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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夾插其間，都沒理會了”）案佛說有大小乘，其來有早晚。
其經有真僞，譯有善否，又有意譯、直譯之殊：直譯者或能傳其說之真，意譯者則不免攙以此方之語。
若以為學術而研究之，其中應考校處甚多。
朱子所論，雖未盡當。
（如不知《列子》系僞書，竊佛說；反以為佛竊《列子》之類）然能見及此中罅隙，要不可謂非善讀書者。
自漢學之興，群诋宋儒為空疏武斷。
其實宋儒如朱子，即讀書極博之人。
此外博洽者尚多。
其勇于懷疑，善于得閑，尤非漢唐及清儒所及。
清代考證之學，實亦自宋儒開其源（如朱子疑《古文尚書》、吳棫發明古韻等，皆是），特未竟其業耳。
此說甚長，當别專論，乃能盡之。
此篇不能詳也。
理學自創始迄今幾千年，信從者固多，攻擊者亦不少。
綜所攻擊，不外兩端：一病其空虛無用，一以為不近人情而已。
前說可以清之顔習齋為代表，後說可以戴東原為代表。
然二家所攻，實皆理學末流之弊。
至于理學之真，則自有其卓然不可沒者。
予舊有《訂戴》一篇，今附錄于後，以見戴氏之說之所由來，及其當否。
今更略評顔氏之說如下。
顔氏之攻理學，一言蔽之曰：不切實用而已。
故其釋“緻知在格物”，必以《周官》之鄉三物為物，而曰：“知無體，以物為體。
”其說窮理，則謂理在事中，必就事分析極精，乃為窮理（此說與戴氏同）。
習齋之言曰：“以讀經史，訂群書為窮理處事以求道之功，則相隔千裡；以讀經史，訂群書為即窮理處事，而曰：道在是焉，則相隔萬裡矣。
譬之學琴；書猶琴譜也。
爛熟琴譜，講解分明，可謂學琴乎？故曰：以講讀為求道，相隔千裡也。
更有妄人，指琴譜曰：是即琴也。
辨音律，協風韻，理性情，通神明，比物此志也。
譜果琴乎？故曰：以書為道，相隔萬裡也。
歌得其調，撫娴其指，弦求中音，徽求中節，是之謂學琴矣，未為習琴也。
手随心，音随手；清濁疾徐有常功，鼓有常規，奏有常樂；是之謂習琴矣，未為能琴也。
弦器可手制也，音律可耳審也，詩歌惟其所欲也；心與手忘，手與弦忘，于是乎命之曰能琴。
”（《存學編性理書評》）顔氏之言如此，此其所以以“習”自号也。
顔氏之訾宋儒曰：“宋儒如得一路程本，觀一處，又觀一處，自以為通天下路程，人亦以曉路程稱之，其實一步未行，一處未到。
”（見《年譜》）顔氏謂宋儒之病在習靜，在多讀書，故提倡習動。
謂：“誦說中度一日，則習行上少一日；紙墨上多一分，則身世上少一分。
”又謂：“讀書愈多愈惑，審事機愈無識，辦事愈無力。
”又謂：“書生必自知，其愚益深。
”案理學末流之弊，誠有如習齋所雲者。
然流弊何學蔑有？要不得以此并沒有學之真。
偏于靜，偏于讀書，誠理學必至之弊。
然始創理學者，及理學大家，初未謂當如此。
讀前此諸篇可見也。
大抵思想當大變動之時，其人必好骛心于玄遠。
以其視前此之是非然否，悉不足憑，而當别求标準也。
宋代正是其時。
今日時勢危急，群趨實際，救焚拯溺之不暇，而講哲學之風反大盛，亦以此故。
偏于讀書之弊，不獨宋學為然。
率天下之人，而至于疏于處事，亦誠在所不免。
然此亦分工之道，不得不然。
今之科學家，固有終身在試驗室中，而未嘗一用其所學，以作實事者矣；亦得诋為但讀琴譜，但觀路程本邪？ 附訂戴 戴東原作《原善》、《孟子字義疏證》，以攻宋儒。
近人亟稱之，謂其足救宋儒之失，而創一新哲學也。
予謂戴氏之說，足正宋學末流之弊耳；至其攻宋學之言則多誤。
宋學末流之弊，亦有創始之人，有以召之者，戴氏又不足以知之也。
宋學之弊，在于拘守古人之制度。
制度不虛存，必有其所依之時與地。
而各時各地，人心不同。
行諸此時此地，而犁然有當于人心者，未必其行諸彼時彼地，而仍有當于人心也。
欲求其有當于人心，則其制不可不改。
是以五帝不襲禮，三王不沿樂。
此猶夏葛而冬裘，其所行異，其所以求其當同也。
宋之世，去古亦遠矣，民情風俗，既大異于古矣，古代之制，安能行之而當于人心乎？宋儒不察，執古之制，以為天經地義，以為無論何時何地，此制皆當于理。
略加改變，實與未改者等，而欲以施之當時。
夫古之社會，其不平等固甚。
宋時社會之等級，既不若古之嚴矣。
在下者之尊其上，而自視以為不足與之并，并不若古之甚矣。
宋儒執古之制而行之，遂使等級之炎複熾，與人心格不相入。
