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時曆史的弊病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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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亦為舊觀念所牽率，見之不能晶瑩，于是古代曆史偏重政治，後世亦就相沿不變了。
這是社會科學上一個深切的弊病，現在議論起來，雖似乎大家能知其弊，到實際應用，又往往陰蹈之而不自知，怕一時很不容易徹底除去。
既然偏重政治，則偏重戰事和過度崇拜英雄之弊，必相因而起。
因為戰事總是使政治發生顯著的變化的，而在政治上、軍事上能得到成功的人，亦總易被衆人認為英雄之故。
不錯，戰事确是能使社會起重大的變化的。
然而要明白一件事，總得能知其原因結果，然後可謂之真明白。
舊史所記的戰事，往往隻是戰事而已，于其原因如何，結果如何，都茫無所及。
（便是對于戰事勝敗的原因、結果，亦往往說不出來）此等記載，試問知之竟何所用？“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這兩句話，到現在，還有視為難于論定的。
其實所謂英雄，不過善于利用時勢而已。
一個社會，到危急存亡的時候，能否有英雄出來，全看這社會的情形如何，如能否造就英雄？有英雄，能否大家崇拜他，聽他的指揮，把反對他的人壓伏下去？這些，都是英雄能否出現的條件，而決不是有無這樣的人出生與否的問題，這是明白無疑的事。
英雄造時勢一語，如何能與時勢造英雄并列呢？過分偏重軍事，則易把和平時代跳過了，如講生物學的人，隻知道突變，而不知道漸變，這個能算懂得生物學麼？過分崇拜英雄，則易于發生“利人濟物非吾事，自有周公孔聖人”和“嘯吟風月天容我，整頓乾坤世有人”的思想。
大家覺得隻要有一個英雄出來，就一切問題都解決了，而忘卻自己應負的責任。
其肯負一些責任的，又容易模仿不适宜于時代的人物，甚而至于妄自尊大，陷于誇大狂的樣子。
還有，借曆史以激勵愛國家、愛民族之心，用之太過亦有弊。
不錯，愛國家、愛民族，是确有其理的；而借曆史以激勵愛國家、愛民族之心，亦确是一個很好的辦法。
然而天下事總有一個适當的限度，超過這限度，就不是真理，而是出于矯揉造作的了，其事就不免有弊。
這在歐洲，19世紀後半期各國的曆史，都不免有此弊，而德國為尤甚。
亞洲新興的日本，此弊亦頗甚。
中國人褊狹之見，較之德、日等國，可謂相差甚遠，然亦不能絕無。
中國人之有此弊，是起于宋以後的。
民族主義，原因受異族的壓迫而起，中國自宋以後，受異族的壓迫漸次深了，所以民族主義亦漸次勃興，這固是題中應有之義。
然感情與理性，須相輔而行，偏重感情，抹殺理性，就糟了。
如中國宋以後盲目的排外之論，是很足以偾事的。
近代和西洋人交涉的初期，即頗受其弊。
而日本人在明治的初年，亦幾受其弊，幸而尊王攘夷之論，一轉而為變法維新，否則日本在此時，可以激成很大的慘禍的，雖然不至于亡國。
朝鮮國比日本小，而其受宋學末流的影響卻深，就竟爾暫時釀成亡國的慘禍了。
大抵民族主義誤用的弊病有兩種：（一）是把本族看得過高，如德、日兩國，即犯此弊。
（二）則把異族看得太低，如中國人總說蠻夷不知禮義，甚至比之于犬羊便是。
這兩者之弊，都由昧于事實的真相而起。
昧于事實的真相，惟有求明事實的真相可以救之。
所以由矯揉造作的曆史所緻之弊，惟有用真正的曆史，可以做它對症的藥。
還有，借曆史以維持道德的觀念，也是有流弊的。
這又可分為兩種：其一，借曆史以維持社會的正義，如朱子編《通鑒綱目》，借書法以示褒貶。
書法是借一種記事的筆法，以表示對于其事的褒貶的。
如某人罷官，罷得不得當的，則書曰罷某官某；如其人咎有應得的，則削去官名，但書某罷；如無好無壞的，則書某官某罷。
後人又為之發明，對于曆史上的人物、事迹，一一加以批評是。
其二，則借此激勵讀史者的修為，如昔人編纂名臣和名儒的言行錄等，即出于此動機。
此二者，驟看亦似無甚弊病。
然凡事都貴求真，（一）曆史上的記載，先是不确實的；（二）即使确實，而一件事情，關系極為複雜，亦斷非但據其表面所能論定；而此等史事的批評家，往往僅據往史表面上的記錄，其結果，多不免于迂腐或膚淺，就不徒無益于求真，而反足為求真之累了。
還有一事，在西洋受病頗深，中國卻無其弊，那便是借曆史以維護宗教。
在西洋，所謂中世時代，曆史幾乎做了宗教的工具。
是宗教事件則詳，非宗教事件則略，而其所評論，亦多數是用的宗教家的眼光。
這不但舊教，即新教亦未嘗不如此，而且兩教都利用曆史，以為攻擊的武器。
中國亦未嘗沒有教，中國人所作的曆史，如佛家所記的釋迦本行、高僧事迹之類，然大家都隻當它宗教中的書籍看，不把它當作曆史，所以不受其害。
