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代重要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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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方文化及産業，漸次發達。
尤其荊、揚兩州，即湖南、湖北兩省間之湖沿地帶，及江、浙兩省之太湖流域，成為全國經濟重心。
[南朝财賦，盡出于此，文化亦最高。
] 2.自後漢之末，人民開始大遷移。
（1）将積古以來各地方豪族之根基拔去（此時遷徙，多宗族、姻戚、鄉裡等，成群而行。
此等人離開本鄉，勢力即減小，且難持久）。
（2）貧民入山，與異族雜居，是為北方之山胡，南方之山越。
山地借以開拓，異族因之同化。
3.南方之發達，偏于文化及産業。
故未能将政治之重心，自北方轉移至南方。
[此因缺乏戰鬥性質之故。
] 古代之政治，實多帶屬人主義，[此固積古之相沿，而實由交通阻塞，各地之民，皆顯著之隔膜之故。
]觀晉、南北朝之僑州、郡、縣可知。
後因久不獲歸；政治上複厲行“土斷”，[此因當時遷移僑置之民，各自為政，頗多不便，于賦役尤甚，于是遂厲行土斷。
]乃皆為屬地主義。
此于畛域之化除，實甚有益。
魏晉以後所謂門閥，實皆沿自封建時代。
蓋前此居于本地，不待自異，人自尊之；一遷徙則失其所恃，故須标舉郡望以自異。
貴族恒互相援引，故九品中正之制，區别士庶極嚴。
然主動立事者，率多出于庶族。
又貴族多窮困（似與其家族之大有關系），貪庶族之富，而與之通譜通婚。
則其根柢業已搖動。
至隋，廢九品中正及鄉官，肇行科舉之制。
唐、宋而後，科舉日重，而其立法亦日嚴，于是士族在政治上亦無占便宜之處。
至五代而士庶之别蕩然矣。
積古相沿之等級至此破除，實社會組織之一大變也。
科舉制度，1.打破門閥階級，2.看重學術出身者（吏道系經驗出身），皆為優點。
惟漢世丞相，四科取士，（1）重德行，（2）重學術（經中博士），（3）重才能（才任三輔令），（4）重文法（文中禦史），實最合理。
（1）、（3）皆雜以文字考試，故唐有明經[（2）]明法[（4）]兩科，此于理論亦合。
惟（1）所試者太不足以得人才，（2）而無補實用之進士科（試詩賦）為重，則殊不合宜。
因唐人重視進士，宋王安石變法，遂廢諸科，獨存進士。
後又分為詩賦、經義兩科。
[試詩賦者仍衆。
]至明、清，又合為一。
所試既皆無用（策及明代诏、诰、表、判等僅存虛名），又不分科，其事既非夫人之所能，所試遂皆有名無實。
近代之士子，遂大固陋而不可救。
自先秦至漢之社會政策，本兼有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兩方面。
後儒學專行，法學廢絕，節制資本之說，遂無人提起，而平均地權，亦止敢行緩和之法。
是為晉之戶調式、魏之均田令、唐之租庸調法。
此三法，皆（1）乘亂後土田失主之時，官以授民。
（2）其授之，則以年齡屬性而異其多少。
（3）而課役随之。
（4）還授……皆有法度。
但其1.推行至何種程度，先已可疑。
即不論此，而2.人口日增，無移民之法。
3.農民無他産業，緩急時不得将田質賞，亦終必破壞也。
[而當時僅按人口征稅，而失田者，遂紛紛僞為官、吏、士人、僧、道或外邑人，以圖逃稅。
而有力兼并者，多數之田，反不需納稅矣。
]唐德宗時，楊炎立兩稅法，但就其所有而稅之。
而民之有産無産，國家不複過問矣。
自晉武行戶調式至此适五百年。
戶調之法，實起漢末，為魏武帝所行。
蓋漢人取諸民者，曰田租，曰口賦（出錢，亦曰口錢）。
此時田皆荒廢，不能恃田租為收入；而交易破壞，錢法紊亂，民亦難于得錢；乃因其勢而取其布帛，遂成為一種戶稅。
晉時戶調，亦是如此，特給之以田為異耳。
戶調之制，起于後漢之末，與當時經濟狀況，頗有關系。
蓋古之取于民者，曰稅，即漢世之田租；曰賦，一為馬、牛、車、辇等戰時所用之物，一則随時之征取，此二者，漢世并作口錢，又其一則力役也。
後漢之末，天下大亂，耕者少，田租不足供軍國之用；是時商業，蓋極凋零；又當時錢貴，而币制漢末又大壞，無從征錢；乃改為按戶取布帛：此為戶調之始。
