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之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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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孟子等理想之談，古無其事；恐皆非。
此制大約文明發達，水利關系重要之地則有之。
最初一部族之地，均屬公有；其後耕作方法漸精，家族漸次分割部族之土地，為田間之“阡陌”、“溝洫”，極為整齊，則成此制矣。
人口漸繁，惜土地之荒廢，溝洫、阡陌，漸被開墾成田，田之疆界，因之混淆。
斯時地代[耕種人之地，而納田租，謂之地代。
]發生，遂有乘機兼并者，而地權不均矣。
田以外之土地，古人總稱為山澤，本屬公有，依一定之規則，大家皆可使用；後來大約先由有政權者封禁，[《王制》曰：“名山大澤不以封。
”《注》雲：“與民同财，不得障管，亦賦稅之而已。
”按《王制》又言：“澤梁無禁。
”而《荀子·王制》言“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則稅之亦非今文家意也。
《左氏》襄公十一年，同盟于亳，載書雲：“毋壅利。
”《注》雲：“專山川之利。
”昭公二十年，晏子言：“山林之木，衡鹿守之。
澤之萑蒲，舟鲛守之。
薮之薪蒸，虞候守之。
海之鹽蜃，祈望守之。
”此即所謂障管者。
而三年又言陳氏厚施曰：“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
”則春秋時猶有行之者，然其後則漸少矣。
《月令》：季冬，“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為天子斂怨于下。
”《周官》：山師，“掌山材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緻其珍異之物。
”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緻其珍異之物。
”皆稅之之法也。
《曲禮》曰：“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
”蓋國君視山澤為私産久矣。
][然有政權者來必能利用山澤之利也。
]再以賞賜租借等形式，轉入私人之手，《史記·貨殖列傳》所載種樹、畜牧、煮鹽、開礦等人是也。
工業。
在公産之世，簡易者人人能為之；較難者，則有專司其事之人，此為封建時代工官之前身。
但其後私人工業漸興。
[工官之制，亦有其阻遏工業，使停滞不進者在：人之才性，各有不同，子孫初不必盡肖其父祖，而古工官守之以世，必有束縛馳驟，非所樂而強為之者矣，一也。
工官之長，時曰工師，所以督責其下者甚嚴。
下者乃不得不苟求無過，凡事率由舊章，則無由改善矣，二也。
封建之世，每尚保守，尤重等級，故《月令》再言“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荀子》亦言：“雕琢文采，不敢造于家。
”《管子》曰：“寂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饑餓之色，而工以雕文刻镂相稚也，謂之逆。
布帛不足，衣服無度，民必有凍寒之色，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稚也，謂之逆。
”（《重令》）此即漢景帝“雕文刻镂傷農事，錦繡纂組傷女紅”诏語所本，原不失為正道，然新奇之品，究以利用厚生，抑或徒供淫樂，實視其時之社會組織而定，不能禁富貴者之淫侈，而徒欲禁止新器，勢必淫侈仍不能絕，而利用厚生之事，反有為所遏絕者矣，三也。
凡制度，皆一成而不易變者也。
而社會日新無已。
閱一時焉，社會遂與制度不相中。
削足适履，勢不可行，制度遂至名存實亡矣。
工官之制，亦不能免于是。
工官之設，初蓋以供民用。
然其後在上者威權日增，終必至專于奉君，而忽于利民。
孟子之诘白圭也，曰：“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告子》下）明古之工官，皆度民用而造器，然所造之數，果能周于民用乎？生齒日繁；又或生活程度日高，始自為而用之者，繼亦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則相需之數必驟增，然工官之所造，未必能與之俱增也，則民間百業，緣之而起矣。
工官取應故事，民間所造之器，則自為牟私，相競之餘，優绌立見，則一日盛而一式微矣，況乎新創之器，又為工官所本者邪？此皆私人工業代工官而興之故也。
] 商業。
初止行于團體之間，[《老子》曰：“郅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
”（據《史記·貨殖列傳》）《管子》曰：“市不成肆，家用足也。
”（《權修》）《鹽鐵論》曰：“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術，足以相更。
故農民不離畎畝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斬伐而足乎陶冶，不耕而足乎粟米。
”（《水旱》）蓋古代部族，凡物皆自為而用之，故無待于外也。
然智巧日開，交通稍便，分業即漸行于各部族之間。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貨即化，謂變化此物為他物也。
]商人如夥友，團體方系老闆。
——損益皆由團體負之。
——但團體間之交易行，則團體内部之組織，不複合理，遂至漸次破壞，斯時并無新組織起而代之，于是人之所需，漸不能仰給于團體，必須自行設法，與人交換，商業遂漸行于團體之内，人與人之間矣。