還有一種，竟無好好的曆史，而曆史事迹，都依附宗教書籍以傳之國，如印度等，那其受病之深，更不言而喻了。
還有，存着一種以史事為法戒，即所謂前車之鑒的見解，亦足使史學深受其弊的。
這是社會科學上一個深切的弊病，現在議論起來，雖似乎大家能知其弊，到實際應用，又往往陰蹈之而不自知，怕一時很不容易徹底除去。
既然偏重政治，則偏重戰事和過度崇拜英雄之弊，必相因而起。
因為戰事總是使政治發生顯著的變化的，而在政治上、軍事上能得到成功的人，亦總易被衆人認為英雄之故。
不錯，戰事确是能使社會起重大的變化的。
然而要明白一件事，總得能知其原因結果，然後可謂之真明白。
舊史所記的戰事，往往隻是戰事而已，于其原因如何，結果如何，都茫無所及。
（便是對于戰事勝敗的原因、結果，亦往往說不出來）此等記載，試問知之竟何所用？“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這兩句話，到現在，還有視為難于論定的。
其實所謂英雄，不過善于利用時勢而已。
一個社會，到危急存亡的時候，能否有英雄出來，全看這社會的情形如何，如能否造就英雄？有英雄，能否大家崇拜他，聽他的指揮，把反對他的人壓伏下去？這些，都是英雄能否出現的條件，而決不是有無這樣的人出生與否的問題，這是明白無疑的事。
英雄造時勢一語，如何能與時勢造英雄并列呢？過分偏重軍事，則易把和平時代跳過了，如講生物學的人，隻知道突變，而不知道漸變，這個能算懂得生物學麼？過分崇拜英雄，則易于發生“利人濟物非吾事，自有周公孔聖人”和“嘯吟風月天容我，整頓乾坤世有人”的思想。
大家覺得隻要有一個英雄出來，就一切問題都解決了，而忘卻自己應負的責任。
其肯負一些責任的，又容易模仿不适宜于時代的人物，甚而至于妄自尊大，陷于誇大狂的樣子。
還有，借曆史以激勵愛國家、愛民族之心，用之太過亦有弊。
不錯，愛國家、愛民族，是确有其理的；而借曆史以激勵愛國家、愛民族之心，亦确是一個很好的辦法。
然而天下事總有一個适當的限度，超過這限度，就不是真理，而是出于矯揉造作的了，其事就不免有弊。
這在歐洲，19世紀後半期各國的曆史，都不免有此弊，而德國為尤甚。
亞洲新興的日本，此弊亦頗甚。
中國人褊狹之見，較之德、日等國，可謂相差甚遠，然亦不能絕無。
中國人之有此弊，是起于宋以後的。
民族主義，原因受異族的壓迫而起，中國自宋以後，受異族的壓迫漸次深了，所以民族主義亦漸次勃興，這固是題中應有之義。
然感情與理性，須相輔而行，偏重感情，抹殺理性，就糟了。
如中國宋以後盲目的排外之論，是很足以偾事的。
近代和西洋人交涉的初期，即頗受其弊。
而日本人在明治的初年，亦幾受其弊，幸而尊王攘夷之論，一轉而為變法維新，否則日本在此時，可以激成很大的慘禍的，雖然不至于亡國。
朝鮮國比日本小，而其受宋學末流的影響卻深，就竟爾暫時釀成亡國的慘禍了。
大抵民族主義誤用的弊病有兩種：（一）是把本族看得過高，如德、日兩國，即犯此弊。
（二）則把異族看得太低，如中國人總說蠻夷不知禮義，甚至比之于犬羊便是。
這兩者之弊，都由昧于事實的真相而起。
昧于事實的真相，惟有求明事實的真相可以救之。
所以由矯揉造作的曆史所緻之弊，惟有用真正的曆史，可以做它對症的藥。
還有，借曆史以維持道德的觀念，也是有流弊的。
這又可分為兩種：其一，借曆史以維持社會的正義，如朱子編《通鑒綱目》，借書法以示褒貶。
書法是借一種記事的筆法，以表示對于其事的褒貶的。
如某人罷官，罷得不得當的，則書曰罷某官某；如其人咎有應得的，則削去官名，但書某罷；如無好無壞的，則書某官某罷。
後人又為之發明，對于曆史上的人物、事迹，一一加以批評是。
其二，則借此激勵讀史者的修為，如昔人編纂名臣和名儒的言行錄等，即出于此動機。
此二者，驟看亦似無甚弊病。
然凡事都貴求真，（一）曆史上的記載，先是不确實的；（二）即使确實，而一件事情，關系極為複雜，亦斷非但據其表面所能論定；而此等史事的批評家，往往僅據往史表面上的記錄，其結果，多不免于迂腐或膚淺，就不徒無益于求真，而反足為求真之累了。
還有一事，在西洋受病頗深，中國卻無其弊，那便是借曆史以維護宗教。
在西洋，所謂中世時代，曆史幾乎做了宗教的工具。
是宗教事件則詳，非宗教事件則略，而其所評論，亦多數是用的宗教家的眼光。
這不但舊教，即新教亦未嘗不如此，而且兩教都利用曆史，以為攻擊的武器。
中國亦未嘗沒有教，中國人所作的曆史，如佛家所記的釋迦本行、高僧事迹之類，然大家都隻當它宗教中的書籍看，不把它當作曆史，所以不受其害。
還有一種，竟無好好的曆史，而曆史事迹，都依附宗教書籍以傳之國，如印度等，那其受病之深，更不言而喻了。
還有，存着一種以史事為法戒，即所謂前車之鑒的見解，亦足使史學深受其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