晉以後，有授田之法，乃更取其谷物。
唐世身丁有可稽，則又并力役而責之，遂成租庸調之法耳。
田既不能授，則不能不變為兩稅，就有負擔力者而課其錢。
此法行，民之有田産與
尤其荊、揚兩州，即湖南、湖北兩省間之湖沿地帶，及江、浙兩省之太湖流域，成為全國經濟重心。
[南朝财賦，盡出于此，文化亦最高。
] 2.自後漢之末，人民開始大遷移。
（1）将積古以來各地方豪族之根基拔去（此時遷徙，多宗族、姻戚、鄉裡等，成群而行。
此等人離開本鄉，勢力即減小，且難持久）。
（2）貧民入山，與異族雜居，是為北方之山胡，南方之山越。
山地借以開拓，異族因之同化。
3.南方之發達，偏于文化及産業。
故未能将政治之重心，自北方轉移至南方。
[此因缺乏戰鬥性質之故。
] 古代之政治，實多帶屬人主義，[此固積古之相沿，而實由交通阻塞，各地之民，皆顯著之隔膜之故。
]觀晉、南北朝之僑州、郡、縣可知。
後因久不獲歸；政治上複厲行“土斷”，[此因當時遷移僑置之民，各自為政，頗多不便，于賦役尤甚，于是遂厲行土斷。
]乃皆為屬地主義。
此于畛域之化除，實甚有益。
魏晉以後所謂門閥，實皆沿自封建時代。
蓋前此居于本地，不待自異，人自尊之；一遷徙則失其所恃，故須标舉郡望以自異。
貴族恒互相援引，故九品中正之制，區别士庶極嚴。
然主動立事者，率多出于庶族。
又貴族多窮困（似與其家族之大有關系），貪庶族之富，而與之通譜通婚。
則其根柢業已搖動。
至隋，廢九品中正及鄉官，肇行科舉之制。
唐、宋而後，科舉日重，而其立法亦日嚴，于是士族在政治上亦無占便宜之處。
至五代而士庶之别蕩然矣。
積古相沿之等級至此破除，實社會組織之一大變也。
科舉制度，1.打破門閥階級，2.看重學術出身者（吏道系經驗出身），皆為優點。
惟漢世丞相，四科取士，（1）重德行，（2）重學術（經中博士），（3）重才能（才任三輔令），（4）重文法（文中禦史），實最合理。
（1）、（3）皆雜以文字考試，故唐有明經[（2）]明法[（4）]兩科，此于理論亦合。
惟（1）所試者太不足以得人才，（2）而無補實用之進士科（試詩賦）為重，則殊不合宜。
因唐人重視進士，宋王安石變法，遂廢諸科，獨存進士。
後又分為詩賦、經義兩科。
[試詩賦者仍衆。
]至明、清，又合為一。
所試既皆無用（策及明代诏、诰、表、判等僅存虛名），又不分科，其事既非夫人之所能，所試遂皆有名無實。
近代之士子，遂大固陋而不可救。
自先秦至漢之社會政策，本兼有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兩方面。
後儒學專行，法學廢絕，節制資本之說，遂無人提起，而平均地權，亦止敢行緩和之法。
是為晉之戶調式、魏之均田令、唐之租庸調法。
此三法，皆（1）乘亂後土田失主之時，官以授民。
（2）其授之，則以年齡屬性而異其多少。
（3）而課役随之。
（4）還授……皆有法度。
但其1.推行至何種程度，先已可疑。
即不論此，而2.人口日增，無移民之法。
3.農民無他産業，緩急時不得将田質賞，亦終必破壞也。
[而當時僅按人口征稅，而失田者，遂紛紛僞為官、吏、士人、僧、道或外邑人，以圖逃稅。
而有力兼并者，多數之田，反不需納稅矣。
]唐德宗時，楊炎立兩稅法，但就其所有而稅之。
而民之有産無産，國家不複過問矣。
自晉武行戶調式至此适五百年。
戶調之法，實起漢末，為魏武帝所行。
蓋漢人取諸民者，曰田租，曰口賦（出錢，亦曰口錢）。
此時田皆荒廢，不能恃田租為收入；而交易破壞，錢法紊亂，民亦難于得錢；乃因其勢而取其布帛，遂成為一種戶稅。
晉時戶調，亦是如此，特給之以田為異耳。
戶調之制，起于後漢之末，與當時經濟狀況，頗有關系。
蓋古之取于民者，曰稅，即漢世之田租；曰賦，一為馬、牛、車、辇等戰時所用之物，一則随時之征取，此二者，漢世并作口錢，又其一則力役也。
後漢之末，天下大亂，耕者少，田租不足供軍國之用；是時商業，蓋極凋零；又當時錢貴，而币制漢末又大壞，無從征錢；乃改為按戶取布帛：此為戶調之始。
晉以後，有授田之法，乃更取其谷物。
唐世身丁有可稽，則又并力役而責之，遂成租庸調之法耳。
田既不能授，則不能不變為兩稅，就有負擔力者而課其錢。
此法行，民之有田産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