戴氏之言曰：“今之治人者，視古聖賢體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于鄙細隐曲，不屑措諸意。
而及其責以理也，不難舉曠世之高節，著于義而罪之。
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争之，雖得謂之逆。
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達之于上。
上以理責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勝指數。
人死于法，猶有憐之者；死于理，其誰憐之？”夫使尊者、長者、貴者，威權益增；而卑者、幼者、賤者，無以自處，是誠宋學之弊，勢有所必至。
由其尊古制、重等級，有以使之然也。
（東原又謂：“今處斷一事，責诘一人，莫不曰理者。
于是負其氣，挾其勢位，加以口給者理伸；力弱，氣慴，口不能辭者理屈。
”此則由人類本有強弱之殊，理特其所借口耳。
不能以此為提倡理者之罪也）至于以理責天下之人，則非創宋學者之所為，而為宋學末流之失。
戴氏又謂“理欲之說行，則讒說誣辭，得刻議君子而罪之，使君子無完行”。
夫以宋儒克己之嚴，毫厘不容有歉，因推此繩君子而失之嚴，事誠有之。
至于小人，則宋儒易嘗謂其欲可不遂，而不為之謀養生送死之道哉？橫渠見餓殍，辄咨嗟，對案不食者經日。
嘗以為欲緻太平，必正經界。
欲與學者買田一方試之，未果而卒。
程子提倡社會，朱子推行社會。
凡宋儒，講求農田、水利、賦役之法，勒有成書，欲行之當世者，蓋數十百家。
其志未嘗行，其書亦不盡傳，然其事不可誣也。
鄉曲陋儒，抱《性理大全》，侈然自謂已足；不複知世間有相生相養之道；徒欲以曠世之高節，責之人民，此乃宋學末流之失，安可以咎宋學乎？宋儒所謂理者，即天然至善之名，戴氏所謂必然之則也。
戴氏稱人之所能為者為“自然”，出于血氣；其所當止者為“必然”，出于心知。
與宋儒稱人之所能為而不必當者為氣質，為欲；所當善者為義理，為性，有以異乎？無以異乎？夫特異其名而已。
戴氏則曰：“吾所謂欲者，出于血氣所謂理義者，出于心知。
血氣、心知，皆天之所以與我，是一本也。
宋儒謂理出于天，附着湊泊于形體。
形體者氣質，适足為性之累。
其經有真僞，譯有善否，又有意譯、直譯之殊：直譯者或能傳其說之真，意譯者則不免攙以此方之語。
若以為學術而研究之，其中應考校處甚多。
朱子所論，雖未盡當。
（如不知《列子》系僞書，竊佛說；反以為佛竊《列子》之類）然能見及此中罅隙，要不可謂非善讀書者。
自漢學之興，群诋宋儒為空疏武斷。
其實宋儒如朱子，即讀書極博之人。
此外博洽者尚多。
其勇于懷疑，善于得閑，尤非漢唐及清儒所及。
清代考證之學，實亦自宋儒開其源（如朱子疑《古文尚書》、吳棫發明古韻等，皆是），特未竟其業耳。
此說甚長，當别專論，乃能盡之。
此篇不能詳也。
理學自創始迄今幾千年，信從者固多，攻擊者亦不少。
綜所攻擊，不外兩端：一病其空虛無用，一以為不近人情而已。
前說可以清之顔習齋為代表，後說可以戴東原為代表。
然二家所攻，實皆理學末流之弊。
至于理學之真，則自有其卓然不可沒者。
予舊有《訂戴》一篇，今附錄于後，以見戴氏之說之所由來，及其當否。
今更略評顔氏之說如下。
顔氏之攻理學，一言蔽之曰：不切實用而已。
故其釋“緻知在格物”，必以《周官》之鄉三物為物，而曰：“知無體，以物為體。
”其說窮理，則謂理在事中，必就事分析極精，乃為窮理（此說與戴氏同）。
習齋之言曰：“以讀經史，訂群書為窮理處事以求道之功，則相隔千裡；以讀經史，訂群書為即窮理處事，而曰：道在是焉，則相隔萬裡矣。
譬之學琴；書猶琴譜也。
爛熟琴譜，講解分明，可謂學琴乎？故曰：以講讀為求道，相隔千裡也。
更有妄人，指琴譜曰：是即琴也。
辨音律，協風韻，理性情，通神明，比物此志也。
譜果琴乎？故曰：以書為道，相隔萬裡也。
歌得其調，撫娴其指，弦求中音，徽求中節，是之謂學琴矣，未為習琴也。
手随心，音随手；清濁疾徐有常功，鼓有常規，奏有常樂；是之謂習琴矣，未為能琴也。
弦器可手制也，音律可耳審也，詩歌惟其所欲也；心與手忘，手與弦忘，于是乎命之曰能琴。
”（《存學編性理書評》）顔氏之言如此，此其所以以“習”自号也。
顔氏之訾宋儒曰：“宋儒如得一路程本，觀一處，又觀一處，自以為通天下路程，人亦以曉路程稱之，其實一步未行，一處未到。
