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門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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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龍無首，行雨至崇文門，變為人立。
晨起往候，而先生适至。
時陽明之學，謗議蜂起，而先生冠服言動，不與人同，都人以怪魁目之。
同門在京者勸之歸。
陽明亦移書責之。
先生始還會稽。
陽明以先生意氣太高，行事太怪，痛裁抑之。
及門，三日不得見。
陽明送客出門，先生長跪道旁，曰：‘艮知過矣。
’陽明不顧而入。
先生随之，至庭下，厲聲曰：‘仲尼不為已甚。
’陽明乃揖之起。
陽明卒于師，先生迎哭，至桐廬，經紀其家而後返。
開門授徒，遠近皆至。
同門會講者，必請先生主席。
陽明而下，辯才推龍溪，然有信有不信。
惟先生于眉睫之間，省覺人最多。
先生以九二見龍為正位。
孔子修身講學，以見于世，未嘗一日隐也。
有以伊、傅稱先生者。
先生曰：‘伊、傅之事我不能，伊、傅之學我不由。
伊、傅得君，可謂奇遇。
如其不遇，終身獨善而已。
孔子則不然也。
’黃梨洲曰：‘此終是蒲輪轍環意見。
于遁世不見知而不悔之學，終隔一塵也。
’”）故其後多豪傑之士，而其決裂亦最甚焉。
心齋格物之說：以身與天下國家為物。
身為本，天下國家為末。
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是為格物工夫。
故齊治平在于安身。
知安身者必愛身敬身。
愛身敬身者，必不敢不愛人，不敬人。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而身安矣。
一家愛我、敬我則家齊，一國愛我、敬我則國治，天下愛我、敬我則天下平。
亦仍是蒲輪轍環意見也。
心齋弟子，著者為王一庵（名棟，字隆吉，泰州人）、徐波石（名樾，字子直，貴溪人）。
一庵謂誠意即慎獨，其說頗精。
（其說曰：“身之主宰謂之心，心之主宰謂之意。
心者，虛靈善應，而其中自有寂然不動者，為之主宰，是之為意。
人心所以應萬變而不失者，隻緣有此靈體；不慮而知，為之主宰耳。
聖狂之分，即在此主宰之誠不誠。
故誠意工夫，即是慎獨。
獨者，意之别名。
慎者，誠之用力者耳。
以此靈體，不慮而知，自作主張，自裁生化，故謂之獨。
少間，攙以見聞才識之能，情感利害之便，則不可謂之獨矣。
若謂意為心之發動，而欲審機于動念之初，則情念一動，便屬流行，于此用功，恐倉促之際，物化神馳，雖有敏者，莫措其手。
非聖門誠意之功，先天易簡之學矣。
”）波石之學，則以不犯手為妙。
謂人心自然明覺。
起居食息，無非天者。
又從而知覺之，是二知覺也。
所謂“見成良知”也。
波石之學，傳諸顔山農（名鈞，吉安人）及趙大洲（名貞吉，字孟靜，内江人）山農好俠，學主率性而行。
大洲亦謂禅不害人。
山農之學，傳諸何心隐（本性梁，名汝元，字夫山，後自改姓名。
吉州永豐人）及羅近溪（名汝芳，字維德，江西南城人）心隐亦豪傑之士。
嘗授計乩者，以去嚴嵩。
近溪之學，以赤子良心，不學不慮為的；以天地萬物同體，徹形骸，忘物我為大。
謂“此理生生不息。
不須把持，不須接續，當下渾淪順适。
工夫難得湊泊，即以不屑湊泊為工夫。
胸次茫無畔岸，便以不依畔岸為胸次。
解纜放船，順風張棹，無之非是。
學人不省，妄以澄然湛然為心之本體，沈滞胸鬲，留戀景光，是為鬼窟活計。
”實禅語之精者也。
近溪之傳，為焦澹園（名竑，字弱侯，南京旗手衛人）及周海門（見前）。
澹園嘗駁明道辟佛之說。
海門教人，亦以直下承當為貴。
嘗問門人劉塙曰：“信得當下否？”曰：“信得。
”“然則汝是聖人否？”曰：“也是聖人。
”曰：“又多一也字。
”洪舒民問：“認得心時，聖人與我一般。
