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史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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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調查。
這二者，在現在的中國，材料還不多，我們隻能盡其所有，充分的加以利用。
書本上的材料，則可謂汗牛充棟。
一個人的研究，總有一個範圍，如劃定時間、地域，或擇取某一事件等。
在範圍内的材料，自然有一個限度。
但這種材料，很難斷定某一部書内沒有，于是每研究一個題目，就非把所有的書看遍，或看其十之七八不可，此豈人力所能及。
從來著書的人，無論如何勤苦，怕也沒人敢說材料的搜輯，業已一無遺漏，或者十得八九的。
然而考證上的事情，往往多一條證據，少一條證據，如發現不足信的材料，抽去一條。
事相即為之大變，材料的搜輯不能完全，總是史學家一個遺憾。
然則如之何呢？絕對的理論上的完備，自然是不可能的，然亦總得盡我們之力，做到大體上沒有遺憾的地步。
如此說來，則我覺得史料彙編，在今日實為當務之急。
所謂史料彙編，便是把每一個題目（無論其為時間别，地域别，或擇取某事件），遍覽群書，把其中有關系的，都抄錄下來，注明篇名卷數或頁數，及所據的版本。
（不同的刻本，須互相校勘，見于類書或他書所征引者亦然，所以又涉及校雠問題）此自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及，當集群力，以大規模的組織行之。
此即昔人編纂類書之法。
中國曆代，多有大類書的編纂。
從魏朝的《皇覽》，到清朝的《圖書集成》。
這能替研究學問的人，把他所需要的材料，彙集在一處，省卻他自行搜輯之勞，所省下來的工夫，就可用之于研究上了，其用意實為最善，惜乎其所編纂的，都不甚佳而已。
因為私人之力不及，而官修之書，又每不盡善。
在現代，實在各種學問，都當以此法行之，而史家相需為尤急。
（論整理國故的人，總說舊學術要算一筆總賬，編類書亦是算總賬最好的法子）編纂史料彙編，當用前人作史抄的方法。
所謂史抄，是把從前人的著作，依着我所定的條理系統，抄集下來的。
不改動原文，但遇兩書材料相同的，則去其重複，然亦仍須注明。
（如《史記》與《漢書》，《宋》、《齊》、《梁》、《陳》、《魏》、《周》、《隋書》與《南》、《北史》是。
有一字的異同，亦須注明，無之則但注某書某篇同）有須删節處，亦須注明删節。
總使人家看起來，和看原書一樣。
為什麼必要用這種體例呢？那是因為讀史總要據原始材料的；而且有許多地方，史事的真相，就是據字句推勘而得；所以字句一有變動，又要生出一番校勘之勞，這個殊犯不着，所以要一概照抄，如有意見，則另注于下。
善用這種體例的，亦可以成為著作，如馬骕的《繹史》，便是一個例子。
（羅泌的《路史》，材料實較《繹史》為豐富而可貴，如用《繹史》的體例作成，當更可貴）此種書籍，能合群力為大規模的編纂固佳，即私人亦未嘗不可為。
那便是：（一）擇定一個題目，罄畢生之力而為之，盡其所能，做到什麼地步是什麼地步，其未竟之緒，則留待後人赓續。
（二）或者選定若幹部書，把它分門别類的抄撮起來，抄得幾部是幾部。
這種辦法，對于一個題目，固然極不完全，然使各種書籍都有人抄，而所定的門類，又大緻相等（如能劃一，自然更好，但恐不易辦到，即亦不必勉強），則合而觀之，亦不啻一完備的史料彙編了。
駁我的人要說道：“彰明較著，一望而知為與某題目有關系的材料，固然可以集衆或由有志的人彙抄。
