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進化的幾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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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哪一種學問，都是逐漸進步的，史學将來的進步未知如何，這或者連它所要走的方向，亦非現在所能預知。
若回顧既往，則其進步，有曆曆可指的。
我現在把它分做幾個階段，這可以看出史學發達的情形，而史學研究的方法，亦即因此而可知。
中國史學的進化，大略可以分做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可以把司馬談、遷父子做代表。
他父子倆才有意網羅一切史材，做成一部當時的世界通史。
（所謂世界，總系以當時的人所知道的為界限，在近世世界大通以前，西洋人的所謂世界，亦系如此。
所以《史記》實在是當時的世界史，而不是本國史。
不但《史記》，即中國曆代的正史，稱為其時的世界史，亦無不可，因為它已經把它這時代所知道的外國，一概包括在内了）在他以前，固非沒有知道看重曆史的人，所以有許多材料，流傳下來，還有一部無名氏所作的《世本》，史學家稱它為《史記》的前身。
（《世本》亦有本紀，有世家，有傳；又有譜，即表的前身；有《居篇》，記帝王都邑；有《作篇》，記一切事物創作之原；為書之所本。
所以洪饴孫作《史表》，把它列在諸史之前）然總還是片段的、部分的保存而已，重視曆史的觀念，總還覺得未臻于圓滿，到他父子倆，就大不相同了。
所以他父子倆，可說是前此重視史學的思想的結晶，亦可說是後世編纂曆史的事業的開山。
這種精神，這種事業，可以說是承先啟後。
後來許多史學家的著作，都是從此基礎之上發展出來的。
第二，自司馬遷以後，史學界有許多名家。
不過覺得史料要保存，要編纂，以诒後人而已，編纂的方法如何，加以研究的很少。
到唐朝的劉知幾，才于此加以檢讨。
據《唐書》的《劉知幾傳》，和他同時，懷抱相類的思想的，有好幾個人，可見這是史學上進化自然的趨勢，劉知幾隻是一個代表。
他著了一部《史通》，對于古今的史籍，加以批評。
他先把史籍分成正史和非正史兩種，評論其可稱為正史的，共有幾家；其體裁适用于後世的，共有幾種。
（見《史通》之《六家》、《二體》、《雜述》三篇。
《六家》系劉知幾認為正史的；《二體》則六家之中，劉氏謂其可行于後世的，所以其《古今正史篇》所述，亦以此二體為限；《雜述》則其所認為非正史的）對于材料的去取，以及編制的方法，文辭的應當如何，都一一加以研究。
實為作史方法的一個大檢讨。
第三，劉知幾的《史通》，不過遵守前人的範圍，對其作法加以研究而已。
所謂範圍，就是何種材料，當為史家之所取，何種材料可以置諸不問，劉知幾和他以前的人，意見實無大異同，即可說他史學上根本的意見，和他以前的人，亦無大異同。
到宋朝的鄭樵，便又不同了。
他反對斷代史而主張通史，已經是史法上的一個大變。
這還可說是《史記》的體例本來如此，而鄭樵從而恢複之。
其尤為重要的，則他覺得前人所搜集者，不足于用，而要于其外另增門類。
他在《通志》的《總序》中，表示這種意見，而其所作的二十略，門類和内容亦确有出于前人之外的，（據《總序》自述：《氏族》、《六書》、《七音》、《天文》、《地理》、《都邑》、《谥》、《器服》、《樂》、《藝文》、《校雠》、《圖譜》、《金石》、《災祥》、《昆蟲草木》十五略，都出自胸臆，不襲漢、唐諸儒，此就内容而言。
若以門類而論，則《六書》、《七音》、《校雠》、《圖譜》、《金石》、《昆蟲草木》，乃全為鄭氏所新立）這可說是史學上的一個大變革了。
第四，以從前的人所搜輯的範圍為太狹，而要擴充于其外；這種見解，從史學知識當求其完全、廣博而論，是無人能加以反對的，但是僅此門類，史料日日堆積，業已不勝其煩，不可遍覽了，何況再要擴充于其外呢？如此，豈不将使曆史成為不可觀覽之物麼？然而要遏止這個趨勢，把材料加以删除，卻又不可。
這事如何是好呢？于此，中國的大史學家章學誠出來，乃想得一個适當處置之法。
他把史材和作成的史籍分為兩物。
儲蓄史材，務求其詳備；而作史則要提要鈎玄，使學者可讀。
因史料的詳備，史家著述才有确實的根據，和前此僅據殘缺的材料的不同。
