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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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篇，舉理學中之重要家數，一一加以論列。
理學之為理學，亦略可見矣。
今再統其學而略論之。
理學之特色，在其精微徹底。
一事之是非，必窮至無可複窮之處，而始可謂定。
否則畫一境以自足，而曰：吾之所論者，姑止于是而已。
則安知所研究者出此以外，而其是非不翻然大變乎？理學家則不然。
或問伊川：“人有言：盡人道謂之仁，盡天道謂之聖。
此語何如？”曰：“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道一也，豈人道自是一道，天道自是一道？揚子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
此亦不知道之言。
豈有通天地而不通于人者哉？天地人隻一道也。
才通其一，則餘皆通。
如後人解《易》，言乾天道也，坤地道也，便是亂道。
語其體，則天尊地卑；論其道，豈有異哉？”橫渠答範巽之雲：“所訪物怪神奸，此非難語，顧語未必信耳。
孟子所論，知性知天。
學至于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
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喻；亦不待語而後知。
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為異端所劫，則進進不已，物怪不須辨，異端不必攻，不逾期年，吾道勝矣。
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不可知，則學為疑撓，知為物昏，交來無間，卒無以自存，而溺于怪妄必矣。
”宋儒所謂理者，果能貫天地人幽明常變而無間否，自難斷言。
然其所求，則固如此。
其說自成一系統；其精粹處，确有不可磨滅者，則固不容誣也。
以其所求之徹底，故其所為，必衷諸究極之是非；而尋常人就事論事之言，悉在所不取。
或問伊川：“前世隐者，或守一節，或惇一行，不知有知道者否？”曰：“若知道，則不肯守一節一行也。
此等人鮮明理，多取古人一節事專行之。
古人有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則我亦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
古人有高尚隐逸，不肯就仕；則我亦高尚隐逸不仕。
如此，則仿效前人所為耳，于道鮮有得也。
是以東漢尚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隻是不知道也。
”陽明亦曰：“聖賢非無功業氣節，但其循着天理，則便是道，不可以事功氣節名矣。
”蓋天下有真知其故而為之者；亦有并不真知，但慕悅他人之所為，而從而效之者。
不真知而為之，必有毫厘千裡之差；浸至冬葛夏裘之謬。
此宋儒之所以重明理也。
理學家之所謂理，果至當不易與否，自難斷言；然其心，則固求明乎究極之理，而後據之以行事也。
以此推之政治，則不肯做一苟且之事。
宋儒有一習道之語，曰“治非私智之所出”。
所惡于私智者，以其欲強自然之事實，以從我之欲。
不合乎天然之理，不足緻治，而轉益糾紛也。
伊川曰：“孔明有王佐之才，道則未盡。
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
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甯無成耳。
”一時一事之成功，就一時一事言之固有利，統全局言之實有害，故有所不為也。
呂與叔《明道哀辭》，謂其“甯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
甯以一物不被澤為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己功”。
真理學家，都有此意。
其行諸己者，尤為卓絕。
橫渠曰：“學必如聖人而後已。
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而不求為聖，此秦漢以來學者之大蔽。
”伊川曰：“且莫說将第一等讓與别人，且做第二等。
才如此說，便是自棄。
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則一也。
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人為志。
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
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所以必希聖，必以第一等人自期者，以天下惟有一真是，舍此皆不免毫厘千裡之差也。
如此徹底之道，并不恃天賦之資。
其功皆在于學。
伊川曰：“别事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
今人有鬥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鐘鼎之量，有江河之量。
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
惟天地之量則無滿。
聖人，天地之量也。
聖人之量，道也。
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
天資之量須有限。
大抵六尺之軀，力量隻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也。
”讀“六尺之軀力量隻如此”九字，真足使困知勉行者，氣為之一壯矣。
理學家之學，于理求其至明，于行求其無歉。
然二者又非二事，明理者，所以定立身之趨向；立身者，所以完明理之功用也。
