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史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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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不少。
外國學者著書，往往有延聘助手代其搜輯材料的，就是為此。
何況專家新發明、新訂正的史料，我們亦可分類抄撮呢？ 考訂史事的方法，外形上記載的同異，是容易見得的，隻要搜輯得完備，校勘得精細。
但現在所當緻力的，殊不限于此。
大抵原始的史料，總是從見聞而來的，傳聞的不足信，人人能言之，其實親見者亦何嘗可信？人的觀察本來容易錯誤的。
即使不誤，而所見的事情稍縱即逝，到記載的時候，總是根據記憶寫出來的，而記憶的易誤，又是顯而易見的。
況且所看見的，總是許多斷片，其能成為一件事情，總是以意聯屬起來的，這已經摻入很大的主觀的成分。
何況還有沒看見或忘掉的地方，不免以意補綴呢？這種錯誤，是無論何人不能免掉的，如其要免掉，那就世界上沒有史事了。
這還是得之于見的，其得之于聞的，則傳述者又把這些錯誤一一加入。
傳述多一次，則其錯誤增加一次。
事情經過多次傳述，就無意間把不近情理的情節删除或改動，而把有趣味的情節擴大起來。
看似愈傳述愈詳盡，愈精彩，實則其不可信的成分愈多。
這還是無意的，還有有意的作僞。
那便是：（一）僞造假的事實。
（二）抹殺真的事實，如清朝人的燒毀書籍，改作實錄，就是其例子。
這是有所為而為之的。
還有（三）無所為而出于遊戲性質的。
如東晉晚出的僞《古文尚書》，到底是何人所造，至今很難論定。
程魚門《晚書訂疑》說它是遊戲的拟作，其說亦頗近情理，此說如确，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了。
古今來的僞書，亦可說是汗牛充棟。
辨僞之法，近人論者頗多，此書為篇幅所限，不再詳述。
以上所述，實在還都是粗淺的，若論其精微的，則憑你一意求真，還是不能免于不确實，雖然你已小心到十二分。
因為人的心理，總有一個方向，總不能接受和這方向相反的事情。
所以又有許多真确而有價值的事情，為你所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了。
心理上這種細微的偏見，是沒有徹底免除的可能的；就要洗伐到相當的程度，也很不容易。
讀《文史通義》的《史德篇》可見。
史事的不足信如此，無怪史學家說“曆史隻是大家同意的故事”了。
史學家為求真起見，在這上面，就得費掉很大的工夫。
史料的真僞，鑒别、考訂得覺其大體可信了，然後我們可進而批評史事。
曆史上任何事件，用現在的眼光看起來，總覺得其不甚可信。
明明是個大公無私的人，反說得他詐僞陰險，如往史之于王安石。
明明是件深曲隐蔽之事，說來反覺得其淺顯易明，這些真是随處可見。
而隻知其外表，不知其内容的，更不知凡幾。
讀史者于此，往往模模糊糊，不加注意；或則人雲亦雲；其偶有所見的，又或痛诋古人的錯誤，其實此亦不然。
一件事，所能看見的，總隻是外形，其内容如何，總得由觀察者據着外形去推測。
我們該盡我們考證之所能，推測之所至，盡量地把史事的真相闡發出來。
不過推測總隻是推測，不能徑認為事實而已。
在這一點上，昔人著述的體例，未盡善處很多，實有改良的必要。
曆史不但因時代而不同，其所懸拟的讀者，亦各不同。
各種不同的讀者，而隻供給他一種書，是不很适宜的。
如《資治通鑒》，本意系供君主閱覽；以供平民閱覽，實不盡适宜。
就供給一種人看的曆史，也應有幾種同時并行，以資參證；而作史者亦得各抒所見；這是于史學大有裨益的。
其好壞，最好任人評論。