然而史學的進步，總是從衆所不能見，即置之眼前，亦不能知其有何關系的材料中得來的，此豈非專家所能着手？”這話固然不錯。
然此乃無可如何之事。
彙抄之作，原隻能省衆所共見的材料的搜輯，然把這種工夫，替研究者省下來，所得業
這二者，在現在的中國，材料還不多，我們隻能盡其所有，充分的加以利用。
書本上的材料，則可謂汗牛充棟。
一個人的研究，總有一個範圍，如劃定時間、地域，或擇取某一事件等。
在範圍内的材料，自然有一個限度。
但這種材料，很難斷定某一部書内沒有，于是每研究一個題目，就非把所有的書看遍，或看其十之七八不可，此豈人力所能及。
從來著書的人，無論如何勤苦，怕也沒人敢說材料的搜輯，業已一無遺漏，或者十得八九的。
然而考證上的事情，往往多一條證據，少一條證據，如發現不足信的材料，抽去一條。
事相即為之大變，材料的搜輯不能完全，總是史學家一個遺憾。
然則如之何呢？絕對的理論上的完備，自然是不可能的，然亦總得盡我們之力，做到大體上沒有遺憾的地步。
如此說來，則我覺得史料彙編，在今日實為當務之急。
所謂史料彙編，便是把每一個題目（無論其為時間别，地域别，或擇取某事件），遍覽群書，把其中有關系的，都抄錄下來，注明篇名卷數或頁數，及所據的版本。
（不同的刻本，須互相校勘，見于類書或他書所征引者亦然，所以又涉及校雠問題）此自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及，當集群力，以大規模的組織行之。
此即昔人編纂類書之法。
中國曆代，多有大類書的編纂。
從魏朝的《皇覽》，到清朝的《圖書集成》。
這能替研究學問的人，把他所需要的材料，彙集在一處，省卻他自行搜輯之勞，所省下來的工夫，就可用之于研究上了，其用意實為最善，惜乎其所編纂的，都不甚佳而已。
因為私人之力不及，而官修之書，又每不盡善。
在現代，實在各種學問，都當以此法行之，而史家相需為尤急。
（論整理國故的人，總說舊學術要算一筆總賬，編類書亦是算總賬最好的法子）編纂史料彙編，當用前人作史抄的方法。
所謂史抄，是把從前人的著作，依着我所定的條理系統，抄集下來的。
不改動原文，但遇兩書材料相同的，則去其重複，然亦仍須注明。
（如《史記》與《漢書》，《宋》、《齊》、《梁》、《陳》、《魏》、《周》、《隋書》與《南》、《北史》是。
有一字的異同，亦須注明，無之則但注某書某篇同）有須删節處，亦須注明删節。
總使人家看起來，和看原書一樣。
為什麼必要用這種體例呢？那是因為讀史總要據原始材料的；而且有許多地方，史事的真相，就是據字句推勘而得；所以字句一有變動，又要生出一番校勘之勞，這個殊犯不着，所以要一概照抄，如有意見，則另注于下。
善用這種體例的，亦可以成為著作，如馬骕的《繹史》，便是一個例子。
（羅泌的《路史》，材料實較《繹史》為豐富而可貴，如用《繹史》的體例作成，當更可貴）此種書籍，能合群力為大規模的編纂固佳，即私人亦未嘗不可為。
那便是：（一）擇定一個題目，罄畢生之力而為之，盡其所能，做到什麼地步是什麼地步，其未竟之緒，則留待後人赓續。
（二）或者選定若幹部書，把它分門别類的抄撮起來，抄得幾部是幾部。
這種辦法，對于一個題目，固然極不完全，然使各種書籍都有人抄，而所定的門類，又大緻相等（如能劃一，自然更好，但恐不易辦到，即亦不必勉強），則合而觀之，亦不啻一完備的史料彙編了。
駁我的人要說道：“彰明較著，一望而知為與某題目有關系的材料，固然可以集衆或由有志的人彙抄。
然而史學的進步，總是從衆所不能見，即置之眼前，亦不能知其有何關系的材料中得來的，此豈非專家所能着手？”這話固然不錯。
然此乃無可如何之事。
彙抄之作，原隻能省衆所共見的材料的搜輯，然把這種工夫，替研究者省下來，所得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