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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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操得其要，譬猶舟之得舵，雖驚風巨浪，颠沛不已，猶得免于傾覆者也。
”《寄鄒謙之書》包藏禍機，誰則能免？苟非以良知為舵，亦何以自支于驚風巨浪之中乎？良知誠立身之大柄哉？ “心即理”一語，實為王學骊珠。
惟其謂心即理，故節文度數，皆出于心；不待外求，心本明即知無不盡。
亦惟其謂心即理，故是非善惡，皆驗諸心；隐微之地有虧，雖有驚天動地之功，猶不免于不仁之歸也。
陽明曰：“世人分心與理為二，便有許多病痛。
如攘夷狄、尊周室，都是一個私心，便不當理。
人卻說他做得當理，隻心有未純。
往往慕悅其所為，要來外面做得好看，卻與心全不相幹。
分心與理為二，其流至于霸道之僞而不自知。
故我說個心即理。
要使知心理是一個，便來心上做工夫，不去襲取于義，便是王道之真。
”陽明此說，即董子“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之真诠。
持功利之說者，往往謂無功無利，要道義何用？又安得謂之道義？殊不知功利當合多方面觀之，亦當曆長時間而後定。
持功利之說者之所謂功利，皆一時之功利，适足贻将來以禍患。
自持道義之說者觀之，将來之禍患，皆其所自招；若早以道義為念，則此等禍害，皆消弭于無形矣。
佛所以喻世俗之善為“如以少水，而沃冰山，暫得融解，還增其厚”也。
功利之說，與良知之說，最不相容，故陽明辟之甚力。
陽明之言曰：“聖人之學，日遠日晦；功利之習，愈趨愈下。
其間雖嘗瞀惑于佛老，卒未有以勝其功利之心。
又嘗折衷于群儒，亦未有以破其功利之見。
”可謂深中世人隐微深痼之病矣。
今之世界，敦不知其罪惡之深？亦孰不知其禍害之烈？試問此罪惡禍害，何自來邪？從天降邪？從地出邪？非也。
果不離因，仍不得不謂為人所自為。
人何以造此罪惡？成此禍害？則皆計一時之功，而不計久遠之功；圖小己之利，而不顧大我之利為之也。
此即所謂功利之見也。
惟舉世滔滔，皆鹜于功利之徒，故随功利而來之禍害，日積月累而不可振救。
陽明之言，可謂深得世病之症結矣。
“學不至于聖人，終是自棄”，為學者誠皆當有此志。
然人之才力，天實限之。
謂人人可以為聖人，驗諸事實，終是欺人之語。
此所以雖有困知勉行，及其成功一也之說，仍不能使人自奮也。
陽明謂聖人之所以為聖，在其性質而不在其分量。
此說出，而後聖人真可學而至。
實前古未發之論也。
陽明之言曰：“聖人之所以為聖，隻是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猶精金之所以為金，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
聖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
所以為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兩。
故凡人而肯為學，使此心純乎天理，則亦可以為聖人。
後世不知作聖之本，卻專在知識才能上求聖人。
以為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我須是将聖人許多知識才能，逐一理會始得。
不務去天理上著工夫。
徒弊精竭力，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礙。
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
正如見人有萬镒精金，不務鍛煉成色，無愧彼之精純；而乃妄希分兩，務同彼之萬镒。
錫鉛銅鐵，雜然而投。
分理愈增，成色愈下。
及其梢末，無複有金矣。
”又曰：“後儒隻在分兩上較量，所以流入功利。
若除去了比較分兩的心，各自盡著自己力量精神，隻在此心純乎天理上用功。
即人人自有，個個圓成。