從前功令，定某種書為正經正史，使人把它的價值，看得特别高，這種辦法頗不适宜。
我們當祛除成見，平等相看，其信否的程度如何，一以我們按照嚴格的史學方法所評定者為斷。
外國學者著書，往往有延聘助手代其搜輯材料的，就是為此。
何況專家新發明、新訂正的史料，我們亦可分類抄撮呢？ 考訂史事的方法，外形上記載的同異，是容易見得的，隻要搜輯得完備，校勘得精細。
但現在所當緻力的，殊不限于此。
大抵原始的史料，總是從見聞而來的，傳聞的不足信，人人能言之，其實親見者亦何嘗可信？人的觀察本來容易錯誤的。
即使不誤，而所見的事情稍縱即逝，到記載的時候，總是根據記憶寫出來的，而記憶的易誤，又是顯而易見的。
況且所看見的，總是許多斷片，其能成為一件事情，總是以意聯屬起來的，這已經摻入很大的主觀的成分。
何況還有沒看見或忘掉的地方，不免以意補綴呢？這種錯誤，是無論何人不能免掉的，如其要免掉，那就世界上沒有史事了。
這還是得之于見的，其得之于聞的，則傳述者又把這些錯誤一一加入。
傳述多一次，則其錯誤增加一次。
事情經過多次傳述，就無意間把不近情理的情節删除或改動，而把有趣味的情節擴大起來。
看似愈傳述愈詳盡，愈精彩，實則其不可信的成分愈多。
這還是無意的，還有有意的作僞。
那便是：（一）僞造假的事實。
（二）抹殺真的事實，如清朝人的燒毀書籍，改作實錄，就是其例子。
這是有所為而為之的。
還有（三）無所為而出于遊戲性質的。
如東晉晚出的僞《古文尚書》，到底是何人所造，至今很難論定。
程魚門《晚書訂疑》說它是遊戲的拟作，其說亦頗近情理，此說如确，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了。
古今來的僞書，亦可說是汗牛充棟。
辨僞之法，近人論者頗多，此書為篇幅所限，不再詳述。
以上所述，實在還都是粗淺的，若論其精微的，則憑你一意求真，還是不能免于不确實，雖然你已小心到十二分。
因為人的心理，總有一個方向，總不能接受和這方向相反的事情。
所以又有許多真确而有價值的事情，為你所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了。
心理上這種細微的偏見，是沒有徹底免除的可能的；就要洗伐到相當的程度，也很不容易。
讀《文史通義》的《史德篇》可見。
史事的不足信如此，無怪史學家說“曆史隻是大家同意的故事”了。
史學家為求真起見，在這上面，就得費掉很大的工夫。
史料的真僞，鑒别、考訂得覺其大體可信了，然後我們可進而批評史事。
曆史上任何事件，用現在的眼光看起來，總覺得其不甚可信。
明明是個大公無私的人，反說得他詐僞陰險，如往史之于王安石。
明明是件深曲隐蔽之事，說來反覺得其淺顯易明，這些真是随處可見。
而隻知其外表，不知其内容的，更不知凡幾。
讀史者于此，往往模模糊糊，不加注意；或則人雲亦雲；其偶有所見的，又或痛诋古人的錯誤，其實此亦不然。
一件事，所能看見的，總隻是外形，其内容如何，總得由觀察者據着外形去推測。
我們該盡我們考證之所能，推測之所至，盡量地把史事的真相闡發出來。
不過推測總隻是推測，不能徑認為事實而已。
在這一點上，昔人著述的體例，未盡善處很多，實有改良的必要。
曆史不但因時代而不同，其所懸拟的讀者，亦各不同。
各種不同的讀者，而隻供給他一種書，是不很适宜的。
如《資治通鑒》，本意系供君主閱覽；以供平民閱覽，實不盡适宜。
就供給一種人看的曆史，也應有幾種同時并行，以資參證；而作史者亦得各抒所見；這是于史學大有裨益的。
其好壞，最好任人評論。
從前功令，定某種書為正經正史，使人把它的價值，看得特别高，這種辦法頗不适宜。
我們當祛除成見，平等相看，其信否的程度如何，一以我們按照嚴格的史學方法所評定者為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