抑此非徒淑身，施之當世，亦無虧慊。
以天下惟有一理，治身之理，即治世之理也。
理學家最服膺之語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語出伊川《易傳》序）其斥理學以外之學，則曰：“言天理而不用諸人事，是為虛無，是為異學。
言人事而不本諸天理，是為粗淺，是為俗學。
”二者之為失雖異，而其失惟鈞。
皆以不明乎獨一無二之理，故其所行遂至差謬也。
理學家視修己治人，非有二道。
故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顔子之所學。
”雖然，物莫能兩大，有所重于此，勢必有所輕于彼。
理學家論治，每謂己不立則無以正物，其說固然。
（橫渠曰：“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為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
”明道曰：“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
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
”朱子曰：“古人隻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個身心。
到得做事業時，隻随自家分量以應之。
”又曰：“多隻要求濟事，而不知自身不立，事決不能成。
人自心若一毫私意未盡，皆足敗事。
”或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庶他日臨事，不至牆面。
”曰：“學者若得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應曲當。
今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濟得甚事？隻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
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何患政治不舉？”）然因此，全副精神，皆貫注于内，而于外事遂有所不暇及，亦其勢也。
後來顔習齋所攻擊，專在于此。
凡事皆欲從源頭上做起，皆欲做到極徹底，而所言遂不免于迂闊，此亦理學之一弊也。
為治如行修途，眼光須看得極遠，腳步須走得極穩。
千裡之行，始于跬步，意不可不存于千裡，足不可不謹于跬步也。
徒顧目前之險夷，而遂忘其所欲至，此為理學家所譏之俗學。
目前雖幸免蹉跌，而所欲至之地，卒無可至之時，則其行為無謂矣。
反于此者，又或眼光看得極遠，而于目前之情形，有所不悉，遂不免于蹉跌，此則理學之弊。
理學家言治本，則緻謹于王霸之辨；言治法，則欲複封建井田。
姑勿論所言之是非，然見在之世界，去封建井田亦遠矣。
必如何而後封建井田可複，理學家不能言也。
（非不言之，然其言多迂闊，實與未嘗言等）則其欲複封建井田，亦徒存其願而已。
況夫封建井田之未必可複邪？ 泥古之足以緻弊，宋儒亦非不知之，然其所以自解者，則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
理學之為理學，亦略可見矣。
今再統其學而略論之。
理學之特色，在其精微徹底。
一事之是非，必窮至無可複窮之處，而始可謂定。
否則畫一境以自足，而曰：吾之所論者，姑止于是而已。
則安知所研究者出此以外，而其是非不翻然大變乎？理學家則不然。
或問伊川：“人有言：盡人道謂之仁，盡天道謂之聖。
此語何如？”曰：“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道一也，豈人道自是一道，天道自是一道？揚子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
此亦不知道之言。
豈有通天地而不通于人者哉？天地人隻一道也。
才通其一，則餘皆通。
如後人解《易》，言乾天道也，坤地道也，便是亂道。
語其體，則天尊地卑；論其道，豈有異哉？”橫渠答範巽之雲：“所訪物怪神奸，此非難語，顧語未必信耳。
孟子所論，知性知天。
學至于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
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喻；亦不待語而後知。
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為異端所劫，則進進不已，物怪不須辨，異端不必攻，不逾期年，吾道勝矣。
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不可知，則學為疑撓，知為物昏，交來無間，卒無以自存，而溺于怪妄必矣。
”宋儒所謂理者，果能貫天地人幽明常變而無間否，自難斷言。
然其所求，則固如此。
其說自成一系統；其精粹處，确有不可磨滅者，則固不容誣也。
以其所求之徹底，故其所為，必衷諸究極之是非；而尋常人就事論事之言，悉在所不取。
或問伊川：“前世隐者，或守一節，或惇一行，不知有知道者否？”曰：“若知道，則不肯守一節一行也。
此等人鮮明理，多取古人一節事專行之。
古人有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則我亦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
古人有高尚隐逸，不肯就仕；則我亦高尚隐逸不仕。
如此，則仿效前人所為耳，于道鮮有得也。
是以東漢尚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隻是不知道也。
”陽明亦曰：“聖賢非無功業氣節，但其循着天理，則便是道，不可以事功氣節名矣。
”蓋天下有真知其故而為之者；亦有并不真知，但慕悅他人之所為，而從而效之者。
不真知而為之，必有毫厘千裡之差；浸至冬葛夏裘之謬。
此宋儒之所以重明理也。