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
不假外慕，無不具足。
此便是實實落落，明善誠身的事了。
”陽明此說，亦從心即理上來。
蓋惟其謂心即理。
故全乎其心，即更無欠缺。
非如謂理在心外者，心僅有其靈明，必格盡天下之物，乃于理無不盡，而克當聖之目也。
（陽明又曰：“良知人人皆有，聖人隻是保全，無些子障蔽。
兢兢業業，亹亹翼翼，自然不息，便也是學。
隻是生的分數多，所以謂之生知安行。
衆人自孩提之童，莫不完具此知。
隻是障蔽多。
然本體之知，自難泯息。
雖問學克治，也隻憑他。
隻是學的分數多，所以謂之學知，利行。
”） 陽明與程朱之異，乃時會為之，不必存入主出奴之見也。
蓋自周子發明“以主靜立人極”，而人生之趨向始定。
程子繼之，發明“涵養須用敬，進學在緻知”，而求靜之方始明。
夫所謂靜者，即今所謂合理而已。
人如何而能合理？第一，當求理無不明。
第二，當求既明理，又不緻與之相違。
由前之說，所謂進學在緻知；由後之說，則所謂涵養須用敬也。
求合理之初步，自隻說得到如此。
逮其行之既久，然後知事物當然之理，雖若在于外物，實則具于吾心。
理有不明，實由心之受蔽。
欲求明理，亦當于心上用功；正不必将進學涵養，分為兩事也。
此非程朱之說，行之者衆，體驗益深，不能見到。
故使陽明而生程朱之時，未必不持程朱之說；使程朱而生陽明之時，亦未必不持陽明之說。
為學如行修途，後人之所行，固皆繼前人而進也。
此理非陽明所不知。
顧乃自撰《朱子晚年定論》，以治人口實。
則以是時朱子之學方盛行，說與朱子相違，不易為人所信，故借此以警覺世人。
且陽明理學家，非考據家；歲月先後，考核未精，固亦不足為陽明病也（《朱子晚年定論》者，陽明龍場悟後之作。
輯朱子文三十四篇，皆與己說相合者。
謂朱子晚年之論如此；《四書集注》、《或問》等，其中年未定之論也。
當時羅整庵即诒書辯之，謂所取朱子《與何叔京書》四通，何實卒于淳熙乙未，後二年丁酉，而《論孟集注》始成。
後陳建撰《學蔀通辨》，取朱子之說，一一考核其歲月，而陽明之誤益見矣。
然陽明答整庵書，亦已自承歲月先後，考之未精；謂意在委曲調停，不得已而為此也。
〇羅整庵，名欽順，字允升，泰和人。
陳建，字廷肇，号清瀾，東莞人）。
”《寄鄒謙之書》包藏禍機，誰則能免？苟非以良知為舵，亦何以自支于驚風巨浪之中乎？良知誠立身之大柄哉？ “心即理”一語，實為王學骊珠。
惟其謂心即理，故節文度數，皆出于心；不待外求，心本明即知無不盡。
亦惟其謂心即理，故是非善惡，皆驗諸心；隐微之地有虧，雖有驚天動地之功，猶不免于不仁之歸也。
陽明曰：“世人分心與理為二，便有許多病痛。
如攘夷狄、尊周室，都是一個私心，便不當理。
人卻說他做得當理，隻心有未純。
往往慕悅其所為，要來外面做得好看，卻與心全不相幹。
分心與理為二，其流至于霸道之僞而不自知。
故我說個心即理。
要使知心理是一個，便來心上做工夫，不去襲取于義，便是王道之真。
”陽明此說，即董子“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之真诠。
持功利之說者，往往謂無功無利，要道義何用？又安得謂之道義？殊不知功利當合多方面觀之，亦當曆長時間而後定。
持功利之說者之所謂功利，皆一時之功利，适足贻将來以禍患。
自持道義之說者觀之，将來之禍患，皆其所自招；若早以道義為念，則此等禍害，皆消弭于無形矣。
佛所以喻世俗之善為“如以少水，而沃冰山，暫得融解，還增其厚”也。
功利之說，與良知之說，最不相容，故陽明辟之甚力。
陽明之言曰：“聖人之學，日遠日晦；功利之習，愈趨愈下。
其間雖嘗瞀惑于佛老，卒未有以勝其功利之心。
又嘗折衷于群儒，亦未有以破其功利之見。
”可謂深中世人隐微深痼之病矣。
今之世界，敦不知其罪惡之深？亦孰不知其禍害之烈？試問此罪惡禍害，何自來邪？從天降邪？從地出邪？非也。
果不離因，仍不得不謂為人所自為。
人何以造此罪惡？成此禍害？則皆計一時之功，而不計久遠之功；圖小己之利，而不顧大我之利為之也。
此即所謂功利之見也。
惟舉世滔滔，皆鹜于功利之徒，故随功利而來之禍害，日積月累而不可振救。
陽明之言，可謂深得世病之症結矣。
