂《春秋》之傳，亦隻可謂治《春秋》者當兼明本事耳，不能謂《春秋》之作，非以明義也）堯、舜禅讓，事究如何，殊難質言，孔子之亟稱之，蓋亦以示公天下之義耳。
《孟子·萬章上》所陳，蓋即孔門書說也。
此事予别有《廣疑古篇》明之。
《左氏》出于《國語》。
《國語》者，《尚書》之流，其為士夫所傳習，則吾所謂視如故事、資為鑒戒者耳。
《戰國策》者，縱衡家之書，今已亡佚之《蘇子》、《張子》等（見《漢書·藝文志》），蓋當與相出入，以為史籍則缪矣。
然則十家九流，信未有能知史學者也。
今稱史書，必始《史記》。
《史記》體例，實源于《世本》，前已明之。
史公之作此書，意蓋亦以為一家之著述，故曰：“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司馬遷《報任安書》，見《漢書》本傳。
其告壺遂，不敢自比于《春秋》，《史記·太史公自序》。
乃其謙辭耳。
然《史記》論議，率與記事别行，論贊是也。
間有不然者，如《伯夷列傳》之類，然較少）與孔子作《春秋》，删改舊史以明義者迥别。
其言曰：“述故事，整齊其史傳。
”（《太史公自序》）則始知保存史實，以備後人之研究；與前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