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史學家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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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史之弊既如此，所以救其弊者，又将如何？
不論什麼事情，總是發生在一定的環境之内的，如其不知道它的環境，這件事就全無意義了。
現在試舉一個例。
從前漢朝時候，有一個名将，喚作韓信。
他有一次和敵人打仗，把自己的兵排在水邊上，背對着水，這就是所謂背水陣，是犯兵家之忌的，因為沒有退路了。
後來竟打了勝仗。
人家問他，他說：這亦在兵法上，不過你們不留意罷了。
兵法上不是有一句置之死地而後生麼？我所用的兵，不是訓練慣統帶慣的，乃是臨時聚集來的烏合之衆，這和走到市集上，把許多趕集的人聚攏來，使之作戰一樣，不是置之死地，人人要想自己救命，誰肯出力死戰呢？這是一件事。
明朝時候，又有一個名将，喚作戚繼光。
他練兵最認真。
著有一部書，喚作《練兵實紀》，對于練兵的法子，說得很詳盡。
清朝的曾國藩，本來是個書生，不懂得練兵的，他初出來練鄉勇，就靠這一部書做藍本，訂定一切規則。
可見戚繼光這部書，對于練兵的方法說述的詳盡，也可見得他對于練兵的認真了。
相傳當他檢閱時，适逢大雨，他的兵都能植立雨中，一步也不移動，可見他訓練之效。
他所以南征北讨，所向有功，絕非偶然了。
這又是一件事。
兩件事恰恰相反。
在看重戰術的人，一定說韓信的将才在戚繼光之上，能不擇兵卒而用之；在注重訓練的人，則又要說韓信的戰勝隻是僥幸；其實都不其然。
韓信生在漢初，承戰國時代之後。
戰國時代，本來是舉國皆兵的，所以在秦、漢之世，賈人、贅婿、闾左（這亦是當時所謂谪發、谪戍。
谪是譴谪的意思，發有罪的人出去作戰，謂之谪發；出去戍守，謂之谪戍。
賈人、贅婿，都不能算有罪，然漢時亦在七科谪之列，那不過因當時重農賤商，贅婿大概是沒有田産的，發他們出去當兵，免得擾累農民罷了。
闾左，謂一條街巷的左半段。
這是要發一條街巷裡居民的一半去當兵，而古者地道尊右，把右邊算上首，所以發其左半的人出去，秦時曾有此事），發出去都可充兵。
韓信所用的兵，雖說沒有經他訓練過，然戰争的教育，是本來受過的，對于戰鬥的技藝，人人娴習，所以隻要置之死地，就能夠人自為戰。
戚繼光時代，則中國統一已久，人民全不知兵，對于戰鬥的技藝，一無所知，若不加以訓練，置之活地，尚不能與敵人作戰，何況置之死地呢？若使之背水為陣，非斃于敵人鋒镝之下，就要被驅入水了。
所以韓信和戚繼光的事，看似相反，而實則相成，若非知其環境，就無從了解其真相了。
況且事實原因環境而生，若不知其環境，對于事實的性質，必也茫無所知，更何論了解其經過。
然則對于史事，安可不知其環境呢？ 然而我們現在，對于任何史事，總不能十分明白其環境，這是什麼理由？這自然是由于記載的缺乏了。
記載為什麼會缺乏呢？難道向來史家，對于不知環境則不能明白其事件的真相的道理，都不知道麼？不，須知“常事不書”，為秉筆者的公例。
我們現在雖追恨古人，叙述一事件時，不把他的環境說述清楚，以緻我們不能了解，然使我們執筆為之，恐亦不免此弊；即使力求避免，其與古人，亦不過程度之差而已；将來讀書的人，還不免要追怨着我們。
這是因為著書的人，總得假定若幹事實為讀者所已知，而不必加以叙述，如其不然，就要千頭萬緒，無從下筆了。
你天天記日記麼？一個朋友，忽而今天來看你；你今天忽而想到去做一件不在預算範圍内的事情；這自然要記出來的。
學校中的課程，個個星期是一樣；吃飯、睡覺，天天是一樣；那就決無逐日記載之理，至多每學期開學之初，把課程表抄一份在日記裡，以後每逢變動時，再加以記載；初記日記時，把吃飯和睡覺的時刻，記下一筆，以後則逢一頓宴會，一夜失眠等事，再加以記載罷了。
這就是所謂常事不書，是秉筆者不得不然的。
然而社會的變遷，雖然看不見，卻無一息不在進行之中。
雖其進行無一息之停，卻又“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正和太陽影子的移動，沒人看得見一樣。
然而隔着一個時間再去看，就移動了許多了。
社會的變遷，亦是如此，必須隔若幹年代，然後看得出。
然而人壽太短，所以除非生于劇變時代的人，總不覺得它有多大的變動。
尋常人所覺得的變動，總是聽見父輩、祖父輩，甚或是曾、高祖父輩的人所說的，這種說述的人，尚或出于傳聞而不是親見，如此，在感情上，自然不甚親切；而且這些零碎的事實，不能通其前後而觀之，則亦不過是一個一個小小的變動而已，并不覺得如何驚心動魄，把它記載下來的人，自然少了。
隔了較長遠的時代，再把今昔的社會一加比較，固然也覺得它有很大的不同，然而變遷的時代，業已相離很遠，無從知其因變遷生出來的影響，自更無人注意及之了。