今人終身講學，到底隻做得鄉人，何也？”曰：“隻是信不及耳。
汝且道，今日滿堂問答詠歌，一種平心實意，與杏壇時有二乎？”曰：“無二也。
”曰：“如此何有鄉人疑？”曰：“隻為他時便不能如此。
”曰：“違則便覺，依舊不違。
”曰：“常常提起方可。
”曰：“違則提起，不違提個什麼？”皆禅機也。
海門之學，傳諸陶石蒉（名望齡，字周望，會稽人）亦泛濫方外，與澄然、澄密、雲悟諸僧交。
大洲之學，傳諸鄧太湖（名豁渠，初名鶴，内江人）。
太湖嘗為僧。
其學隻主見性，不主戒律。
身之與性，截然分為兩事。
又有方湛一者（名興時，黃陂人），曾入太和山，習攝心術。
又得黃白術于方外。
尚玄虛，侈談說。
龍溪、念庵，皆自為奇士。
耿楚倥（名定理，字子庸，黃安人）初出其門；後知其僞，去之。
事鄧豁渠、何心隐，皆有得。
不煩言說，當機指點，機鋒迅利。
其兄天台（名定向，字在倫）則排斥狂禅，力主實地。
然其弟子管東溟（名志道，字登之，婁江人）著書數十萬言，仍多鸠合儒釋。
蓋其末流之勢，業已不可遏止也。
王學流傳，梨洲《明儒學案》，分為七派（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粵閩，泰州），其嶄然見頭角者，實惟浙中、江右、泰州。
江右最純謹。
浙中之龍溪，泰州之心齋，天分皆極高。
然其後流弊皆甚。
論者謂陽明之學，得龍溪、心齋而風行天下，亦以龍溪、心齋故，決裂不可收拾焉。
蓋浙中之弊：純在應迹上安排、湊泊，則失之淺俗。
玩弄本體，以為别有一物，可以把持，則堕入魔障。
而純任流行，尤易緻解纜放船，絕無收束。
更益以泰州之猖狂機變，遂無所不至矣。
清張武承（名烈，大興人）撰《王學質疑》，攻王學流弊曰：“高者脫略職業，歇睡名庵。
卑者日沉迷于酒色名利。
案有《楞嚴》、《南華》者為名士。
挾妓呼盧、裸而夜飲者為高緻，抗官犯上、群噪而不遜者為氣節，矯詐嗜殺、僥倖苟利者為真經濟，謹綱常、重廉隅者為宋頭巾。
舉天下庠序之士，如沸如狂；入則诟于家，出則嘩于朝。
闖、獻之形，日積于學士大夫之心術，而天下不可為。
”流弊如此，宜其為一世所疾惡也。
然如張氏所述之情形，何代無之？則亦不必盡歸咎于王學耳。
晨起往候，而先生适至。
時陽明之學，謗議蜂起，而先生冠服言動，不與人同，都人以怪魁目之。
同門在京者勸之歸。
陽明亦移書責之。
先生始還會稽。
陽明以先生意氣太高，行事太怪，痛裁抑之。
及門，三日不得見。
陽明送客出門，先生長跪道旁，曰：‘艮知過矣。
’陽明不顧而入。
先生随之，至庭下，厲聲曰：‘仲尼不為已甚。
’陽明乃揖之起。
陽明卒于師，先生迎哭，至桐廬，經紀其家而後返。
開門授徒，遠近皆至。
同門會講者，必請先生主席。
陽明而下，辯才推龍溪，然有信有不信。
惟先生于眉睫之間，省覺人最多。
先生以九二見龍為正位。
孔子修身講學，以見于世，未嘗一日隐也。
有以伊、傅稱先生者。
先生曰：‘伊、傅之事我不能，伊、傅之學我不由。
伊、傅得君，可謂奇遇。
如其不遇，終身獨善而已。
孔子則不然也。
’黃梨洲曰：‘此終是蒲輪轍環意見。
于遁世不見知而不悔之學，終隔一塵也。
’”）故其後多豪傑之士，而其決裂亦最甚焉。
心齋格物之說：以身與天下國家為物。
身為本，天下國家為末。
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是為格物工夫。
故齊治平在于安身。
知安身者必愛身敬身。
愛身敬身者，必不敢不愛人，不敬人。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而身安矣。
一家愛我、敬我則家齊，一國愛我、敬我則國治，天下愛我、敬我則天下平。
亦仍是蒲輪轍環意見也。
心齋弟子，著者為王一庵（名棟，字隆吉，泰州人）、徐波石（名樾，字子直，貴溪人）。
一庵謂誠意即慎獨，其說頗精。
（其說曰：“身之主宰謂之心，心之主宰謂之意。
心者，虛靈善應，而其中自有寂然不動者，為之主宰，是之為意。