商業能（1）打破部族間之界限。
（2）使團體内部，人與人之利害對立。
（3）貧富不均。
（4）使下級者對于上級之命令，不肯真實服從（因商業專從利害打算，不輕信人）。
改變社會之力最大。
此制大約文明發達，水利關系重要之地則有之。
最初一部族之地，均屬公有；其後耕作方法漸精，家族漸次分割部族之土地，為田間之“阡陌”、“溝洫”，極為整齊，則成此制矣。
人口漸繁，惜土地之荒廢，溝洫、阡陌，漸被開墾成田，田之疆界，因之混淆。
斯時地代[耕種人之地，而納田租，謂之地代。
]發生，遂有乘機兼并者，而地權不均矣。
田以外之土地，古人總稱為山澤，本屬公有，依一定之規則，大家皆可使用；後來大約先由有政權者封禁，[《王制》曰：“名山大澤不以封。
”《注》雲：“與民同财，不得障管，亦賦稅之而已。
”按《王制》又言：“澤梁無禁。
”而《荀子·王制》言“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則稅之亦非今文家意也。
《左氏》襄公十一年，同盟于亳，載書雲：“毋壅利。
”《注》雲：“專山川之利。
”昭公二十年，晏子言：“山林之木，衡鹿守之。
澤之萑蒲，舟鲛守之。
薮之薪蒸，虞候守之。
海之鹽蜃，祈望守之。
”此即所謂障管者。
而三年又言陳氏厚施曰：“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
”則春秋時猶有行之者，然其後則漸少矣。
《月令》：季冬，“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為天子斂怨于下。
”《周官》：山師，“掌山材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緻其珍異之物。
”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緻其珍異之物。
”皆稅之之法也。
《曲禮》曰：“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
”蓋國君視山澤為私産久矣。
][然有政權者來必能利用山澤之利也。
]再以賞賜租借等形式，轉入私人之手，《史記·貨殖列傳》所載種樹、畜牧、煮鹽、開礦等人是也。
工業。
在公産之世，簡易者人人能為之；較難者，則有專司其事之人，此為封建時代工官之前身。
但其後私人工業漸興。
[工官之制，亦有其阻遏工業，使停滞不進者在：人之才性，各有不同，子孫初不必盡肖其父祖，而古工官守之以世，必有束縛馳驟，非所樂而強為之者矣，一也。
工官之長，時曰工師，所以督責其下者甚嚴。
下者乃不得不苟求無過，凡事率由舊章，則無由改善矣，二也。
封建之世，每尚保守，尤重等級，故《月令》再言“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荀子》亦言：“雕琢文采，不敢造于家。
”《管子》曰：“寂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饑餓之色，而工以雕文刻镂相稚也，謂之逆。
布帛不足，衣服無度，民必有凍寒之色，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稚也，謂之逆。
”（《重令》）此即漢景帝“雕文刻镂傷農事，錦繡纂組傷女紅”诏語所本，原不失為正道，然新奇之品，究以利用厚生，抑或徒供淫樂，實視其時之社會組織而定，不能禁富貴者之淫侈，而徒欲禁止新器，勢必淫侈仍不能絕，而利用厚生之事，反有為所遏絕者矣，三也。
凡制度，皆一成而不易變者也。
而社會日新無已。
閱一時焉，社會遂與制度不相中。
削足适履，勢不可行，制度遂至名存實亡矣。
工官之制，亦不能免于是。
工官之設，初蓋以供民用。
然其後在上者威權日增，終必至專于奉君，而忽于利民。
孟子之诘白圭也，曰：“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告子》下）明古之工官，皆度民用而造器，然所造之數，果能周于民用乎？生齒日繁；又或生活程度日高，始自為而用之者，繼亦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則相需之數必驟增，然工官之所造，未必能與之俱增也，則民間百業，緣之而起矣。
工官取應故事，民間所造之器，則自為牟私，相競之餘，優绌立見，則一日盛而一式微矣，況乎新創之器，又為工官所本者邪？此皆私人工業代工官而興之故也。
] 商業。
初止行于團體之間，[《老子》曰：“郅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
”（據《史記·貨殖列傳》）《管子》曰：“市不成肆，家用足也。
”（《權修》）《鹽鐵論》曰：“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術，足以相更。
故農民不離畎畝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斬伐而足乎陶冶，不耕而足乎粟米。
”（《水旱》）蓋古代部族，凡物皆自為而用之，故無待于外也。
然智巧日開，交通稍便，分業即漸行于各部族之間。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貨即化，謂變化此物為他物也。
]商人如夥友，團體方系老闆。
——損益皆由團體負之。
——但團體間之交易行，則團體内部之組織，不複合理，遂至漸次破壞，斯時并無新組織起而代之，于是人之所需，漸不能仰給于團體，必須自行設法，與人交換，商業遂漸行于團體之内，人與人之間矣。
商業能（1）打破部族間之界限。
（2）使團體内部，人與人之利害對立。
（3）貧富不均。
（4）使下級者對于上級之命令，不肯真實服從（因商業專從利害打算，不輕信人）。
改變社會之力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