”（見《年譜》）顔氏謂宋儒之病在習靜，在多讀書，故提倡習動。
謂：“誦說中度一日，則習行上少一日；紙墨上多一分，則身世上少一分。
”又謂：“讀書愈多愈惑，審事機愈無識，辦事愈無力。
”又謂：“書生必自知，其愚益深。
”案理學末流之弊，誠有如習齋所雲者。
然流弊何學蔑有？要不得以此并沒有學之真。
偏于靜，偏于讀書，誠理學必至之弊。
然始創理學者，及理學大家，初未謂當如此。
讀前此諸篇可見也。
大抵思想當大變動之時，其人必好骛心于玄遠。
以其視前此之是非然否，悉不足憑，而當别求标準也。
宋代正是其時。
今日時勢危急，群趨實際，救焚拯溺之不暇，而講哲學之風反大盛，亦以此故。
偏于讀書之弊，不獨宋學為然。
率天下之人，而至于疏于處事，亦誠在所不免。
然此亦分工之道，不得不然。
今之科學家，固有終身在試驗室中，而未嘗一用其所學，以作實事者矣；亦得诋為但讀琴譜，但觀路程本邪？ 附訂戴 戴東原作《原善》、《孟子字義疏證》，以攻宋儒。
近人亟稱之，謂其足救宋儒之失，而創一新哲學也。
予謂戴氏之說，足正宋學末流之弊耳；至其攻宋學之言則多誤。
宋學末流之弊，亦有創始之人，有以召之者，戴氏又不足以知之也。
宋學之弊，在于拘守古人之制度。
制度不虛存，必有其所依之時與地。
而各時各地，人心不同。
行諸此時此地，而犁然有當于人心者，未必其行諸彼時彼地，而仍有當于人心也。
欲求其有當于人心，則其制不可不改。
是以五帝不襲禮，三王不沿樂。
此猶夏葛而冬裘，其所行異，其所以求其當同也。
宋之世，去古亦遠矣，民情風俗，既大異于古矣，古代之制，安能行之而當于人心乎？宋儒不察，執古之制，以為天經地義，以為無論何時何地，此制皆當于理。
略加改變，實與未改者等，而欲以施之當時。
夫古之社會，其不平等固甚。
宋時社會之等級，既不若古之嚴矣。
在下者之尊其上，而自視以為不足與之并，并不若古之甚矣。
宋儒執古之制而行之，遂使等級之炎複熾，與人心格不相入。
戴氏之言曰：“今之治人者，視古聖賢體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于鄙細隐曲，不屑措諸意。
而及其責以理也，不難舉曠世之高節，著于義而罪之。
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争之，雖得謂之逆。
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達之于上。
上以理責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勝指數。
人死于法，猶有憐之者；死于理，其誰憐之？”夫使尊者、長者、貴者，威權益增；而卑者、幼者、賤者，無以自處，是誠宋學之弊，勢有所必至。
由其尊古制、重等級，有以使之然也。
（東原又謂：“今處斷一事，責诘一人，莫不曰理者。
于是負其氣，挾其勢位，加以口給者理伸；力弱，氣慴，口不能辭者理屈。
”此則由人類本有強弱之殊，理特其所借口耳。
不能以此為提倡理者之罪也）至于以理責天下之人，則非創宋學者之所為，而為宋學末流之失。
戴氏又謂“理欲之說行，則讒說誣辭，得刻議君子而罪之，使君子無完行”。
夫以宋儒克己之嚴，毫厘不容有歉，因推此繩君子而失之嚴，事誠有之。
至于小人，則宋儒易嘗謂其欲可不遂，而不為之謀養生送死之道哉？橫渠見餓殍，辄咨嗟，對案不食者經日。
嘗以為欲緻太平，必正經界。
欲與學者買田一方試之，未果而卒。
程子提倡社會，朱子推行社會。
凡宋儒，講求農田、水利、賦役之法，勒有成書，欲行之當世者，蓋數十百家。
其志未嘗行，其書亦不盡傳，然其事不可誣也。
鄉曲陋儒，抱《性理大全》，侈然自謂已足；不複知世間有相生相養之道；徒欲以曠世之高節，責之人民，此乃宋學末流之失，安可以咎宋學乎？宋儒所謂理者，即天然至善之名，戴氏所謂必然之則也。
戴氏稱人之所能為者為“自然”，出于血氣；其所當止者為“必然”，出于心知。
與宋儒稱人之所能為而不必當者為氣質，為欲；所當善者為義理，為性，有以異乎？無以異乎？夫特異其名而已。
戴氏則曰：“吾所謂欲者，出于血氣所謂理義者，出于心知。
血氣、心知，皆天之所以與我，是一本也。
宋儒謂理出于天，附着湊泊于形體。
形體者氣質，适足為性之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