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的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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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或他人的事情，是他認為有意義的，傳述下來，留給後人。
有這兩種動機，曆史就誕生出來了。
但是古人對于主客觀的分别，不甚清楚。
所以（一）其所流傳，真正的事實，和自己的意思，往往混合不分，甚至全篇的話，都是以意構造的，和現在的小說一般，而亦用記事的形式，流傳下來，此即所謂寓言，最易使事實淆混。
（古代所謂小說，乃謂其出于街談巷議，而不出于士大夫，說見《漢書·藝文志》。
事實出于虛構，如後世之小說者，古人謂之寓言。
後世的小說，情節雖經理想化，事實或有根據，然其人名、地名等，則必非真實，故不易與事實相混。
古代之寓言，則正相反。
情節出于虛構，而人、地名則多用真者，如《莊子·盜跖篇》，欲寓其“秀才遇着兵，有理講不成”的理想，乃捏造一孔子欲說服盜跖，反為所大罵，幾至遇禍之事，即其一例）（二）更古的人，則連生物和無生物、人和動植物的區别，都弄不清楚了，所以又有所謂神話。
（三）就是述及制度，也是如此的，孰為當時實有的制度？孰為傳述者的理想？二者并不分開。
（記制度者，以儒家之書為最多。
儒學分今古文兩派，今文言制度者，以《禮記》的《王制》篇為總彙，古文以《周禮》為大宗，皆系如此）諸子書言制度者，以《管子》為最多，亦系如此。
所以古代的史實特别模糊。
這種性質，大概秦、漢之際，是一個界限。
在漢朝初年以前，曆史所傳的，如趙高指鹿為馬之事，如流俗所謂鴻門宴的故事。
見《史記·秦本紀》及《項羽本紀》。
都是說得天花亂墜，極有趣味，而細想一想，就知道其萬無此理的。
其可信的程度，決不會超出後世的《三國演義》之上。
秦、漢之際，尚且如此，前乎此者，就更不必說了。
所以所謂古史，實當别為一科，專門研究。
（因為研究的人，各有專長，而古史的研究，有需于特别技術者尤多。
至某書或某書的某部分，是否當屬于古史的範圍，則當以其是否具有此種性質而定，不能執時代為斷）從漢朝統一天下以後，文化發達，傳述者的程度驟然提高；可靠的材料，流傳下來的亦多（前乎此者，采取不足信的材料，亦不能為其人咎。
因為曆史是不能造作的，斷不能以自己推想所信的，作為史實。
流傳下來的，隻有這樣的材料，自隻能照其原樣，傳給後人。
而采取它的人，原并不以為可信，所以既采取之，而又加以辨正者亦甚多），曆史便煥然改觀了。
史學的發達，不能不為物力所限。
古代作書的材料，簡牍笨重，缣帛價貴，而書寫又煩難，于是乎（一）著作難，（二）材料之搜輯亦不易。
所以能成立一部巨著的，非依靠國家，得其助力不可。
司馬談、遷父子世為史官，即其一例。
但自隋以前，作史的人，雖借國家的助力，而其事則仍系私人的事業。
雖然有時候編成某一朝的曆史，系出于國家的命令，亦都就有志于此，或業已從事于此者而命令之，國家不過給以某種助力而已。
時代愈後，則（一）材料愈多，（二）所關涉的範圍亦愈廣，從分量和門類兩方面而論，都非一人之力所克勝，唐時遂開集衆纂修之例，此後就沿為故事了。
（可參看《史通》的《古今正史》、《史官建置》兩篇。
其唐以後的事，可以參看本書的《史通評》）向來論史學的人，多數偏袒私家著述，而賤視集衆修纂，這亦是一偏之見，其實二者是各有所長的。
（如《晉書》系集衆所修，其紀、傳的淩亂和瑣屑，誠不能為諱，然志卻是好的，即由聚集各專家，各用其所長之故）況且一人獨著，事實上已陷于不可能，那也不必去追慕它了。
著述的人，都要靠國家的助力，其事自然和政治接近了，因書寫材料之笨重和昂貴，以緻書寫艱難，流傳不易的情形，自造紙術成功而一小變，至印刷術發明而一大變。
然而從事于作史的，都是所謂士大夫，士大夫是以政治為職業的，所以曆史注重政治的情形，始終無甚變動。
政治方面的現象，昔人所重視的有兩種：（一）随時發生的事情，如某年月日太子生，某年月日舊君死，新君立，某年月日某外國入寇之類，這是無從預知的。
