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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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二之也。
”夫宋儒曷嘗謂氣質非出于天哉？謂“義理氣質，同出于天，則氣質不應為義理之累。
宋儒謂氣質為義理之累，是二之也。
”然則戴氏所謂血氣者，任其自然，遂不足為心知之累欤？謂任血氣之自然，不足為心知之累，則戴氏所謂“耳目鼻口之欲，必以限制之命節之”之說，為不可通矣。
謂性必限之以命；而聲色臭味當然之則，必以心為之君；則宋儒之說，戴氏實未有以易之也。
若曰：“民之秉彜，好是懿德。
心知之自然能好懿德，猶耳目鼻口之自然能好聲色臭味。
以是見義理之具于吾心，與宋儒謂義理之性原于理，而理出于天者不同。
”則宋儒固亦未嘗不謂理具于吾心也，特本之于天耳。
即戴氏謂義理之性天然具于吾之心知，而推厥由來，亦不能謂其不本之于天也。
戴氏謂“飲食能為身之養者，以其所資以養之氣，與所受之氣同。
問學之于德性亦然”是也。
安得謂宋儒“更增一本”乎？ 戴氏曰：“宋儒所謂理，即老氏所謂真宰，釋氏所謂真空也。
老釋自私其身，欲使其身離形體而長存。
乃就一身分為二，而以神識為本。
推而上之，遂以神為有天地之本。
以無形無迹者為有，而視有形有迹者為幻。
宋儒以理當其無形無迹者，而以氣當其形體。
故曰心性之郛廓。
”老氏、釋氏是否自私其身？是否歧神與形而二之？今不暇及。
宋儒之辟釋氏也，曰：“釋氏本心，吾儒本天。
”其所謂理，與老釋之所謂神識非同物，則彰彰明矣。
宋儒蓋病老釋以萬物為虛，獨吾心所知見者為實，則一切皆無定理，猖狂妄行，無所不可，故欲以理正之。
宋儒所謂理者，乃事物天然之則，即戴氏所謂“有物必有則”；而其所謂義理之性，則吾心之明，能得此天然之則者，即戴氏所謂“能知不易之則之神明”也。
安得視為虛而無薄之物乎？ 戴氏謂“老釋内其神而外形體。
舉凡血氣之欲，悉起于有形體之後，而神至虛靜，無欲無為。
宋儒沿其說。
故于民之饑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鹹視為人欲之甚輕。
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無疵。
今之言理也，離人之情欲求之，使之忍而不顧。
故用之治人，則禍其人。
夫人之生也，莫病于無以遂其生。
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
欲遂其生，至于戕人之生而不顧，不仁也。
不仁實始于欲遂其生之心。
無此欲，必無不仁矣。
然使無此欲，則于天下之人，生道窮促，亦将漠然視之。
己不必遂其生，而遂人之生，無是情也。
故欲不可無，節之而已。
謂欲有邪正則可，以理為正，以欲為邪，則不可也。
”此為戴氏主意所在，自比于孟子不得已而言者。
吾聞朱子之言曰：“飲食，天理也。
要求美味，人欲也。
”則朱子所謂天理，亦即欲之出于正者。
與戴氏謂“欲其物，理其則”同。
未嘗謂凡欲皆不當于理也。
人之好生，乃其天然不自已之情。
自有人類以來，未有能外之者也。
世固有殺身以成仁，亦有殺以止殺者。
彼以為不殺其身，不殺殺之可以止殺之人，則于生道為有害。
其事雖出于殺，其心仍以求夫生也。
自有人類以來，未有以死為可歆，生為可厭者。
戴氏以為宋學者不欲遂其生為慮，可謂杞人憂天之隊矣。
若謂欲遂人之生者，先不能無自遂其生之心，則又有說。
世無不肯舍其身而可以救人者。
蓋小我之與大我，其利害時有不同。
于斯時也，而無舍己救人之心；亦如恒人，徒存一欲遂其生之念，則終必至于戕人之生而不顧。
此成仁之所以必出于殺身；而行菩薩行者，所以必委身以飼餓虎也。
彼行菩薩行者，甯不知論各當其分之義，固不當食肉以自養，亦不委身以飼虎哉？不有純于仁之心，固無以行止于義之事。
彼行止于義者，其心固純于仁。
所以止于義者，所能行之仁，止于如此；不如此，則轉将成為不仁。
故不得已而止于此，而非其心之遂盡于此也。
心之量，适如其分而已；及其行之，未有能盡乎其分者，而戴氏所謂戕人之生以遂其生之禍作矣。
故以純乎理恒人，宋儒未嘗有此；其有之，則宋學之末失也。
至于以純乎理自繩其身，則凡學問，未有不當如此者。
抑天下之人，使皆進于高節則不能。
誘掖天下之人，使同進于高節，則固講學問者，所當同具之志願。