所以社會的變遷，我們所知道的，怕不過百之一二，對于任何時代的情形，我們都是茫然，自然對于任何事件的環境，我們都不明白了。
不知環境，對于任何事情，總是不能明白的，以緻對于任何時代，亦都不能明白，這卻如何是好呢？所以現
現在試舉一個例。
從前漢朝時候，有一個名将，喚作韓信。
他有一次和敵人打仗，把自己的兵排在水邊上，背對着水，這就是所謂背水陣，是犯兵家之忌的，因為沒有退路了。
後來竟打了勝仗。
人家問他，他說：這亦在兵法上，不過你們不留意罷了。
兵法上不是有一句置之死地而後生麼？我所用的兵，不是訓練慣統帶慣的，乃是臨時聚集來的烏合之衆，這和走到市集上，把許多趕集的人聚攏來，使之作戰一樣，不是置之死地，人人要想自己救命，誰肯出力死戰呢？這是一件事。
明朝時候，又有一個名将，喚作戚繼光。
他練兵最認真。
著有一部書，喚作《練兵實紀》，對于練兵的法子，說得很詳盡。
清朝的曾國藩，本來是個書生，不懂得練兵的，他初出來練鄉勇，就靠這一部書做藍本，訂定一切規則。
可見戚繼光這部書，對于練兵的方法說述的詳盡，也可見得他對于練兵的認真了。
相傳當他檢閱時，适逢大雨，他的兵都能植立雨中，一步也不移動，可見他訓練之效。
他所以南征北讨，所向有功，絕非偶然了。
這又是一件事。
兩件事恰恰相反。
在看重戰術的人，一定說韓信的将才在戚繼光之上，能不擇兵卒而用之；在注重訓練的人，則又要說韓信的戰勝隻是僥幸；其實都不其然。
韓信生在漢初，承戰國時代之後。
戰國時代，本來是舉國皆兵的，所以在秦、漢之世，賈人、贅婿、闾左（這亦是當時所謂谪發、谪戍。
谪是譴谪的意思，發有罪的人出去作戰，謂之谪發；出去戍守，謂之谪戍。
賈人、贅婿，都不能算有罪，然漢時亦在七科谪之列，那不過因當時重農賤商，贅婿大概是沒有田産的，發他們出去當兵，免得擾累農民罷了。
闾左，謂一條街巷的左半段。
這是要發一條街巷裡居民的一半去當兵，而古者地道尊右，把右邊算上首，所以發其左半的人出去，秦時曾有此事），發出去都可充兵。
韓信所用的兵，雖說沒有經他訓練過，然戰争的教育，是本來受過的，對于戰鬥的技藝，人人娴習，所以隻要置之死地，就能夠人自為戰。
戚繼光時代，則中國統一已久，人民全不知兵，對于戰鬥的技藝，一無所知，若不加以訓練，置之活地，尚不能與敵人作戰，何況置之死地呢？若使之背水為陣，非斃于敵人鋒镝之下，就要被驅入水了。
所以韓信和戚繼光的事，看似相反，而實則相成，若非知其環境，就無從了解其真相了。
況且事實原因環境而生，若不知其環境，對于事實的性質，必也茫無所知，更何論了解其經過。
然則對于史事，安可不知其環境呢？ 然而我們現在，對于任何史事，總不能十分明白其環境，這是什麼理由？這自然是由于記載的缺乏了。
記載為什麼會缺乏呢？難道向來史家，對于不知環境則不能明白其事件的真相的道理，都不知道麼？不，須知“常事不書”，為秉筆者的公例。
我們現在雖追恨古人，叙述一事件時，不把他的環境說述清楚，以緻我們不能了解，然使我們執筆為之，恐亦不免此弊；即使力求避免，其與古人，亦不過程度之差而已；将來讀書的人，還不免要追怨着我們。
這是因為著書的人，總得假定若幹事實為讀者所已知，而不必加以叙述，如其不然，就要千頭萬緒，無從下筆了。
你天天記日記麼？一個朋友，忽而今天來看你；你今天忽而想到去做一件不在預算範圍内的事情；這自然要記出來的。
學校中的課程，個個星期是一樣；吃飯、睡覺，天天是一樣；那就決無逐日記載之理，至多每學期開學之初，把課程表抄一份在日記裡，以後每逢變動時，再加以記載；初記日記時，把吃飯和睡覺的時刻，記下一筆，以後則逢一頓宴會，一夜失眠等事，再加以記載罷了。
這就是所謂常事不書，是秉筆者不得不然的。
然而社會的變遷，雖然看不見，卻無一息不在進行之中。
雖其進行無一息之停，卻又“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正和太陽影子的移動，沒人看得見一樣。
然而隔着一個時間再去看，就移動了許多了。
社會的變遷，亦是如此，必須隔若幹年代，然後看得出。
然而人壽太短，所以除非生于劇變時代的人，總不覺得它有多大的變動。
尋常人所覺得的變動，總是聽見父輩、祖父輩，甚或是曾、高祖父輩的人所說的，這種說述的人，尚或出于傳聞而不是親見，如此，在感情上，自然不甚親切；而且這些零碎的事實，不能通其前後而觀之，則亦不過是一個一個小小的變動而已，并不覺得如何驚心動魄，把它記載下來的人，自然少了。
隔了較長遠的時代，再把今昔的社會一加比較，固然也覺得它有很大的不同，然而變遷的時代，業已相離很遠，無從知其因變遷生出來的影響，自更無人注意及之了。
所以社會的變遷，我們所知道的，怕不過百之一二，對于任何時代的情形，我們都是茫然，自然對于任何事件的環境，我們都不明白了。
不知環境，對于任何事情，總是不能明白的，以緻對于任何時代，亦都不能明白，這卻如何是好呢？所以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