理學家之所謂理，果至當不易與否，自難斷言；然其心，則固求明乎究極之理，而後據之以行事也。
以此推之政治，則不肯做一苟且之事。
宋儒有一習道之語，曰“治非私智之所出”。
所惡于私智者，以其欲強自然之事實，以從我之欲。
不合乎天然之理，不足緻治，而轉益糾紛也。
伊川曰：“孔明有王佐之才，道則未盡。
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
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甯無成耳。
”一時一事之成功，就一時一事言之固有利，統全局言之實有害，故有所不為也。
呂與叔《明道哀辭》，謂其“甯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
甯以一物不被澤為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己功”。
真理學家，都有此意。
其行諸己者，尤為卓絕。
橫渠曰：“學必如聖人而後已。
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而不求為聖，此秦漢以來學者之大蔽。
”伊川曰：“且莫說将第一等讓與别人，且做第二等。
才如此說，便是自棄。
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則一也。
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人為志。
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
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所以必希聖，必以第一等人自期者，以天下惟有一真是，舍此皆不免毫厘千裡之差也。
如此徹底之道，并不恃天賦之資。
其功皆在于學。
伊川曰：“别事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
今人有鬥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鐘鼎之量，有江河之量。
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
惟天地之量則無滿。
聖人，天地之量也。
聖人之量，道也。
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
天資之量須有限。
大抵六尺之軀，力量隻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也。
”讀“六尺之軀力量隻如此”九字，真足使困知勉行者，氣為之一壯矣。
理學家之學，于理求其至明，于行求其無歉。
然二者又非二事，明理者，所以定立身之趨向；立身者，所以完明理之功用也。
抑此非徒淑身，施之當世，亦無虧慊。
以天下惟有一理，治身之理，即治世之理也。
理學家最服膺之語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語出伊川《易傳》序）其斥理學以外之學，則曰：“言天理而不用諸人事，是為虛無，是為異學。
言人事而不本諸天理，是為粗淺，是為俗學。
”二者之為失雖異，而其失惟鈞。
皆以不明乎獨一無二之理，故其所行遂至差謬也。
理學家視修己治人，非有二道。
故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顔子之所學。
”雖然，物莫能兩大，有所重于此，勢必有所輕于彼。
理學家論治，每謂己不立則無以正物，其說固然。
（橫渠曰：“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為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
”明道曰：“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
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
”朱子曰：“古人隻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個身心。
到得做事業時，隻随自家分量以應之。
”又曰：“多隻要求濟事，而不知自身不立，事決不能成。
人自心若一毫私意未盡，皆足敗事。
”或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庶他日臨事，不至牆面。
”曰：“學者若得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應曲當。
今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濟得甚事？隻是講明義理，以淑人心。
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何患政治不舉？”）然因此，全副精神，皆貫注于内，而于外事遂有所不暇及，亦其勢也。
後來顔習齋所攻擊，專在于此。
凡事皆欲從源頭上做起，皆欲做到極徹底，而所言遂不免于迂闊，此亦理學之一弊也。
為治如行修途，眼光須看得極遠，腳步須走得極穩。
千裡之行，始于跬步，意不可不存于千裡，足不可不謹于跬步也。
徒顧目前之險夷，而遂忘其所欲至，此為理學家所譏之俗學。
目前雖幸免蹉跌，而所欲至之地，卒無可至之時，則其行為無謂矣。
反于此者，又或眼光看得極遠，而于目前之情形，有所不悉，遂不免于蹉跌，此則理學之弊。
理學家言治本，則緻謹于王霸之辨；言治法，則欲複封建井田。
姑勿論所言之是非，然見在之世界，去封建井田亦遠矣。
必如何而後封建井田可複，理學家不能言也。
（非不言之，然其言多迂闊，實與未嘗言等）則其欲複封建井田，亦徒存其願而已。
況夫封建井田之未必可複邪？ 泥古之足以緻弊，宋儒亦非不知之，然其所以自解者，則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