亦惟史材完備保存，讀者對于作者之書有所不足，乃可以根據史材而重作。
（一人的見解，總不能包括無遺，所以每一種曆史，本該有若幹人的著作并行）其大體完善，而或有錯誤、阙略之處，亦可根據史材，加以訂補。
因其如此，所以作史者可以放大
若回顧既往，則其進步，有曆曆可指的。
我現在把它分做幾個階段，這可以看出史學發達的情形，而史學研究的方法，亦即因此而可知。
中國史學的進化，大略可以分做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可以把司馬談、遷父子做代表。
他父子倆才有意網羅一切史材，做成一部當時的世界通史。
（所謂世界，總系以當時的人所知道的為界限，在近世世界大通以前，西洋人的所謂世界，亦系如此。
所以《史記》實在是當時的世界史，而不是本國史。
不但《史記》，即中國曆代的正史，稱為其時的世界史，亦無不可，因為它已經把它這時代所知道的外國，一概包括在内了）在他以前，固非沒有知道看重曆史的人，所以有許多材料，流傳下來，還有一部無名氏所作的《世本》，史學家稱它為《史記》的前身。
（《世本》亦有本紀，有世家，有傳；又有譜，即表的前身；有《居篇》，記帝王都邑；有《作篇》，記一切事物創作之原；為書之所本。
所以洪饴孫作《史表》，把它列在諸史之前）然總還是片段的、部分的保存而已，重視曆史的觀念，總還覺得未臻于圓滿，到他父子倆，就大不相同了。
所以他父子倆，可說是前此重視史學的思想的結晶，亦可說是後世編纂曆史的事業的開山。
這種精神，這種事業，可以說是承先啟後。
後來許多史學家的著作，都是從此基礎之上發展出來的。
第二，自司馬遷以後，史學界有許多名家。
不過覺得史料要保存，要編纂，以诒後人而已，編纂的方法如何，加以研究的很少。
到唐朝的劉知幾，才于此加以檢讨。
據《唐書》的《劉知幾傳》，和他同時，懷抱相類的思想的，有好幾個人，可見這是史學上進化自然的趨勢，劉知幾隻是一個代表。
他著了一部《史通》，對于古今的史籍，加以批評。
他先把史籍分成正史和非正史兩種，評論其可稱為正史的，共有幾家；其體裁适用于後世的，共有幾種。
（見《史通》之《六家》、《二體》、《雜述》三篇。
《六家》系劉知幾認為正史的；《二體》則六家之中，劉氏謂其可行于後世的，所以其《古今正史篇》所述，亦以此二體為限；《雜述》則其所認為非正史的）對于材料的去取，以及編制的方法，文辭的應當如何，都一一加以研究。
實為作史方法的一個大檢讨。
第三，劉知幾的《史通》，不過遵守前人的範圍，對其作法加以研究而已。
所謂範圍，就是何種材料，當為史家之所取，何種材料可以置諸不問，劉知幾和他以前的人，意見實無大異同，即可說他史學上根本的意見，和他以前的人，亦無大異同。
到宋朝的鄭樵，便又不同了。
他反對斷代史而主張通史，已經是史法上的一個大變。
這還可說是《史記》的體例本來如此，而鄭樵從而恢複之。
其尤為重要的，則他覺得前人所搜集者，不足于用，而要于其外另增門類。
他在《通志》的《總序》中，表示這種意見，而其所作的二十略，門類和内容亦确有出于前人之外的，（據《總序》自述：《氏族》、《六書》、《七音》、《天文》、《地理》、《都邑》、《谥》、《器服》、《樂》、《藝文》、《校雠》、《圖譜》、《金石》、《災祥》、《昆蟲草木》十五略，都出自胸臆，不襲漢、唐諸儒，此就内容而言。
若以門類而論，則《六書》、《七音》、《校雠》、《圖譜》、《金石》、《昆蟲草木》，乃全為鄭氏所新立）這可說是史學上的一個大變革了。
第四，以從前的人所搜輯的範圍為太狹，而要擴充于其外；這種見解，從史學知識當求其完全、廣博而論，是無人能加以反對的，但是僅此門類，史料日日堆積，業已不勝其煩，不可遍覽了，何況再要擴充于其外呢？如此，豈不将使曆史成為不可觀覽之物麼？然而要遏止這個趨勢，把材料加以删除，卻又不可。
這事如何是好呢？于此，中國的大史學家章學誠出來，乃想得一個适當處置之法。
他把史材和作成的史籍分為兩物。
儲蓄史材，務求其詳備；而作史則要提要鈎玄，使學者可讀。
因史料的詳備，史家著述才有确實的根據，和前此僅據殘缺的材料的不同。
亦惟史材完備保存，讀者對于作者之書有所不足，乃可以根據史材而重作。
（一人的見解，總不能包括無遺，所以每一種曆史，本該有若幹人的著作并行）其大體完善，而或有錯誤、阙略之處，亦可根據史材，加以訂補。
因其如此，所以作史者可以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