而非天下之人，真能同進于高節，天下亦決無真太平之望也。
戴氏謂“老釋以其所謂真宰、真空者為已足，故主去情欲勿害之，而不必問學以擴充之。
宋儒之說，夫老釋之說，故亦主靜。
以水之清喻性。
以其受污濁喻氣質。
宋儒所謂氣質，即老釋所謂情欲也。
水澄之清，故主靜，而易其說為主敬存理”雲雲。
主靜之說，發自周子。
其說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又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
”蓋以人之所行，不越義。
而二者名異而實同。
義所以行仁，而仁則所以為義立之體。
無義固無以行仁，無仁亦無所謂義。
當仁仁，正其所以為義；當義而義，亦所以全夫仁；所謂中也。
止于中而不過，則所謂靜也。
何以能靜，必有持守方焉，則程子所謂主敬也。
主敬而事物至當不易之則（宋儒所謂理）存焉矣。
宋儒所謂靜，非寂然不動之謂也。
戴氏之說，實屬誤會。
戴氏謂“宋儒詳于論敬，而《略于論學》，此亦宋學末流之生。
若程朱，則涵養須用敬，進學在緻知”，兩端固并重也。
抑進學亦必心明而後能之，故反身自勘之學，終不能不稍重于内。
戴氏曰：“聖人之言，無非使人求其至當，以見之行。
求其至當，即先務于知也。
凡去私不求去蔽，重行不先重知，非聖學也。
”此說與程朱初無以異。
又曰：“聞見不可不廣，而務在能明于心。
一事豁然，使無餘蘊。
更一事而亦如是。
久之，心知之明，進于聖知，則雖未學之事，豈足以窮其知哉？”此說亦與朱子一旦豁然貫通之說同。
天下事物，窮之不可勝窮，論明與蔽者，終不得不反之于心也。
然與戴氏力主事物在吾心之外，謂心知之資于事物以益其明，猶血氣之資于飲食以益其養者，則未免自相矛盾矣。
戴氏謂“心之能悅懿德，猶耳目鼻口之能悅聲色臭味。
接于我之身氣，辨之而悅之者，必其尤美者也。
接于我之心知，辨之而悅之者，必其至是者也。
”夫口之同嗜易牙，目之皆姣子都，耳之皆期師曠，亦以大緻言之耳。
鸱枭嗜鼠，即且甘帶，人心之異，有不翅其若是者矣。
謂義理之尤美者，必能為人所悅，其然，豈其然乎？乃戴氏又曰：“理也者，情之不爽失者也。
凡有所施于人，反躬而靜思之，人以此施于我，能受之乎？凡有所責于人，反躬而靜思之，人以此責于我，能盡之乎？以我絜之人則理明。
”故曰：“去私莫如強恕。
”
”夫宋儒曷嘗謂氣質非出于天哉？謂“義理氣質，同出于天，則氣質不應為義理之累。
宋儒謂氣質為義理之累，是二之也。
”然則戴氏所謂血氣者，任其自然，遂不足為心知之累欤？謂任血氣之自然，不足為心知之累，則戴氏所謂“耳目鼻口之欲，必以限制之命節之”之說，為不可通矣。
謂性必限之以命；而聲色臭味當然之則，必以心為之君；則宋儒之說，戴氏實未有以易之也。
若曰：“民之秉彜，好是懿德。
心知之自然能好懿德，猶耳目鼻口之自然能好聲色臭味。
以是見義理之具于吾心，與宋儒謂義理之性原于理，而理出于天者不同。
”則宋儒固亦未嘗不謂理具于吾心也，特本之于天耳。
即戴氏謂義理之性天然具于吾之心知，而推厥由來，亦不能謂其不本之于天也。
戴氏謂“飲食能為身之養者，以其所資以養之氣，與所受之氣同。
問學之于德性亦然”是也。
安得謂宋儒“更增一本”乎？ 戴氏曰：“宋儒所謂理，即老氏所謂真宰，釋氏所謂真空也。
老釋自私其身，欲使其身離形體而長存。
乃就一身分為二，而以神識為本。
推而上之，遂以神為有天地之本。
以無形無迹者為有，而視有形有迹者為幻。
宋儒以理當其無形無迹者，而以氣當其形體。
故曰心性之郛廓。
”老氏、釋氏是否自私其身？是否歧神與形而二之？今不暇及。
宋儒之辟釋氏也，曰：“釋氏本心，吾儒本天。
”其所謂理，與老釋之所謂神識非同物，則彰彰明矣。
宋儒蓋病老釋以萬物為虛，獨吾心所知見者為實，則一切皆無定理，猖狂妄行，無所不可，故欲以理正之。
宋儒所謂理者，乃事物天然之則，即戴氏所謂“有物必有則”；而其所謂義理之性，則吾心之明，能得此天然之則者，即戴氏所謂“能知不易之則之神明”也。
安得視為虛而無薄之物乎？ 戴氏謂“老釋内其神而外形體。
舉凡血氣之欲，悉起于有形體之後，而神至虛靜，無欲無為。
宋儒沿其說。
故于民之饑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鹹視為人欲之甚輕。
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無疵。
今之言理也，離人之情欲求之，使之忍而不顧。