“學不至于聖人，終是自棄”，為學者誠皆當有此志。
然人之才力，天實限之。
謂人人可以為聖人，驗諸事實，終是欺人之語。
此所以雖有困知勉行，及其成功一也之說，仍不能使人自奮也。
陽明謂聖人之所以為聖，在其性質而不在其分量。
此說出，而後聖人真可學而至。
實前古未發之論也。
陽明之言曰：“聖人之所以為聖，隻是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猶精金之所以為金，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
聖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
所以為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兩。
故凡人而肯為學，使此心純乎天理，則亦可以為聖人。
後世不知作聖之本，卻專在知識才能上求聖人。
以為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我須是将聖人許多知識才能，逐一理會始得。
不務去天理上著工夫。
徒弊精竭力，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礙。
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
正如見人有萬镒精金，不務鍛煉成色，無愧彼之精純；而乃妄希分兩，務同彼之萬镒。
錫鉛銅鐵，雜然而投。
分理愈增，成色愈下。
及其梢末，無複有金矣。
”又曰：“後儒隻在分兩上較量，所以流入功利。
若除去了比較分兩的心，各自盡著自己力量精神，隻在此心純乎天理上用功。
即人人自有，個個圓成。
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
不假外慕，無不具足。
此便是實實落落，明善誠身的事了。
”陽明此說，亦從心即理上來。
蓋惟其謂心即理。
故全乎其心，即更無欠缺。
非如謂理在心外者，心僅有其靈明，必格盡天下之物，乃于理無不盡，而克當聖之目也。
（陽明又曰：“良知人人皆有，聖人隻是保全，無些子障蔽。
兢兢業業，亹亹翼翼，自然不息，便也是學。
隻是生的分數多，所以謂之生知安行。
衆人自孩提之童，莫不完具此知。
隻是障蔽多。
然本體之知，自難泯息。
雖問學克治，也隻憑他。
隻是學的分數多，所以謂之學知，利行。
”） 陽明與程朱之異，乃時會為之，不必存入主出奴之見也。
蓋自周子發明“以主靜立人極”，而人生之趨向始定。
程子繼之，發明“涵養須用敬，進學在緻知”，而求靜之方始明。
夫所謂靜者，即今所謂合理而已。
人如何而能合理？第一，當求理無不明。
第二，當求既明理，又不緻與之相違。
由前之說，所謂進學在緻知；由後之說，則所謂涵養須用敬也。
求合理之初步，自隻說得到如此。
逮其行之既久，然後知事物當然之理，雖若在于外物，實則具于吾心。
理有不明，實由心之受蔽。
欲求明理，亦當于心上用功；正不必将進學涵養，分為兩事也。
此非程朱之說，行之者衆，體驗益深，不能見到。
故使陽明而生程朱之時，未必不持程朱之說；使程朱而生陽明之時，亦未必不持陽明之說。
為學如行修途，後人之所行，固皆繼前人而進也。
此理非陽明所不知。
顧乃自撰《朱子晚年定論》，以治人口實。
則以是時朱子之學方盛行，說與朱子相違，不易為人所信，故借此以警覺世人。
且陽明理學家，非考據家；歲月先後，考核未精，固亦不足為陽明病也（《朱子晚年定論》者，陽明龍場悟後之作。
輯朱子文三十四篇，皆與己說相合者。
謂朱子晚年之論如此；《四書集注》、《或問》等，其中年未定之論也。
當時羅整庵即诒書辯之，謂所取朱子《與何叔京書》四通，何實卒于淳熙乙未，後二年丁酉，而《論孟集注》始成。
後陳建撰《學蔀通辨》，取朱子之說，一一考核其歲月，而陽明之誤益見矣。
然陽明答整庵書，亦已自承歲月先後，考之未精；謂意在委曲調停，不得已而為此也。
〇羅整庵，名欽順，字允升，泰和人。
陳建，字廷肇，号清瀾，東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