（二）則政治上預定一個辦法，以處理某種事務，此即所謂政治制度。
其能行與否，誠未可知；行之而能曆多久，亦未可知；然既定為制度，總是期其行之永久，至少亦是期其行之于某一時期之中的
有這兩種動機，曆史就誕生出來了。
但是古人對于主客觀的分别，不甚清楚。
所以（一）其所流傳，真正的事實，和自己的意思，往往混合不分，甚至全篇的話，都是以意構造的，和現在的小說一般，而亦用記事的形式，流傳下來，此即所謂寓言，最易使事實淆混。
（古代所謂小說，乃謂其出于街談巷議，而不出于士大夫，說見《漢書·藝文志》。
事實出于虛構，如後世之小說者，古人謂之寓言。
後世的小說，情節雖經理想化，事實或有根據，然其人名、地名等，則必非真實，故不易與事實相混。
古代之寓言，則正相反。
情節出于虛構，而人、地名則多用真者，如《莊子·盜跖篇》，欲寓其“秀才遇着兵，有理講不成”的理想，乃捏造一孔子欲說服盜跖，反為所大罵，幾至遇禍之事，即其一例）（二）更古的人，則連生物和無生物、人和動植物的區别，都弄不清楚了，所以又有所謂神話。
（三）就是述及制度，也是如此的，孰為當時實有的制度？孰為傳述者的理想？二者并不分開。
（記制度者，以儒家之書為最多。
儒學分今古文兩派，今文言制度者，以《禮記》的《王制》篇為總彙，古文以《周禮》為大宗，皆系如此）諸子書言制度者，以《管子》為最多，亦系如此。
所以古代的史實特别模糊。
這種性質，大概秦、漢之際，是一個界限。
在漢朝初年以前，曆史所傳的，如趙高指鹿為馬之事，如流俗所謂鴻門宴的故事。
見《史記·秦本紀》及《項羽本紀》。
都是說得天花亂墜，極有趣味，而細想一想，就知道其萬無此理的。
其可信的程度，決不會超出後世的《三國演義》之上。
秦、漢之際，尚且如此，前乎此者，就更不必說了。
所以所謂古史，實當别為一科，專門研究。
（因為研究的人，各有專長，而古史的研究，有需于特别技術者尤多。
至某書或某書的某部分，是否當屬于古史的範圍，則當以其是否具有此種性質而定，不能執時代為斷）從漢朝統一天下以後，文化發達，傳述者的程度驟然提高；可靠的材料，流傳下來的亦多（前乎此者，采取不足信的材料，亦不能為其人咎。
因為曆史是不能造作的，斷不能以自己推想所信的，作為史實。
流傳下來的，隻有這樣的材料，自隻能照其原樣，傳給後人。
而采取它的人，原并不以為可信，所以既采取之，而又加以辨正者亦甚多），曆史便煥然改觀了。
史學的發達，不能不為物力所限。
古代作書的材料，簡牍笨重，缣帛價貴，而書寫又煩難，于是乎（一）著作難，（二）材料之搜輯亦不易。
所以能成立一部巨著的，非依靠國家，得其助力不可。
司馬談、遷父子世為史官，即其一例。
但自隋以前，作史的人，雖借國家的助力，而其事則仍系私人的事業。
雖然有時候編成某一朝的曆史，系出于國家的命令，亦都就有志于此，或業已從事于此者而命令之，國家不過給以某種助力而已。
時代愈後，則（一）材料愈多，（二）所關涉的範圍亦愈廣，從分量和門類兩方面而論，都非一人之力所克勝，唐時遂開集衆纂修之例，此後就沿為故事了。
（可參看《史通》的《古今正史》、《史官建置》兩篇。
其唐以後的事，可以參看本書的《史通評》）向來論史學的人，多數偏袒私家著述，而賤視集衆修纂，這亦是一偏之見，其實二者是各有所長的。
（如《晉書》系集衆所修，其紀、傳的淩亂和瑣屑，誠不能為諱，然志卻是好的，即由聚集各專家，各用其所長之故）況且一人獨著，事實上已陷于不可能，那也不必去追慕它了。
著述的人，都要靠國家的助力，其事自然和政治接近了，因書寫材料之笨重和昂貴，以緻書寫艱難，流傳不易的情形，自造紙術成功而一小變，至印刷術發明而一大變。
然而從事于作史的，都是所謂士大夫，士大夫是以政治為職業的，所以曆史注重政治的情形，始終無甚變動。
政治方面的現象，昔人所重視的有兩種：（一）随時發生的事情，如某年月日太子生，某年月日舊君死，新君立，某年月日某外國入寇之類，這是無從預知的。
（二）則政治上預定一個辦法，以處理某種事務，此即所謂政治制度。
其能行與否，誠未可知；行之而能曆多久，亦未可知；然既定為制度，總是期其行之永久，至少亦是期其行之于某一時期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