故用之治人，則禍其人。
夫人之生也，莫病于無以遂其生。
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
欲遂其生，至于戕人之生而不顧，不仁也。
不仁實始于欲遂其生之心。
無此欲，必無不仁矣。
然使無此欲，則于天下之人，生道窮促，亦将漠然視之。
己不必遂其生，而遂人之生，無是情也。
故欲不可無，節之而已。
謂欲有邪正則可，以理為正，以欲為邪，則不可也。
”此為戴氏主意所在，自比于孟子不得已而言者。
吾聞朱子之言曰：“飲食，天理也。
要求美味，人欲也。
”則朱子所謂天理，亦即欲之出于正者。
與戴氏謂“欲其物，理其則”同。
未嘗謂凡欲皆不當于理也。
人之好生，乃其天然不自已之情。
自有人類以來，未有能外之者也。
世固有殺身以成仁，亦有殺以止殺者。
彼以為不殺其身，不殺殺之可以止殺之人，則于生道為有害。
其事雖出于殺，其心仍以求夫生也。
自有人類以來，未有以死為可歆，生為可厭者。
戴氏以為宋學者不欲遂其生為慮，可謂杞人憂天之隊矣。
若謂欲遂人之生者，先不能無自遂其生之心，則又有說。
世無不肯舍其身而可以救人者。
蓋小我之與大我，其利害時有不同。
于斯時也，而無舍己救人之心；亦如恒人，徒存一欲遂其生之念，則終必至于戕人之生而不顧。
此成仁之所以必出于殺身；而行菩薩行者，所以必委身以飼餓虎也。
彼行菩薩行者，甯不知論各當其分之義，固不當食肉以自養，亦不委身以飼虎哉？不有純于仁之心，固無以行止于義之事。
彼行止于義者，其心固純于仁。
所以止于義者，所能行之仁，止于如此；不如此，則轉将成為不仁。
故不得已而止于此，而非其心之遂盡于此也。
心之量，适如其分而已；及其行之，未有能盡乎其分者，而戴氏所謂戕人之生以遂其生之禍作矣。
故以純乎理恒人，宋儒未嘗有此；其有之，則宋學之末失也。
至于以純乎理自繩其身，則凡學問，未有不當如此者。
抑天下之人，使皆進于高節則不能。
誘掖天下之人，使同進于高節，則固講學問者，所當同具之志願。
而非天下之人，真能同進于高節，天下亦決無真太平之望也。
戴氏謂“老釋以其所謂真宰、真空者為已足，故主去情欲勿害之，而不必問學以擴充之。
宋儒之說，夫老釋之說，故亦主靜。
以水之清喻性。
以其受污濁喻氣質。
宋儒所謂氣質，即老釋所謂情欲也。
水澄之清，故主靜，而易其說為主敬存理”雲雲。
主靜之說，發自周子。
其說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又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
”蓋以人之所行，不越義。
而二者名異而實同。
義所以行仁，而仁則所以為義立之體。
無義固無以行仁，無仁亦無所謂義。
當仁仁，正其所以為義；當義而義，亦所以全夫仁；所謂中也。
止于中而不過，則所謂靜也。
何以能靜，必有持守方焉，則程子所謂主敬也。
主敬而事物至當不易之則（宋儒所謂理）存焉矣。
宋儒所謂靜，非寂然不動之謂也。
戴氏之說，實屬誤會。
戴氏謂“宋儒詳于論敬，而《略于論學》，此亦宋學末流之生。
若程朱，則涵養須用敬，進學在緻知”，兩端固并重也。
抑進學亦必心明而後能之，故反身自勘之學，終不能不稍重于内。
戴氏曰：“聖人之言，無非使人求其至當，以見之行。
求其至當，即先務于知也。
凡去私不求去蔽，重行不先重知，非聖學也。
”此說與程朱初無以異。
又曰：“聞見不可不廣，而務在能明于心。
一事豁然，使無餘蘊。
更一事而亦如是。
久之，心知之明，進于聖知，則雖未學之事，豈足以窮其知哉？”此說亦與朱子一旦豁然貫通之說同。
天下事物，窮之不可勝窮，論明與蔽者，終不得不反之于心也。
然與戴氏力主事物在吾心之外，謂心知之資于事物以益其明，猶血氣之資于飲食以益其養者，則未免自相矛盾矣。
戴氏謂“心之能悅懿德，猶耳目鼻口之能悅聲色臭味。
接于我之身氣，辨之而悅之者，必其尤美者也。
接于我之心知，辨之而悅之者，必其至是者也。
”夫口之同嗜易牙，目之皆姣子都，耳之皆期師曠，亦以大緻言之耳。
鸱枭嗜鼠，即且甘帶，人心之異，有不翅其若是者矣。
謂義理之尤美者，必能為人所悅，其然，豈其然乎？乃戴氏又曰：“理也者，情之不爽失者也。
凡有所施于人，反躬而靜思之，人以此施于我，能受之乎？凡有所責于人，反躬而靜思之，人以此責于我，能盡之乎？以我絜之人則理明。
”故曰：“去私莫如強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