人心所以應萬變而不失者，隻緣有此靈體；不慮而知，為之主宰耳。
聖狂之分，即在此主宰之誠不誠。
故誠意工夫，即是慎獨。
獨者，意之别名。
慎者，誠之用力者耳。
以此靈體，不慮而知，自作主張，自裁生化，故謂之獨。
少間，攙以見聞才識之能，情感利害之便，則不可謂之獨矣。
若謂意為心之發動，而欲審機于動念之初，則情念一動，便屬流行，于此用功，恐倉促之際，物化神馳，雖有敏者，莫措其手。
非聖門誠意之功，先天易簡之學矣。
”）波石之學，則以不犯手為妙。
謂人心自然明覺。
起居食息，無非天者。
又從而知覺之，是二知覺也。
所謂“見成良知”也。
波石之學，傳諸顔山農（名鈞，吉安人）及趙大洲（名貞吉，字孟靜，内江人）山農好俠，學主率性而行。
大洲亦謂禅不害人。
山農之學，傳諸何心隐（本性梁，名汝元，字夫山，後自改姓名。
吉州永豐人）及羅近溪（名汝芳，字維德，江西南城人）心隐亦豪傑之士。
嘗授計乩者，以去嚴嵩。
近溪之學，以赤子良心，不學不慮為的；以天地萬物同體，徹形骸，忘物我為大。
謂“此理生生不息。
不須把持，不須接續，當下渾淪順适。
工夫難得湊泊，即以不屑湊泊為工夫。
胸次茫無畔岸，便以不依畔岸為胸次。
解纜放船，順風張棹，無之非是。
學人不省，妄以澄然湛然為心之本體，沈滞胸鬲，留戀景光，是為鬼窟活計。
”實禅語之精者也。
近溪之傳，為焦澹園（名竑，字弱侯，南京旗手衛人）及周海門（見前）。
澹園嘗駁明道辟佛之說。
海門教人，亦以直下承當為貴。
嘗問門人劉塙曰：“信得當下否？”曰：“信得。
”“然則汝是聖人否？”曰：“也是聖人。
”曰：“又多一也字。
”洪舒民問：“認得心時，聖人與我一般。
今人終身講學，到底隻做得鄉人，何也？”曰：“隻是信不及耳。
汝且道，今日滿堂問答詠歌，一種平心實意，與杏壇時有二乎？”曰：“無二也。
”曰：“如此何有鄉人疑？”曰：“隻為他時便不能如此。
”曰：“違則便覺，依舊不違。
”曰：“常常提起方可。
”曰：“違則提起，不違提個什麼？”皆禅機也。
海門之學，傳諸陶石蒉（名望齡，字周望，會稽人）亦泛濫方外，與澄然、澄密、雲悟諸僧交。
大洲之學，傳諸鄧太湖（名豁渠，初名鶴，内江人）。
太湖嘗為僧。
其學隻主見性，不主戒律。
身之與性，截然分為兩事。
又有方湛一者（名興時，黃陂人），曾入太和山，習攝心術。
又得黃白術于方外。
尚玄虛，侈談說。
龍溪、念庵，皆自為奇士。
耿楚倥（名定理，字子庸，黃安人）初出其門；後知其僞，去之。
事鄧豁渠、何心隐，皆有得。
不煩言說，當機指點，機鋒迅利。
其兄天台（名定向，字在倫）則排斥狂禅，力主實地。
然其弟子管東溟（名志道，字登之，婁江人）著書數十萬言，仍多鸠合儒釋。
蓋其末流之勢，業已不可遏止也。
王學流傳，梨洲《明儒學案》，分為七派（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粵閩，泰州），其嶄然見頭角者，實惟浙中、江右、泰州。
江右最純謹。
浙中之龍溪，泰州之心齋，天分皆極高。
然其後流弊皆甚。
論者謂陽明之學，得龍溪、心齋而風行天下，亦以龍溪、心齋故，決裂不可收拾焉。
蓋浙中之弊：純在應迹上安排、湊泊，則失之淺俗。
玩弄本體，以為别有一物，可以把持，則堕入魔障。
而純任流行，尤易緻解纜放船，絕無收束。
更益以泰州之猖狂機變，遂無所不至矣。
清張武承（名烈，大興人）撰《王學質疑》，攻王學流弊曰：“高者脫略職業，歇睡名庵。
卑者日沉迷于酒色名利。
案有《楞嚴》、《南華》者為名士。
挾妓呼盧、裸而夜飲者為高緻，抗官犯上、群噪而不遜者為氣節，矯詐嗜殺、僥倖苟利者為真經濟，謹綱常、重廉隅者為宋頭巾。
舉天下庠序之士，如沸如狂；入則诟于家，出則嘩于朝。
闖、獻之形，日積于學士大夫之心術，而天下不可為。
”流弊如此，宜其為一世所疾惡也。
然如張氏所述之情形，何代無之？則亦不必盡歸咎于王學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