晦庵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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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得定，有個下手處。
要之，皆隻要人于此心上見得分明，自然有得爾。
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直截于心上求功。
遂覺累墜不快活。
不若眼下于求放心處有功，則尤得力也。
”此朱子主敬之旨也（又曰：“敬有死敬，有活敬，若隻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而不活。
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
靜則察其敬與不敬，動則察其義與不義。
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内外透徹”）。
其論緻知，則盡于《大學補傳》數語。
其言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
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
惟于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
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
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
”此數語，謂理不在心而在物，最為言陽明之學者所诋訾。
然平心論之，實未嘗非各明一義。
至于緻知力行，朱子初未嘗偏廢。
謂朱子重知而輕行，尤誣诋之辭也。
今摘錄《語類》中論知行之語如下： 《語類》曰：“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為動為靜之理。
且如涵養緻知，亦何所始？謂學莫先于緻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緻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亦在先。
從此推去，隻管恁地。
”是朱子初未嘗謂知在先、行在後也。
又曰：“自家若得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處。
隻這上，便緊緊着力主定。
一面格物。
”是朱子實謂力行緻知，當同時并進也。
又曰：“而今看道理不見，不是不知，隻是為物塞了。
而今粗法，須是打疊了胸中許多惡雜，方可。
”則并謂治心在緻知之前矣。
又曰：“方其知之而未及行之，則知尚淺。
既親曆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
”則知必有待于行，幾與陽明之言，如出一口矣。
又朱子所謂格物緻知，乃大學之功，其下尚有小學一段工夫。
論朱子之說者，亦不可不知。
朱子答吳晦叔曰：“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以觀之，則知之為先，行之為後，無可疑者。
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将何以馴緻乎其大者哉？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傳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而緻涵養踐履之功也。
及其十五成童，學于大學，則其灑掃應對之間，禮樂射禦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
于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緻其知焉。
緻知雲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緻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
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
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乎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以其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緻其知哉？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緻知，為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于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也。
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所一日不能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辍以俟其至而後行之哉？”讀此書，而朱子于知行二者，無所輕重先後，可以曉然矣。
偏重于知之說，朱子亦非無之。
如曰：“講得道理明時，自是事親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
”論前人以黑白豆澄治思慮（起一善念，則投一白豆于器中。
起一惡念，則投一黑豆于器中）曰：“此則是個死法。
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底工夫，則去那般不正底思慮，何難之有？”皆以為知即能行。
（惟此所謂知者，亦非全離于行。
必且力行，且體驗，乃能知之）蓋講學者，大抵系對一時人說話。
陽明之時，理學既已大行。
不患此理之不明，惟患知之而不能有之于己，故陽明救以知行合一之說。
若朱子之時，則理學尚未大行，知而不行之弊未著，惟以人之不知為患，故朱子稍側重于知。
此固時代之異，不足為朱子諱，更不容為朱子咎。
朱子、王子，未必不易地皆然也。
讀前所引朱子論知行之說，正可見大賢立言之四平八穩，不肯有所偏重耳（在今日觀之，或以為不免偏重。
然在當日，則已力求平穩矣。
必先尚論其世，乃可尚論其人。
凡讀先賢之書皆然，亦不獨朱子也）。
以上為朱子學說之大略。
其與他家辯論之語，别于講他家之學時詳之。
朱子之不可及處，實在其立身之剛毅，進學之勇猛。
今錄其言之足資激發者如下，俾學者知所矜式焉。
《語類》曰：“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常學耐事。
學耐事，其弊至于苟賤不廉。
學者須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
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
親于其身為不善者不入，此大者立也。
”又曰：“恥有當忍者，有不當忍者。
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錯屈，以至立腳不住，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雲：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
”又曰：“學者常常以志士不忘溝壑為念，則道理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
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亦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以求之邪？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于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必當為，與義理之必可恃。
利害得失，既無所入于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
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懾憚。
不幸蹉跌，死生以之。
小人之心，一切反是。
”答劉季章曰：“天下隻有一理，此是即彼非，此非即彼是，不容并立。
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隻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
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
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隻如此，更無回互。
若信得及，即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即在我亦無為人謀而不盡的心。
而此理是非，昭然明白；今日此人雖信不及，向後他人，須有信得及底，非但一人之計也。
若如此所論，則在我者，未免視人顔色之可否，以為語默，隻此意思，何由能使彼信得及乎？”以上數條，皆足見朱子立身之剛毅。
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之死不變。
真足使貪夫廉，懦夫有立志也。
其論進學之語雲：“書不記，熟讀可記。
義不精，細思可精。
惟有志不立，直是無着力處。
隻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做貴人而不要做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
直須反複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複作此等人。
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各言萬語，都無一事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
就此積累工夫，迤逦向上去，大有事在。
”又曰：“直須抖擻精神，莫要昏鈍。
如救火治病然，豈可悠悠歲月？”又曰：“學者讀書，須是于無味處緻思。
至于群疑并興，寝食俱廢，乃能驟進。
因歎驟進二字，最下得好。
須是如此。
若進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
如用兵相殺，争得些兒，小可一二十裡地，也不濟事。
須大殺一番，方是善勝。
”以上數條，皆足見朱子進學之勇猛。
能使玩時愒日者，讀之悚然汗下。
固知一代大儒，其立身行己，必有異于尋常人之處也。
凡我後學，可不懷見賢思齊之念哉？
要之，皆隻要人于此心上見得分明，自然有得爾。
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直截于心上求功。
遂覺累墜不快活。
不若眼下于求放心處有功，則尤得力也。
”此朱子主敬之旨也（又曰：“敬有死敬，有活敬，若隻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而不活。
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
靜則察其敬與不敬，動則察其義與不義。
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内外透徹”）。
其論緻知，則盡于《大學補傳》數語。
其言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
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
惟于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
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
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
”此數語，謂理不在心而在物，最為言陽明之學者所诋訾。
然平心論之，實未嘗非各明一義。
至于緻知力行，朱子初未嘗偏廢。
謂朱子重知而輕行，尤誣诋之辭也。
今摘錄《語類》中論知行之語如下： 《語類》曰：“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為動為靜之理。
且如涵養緻知，亦何所始？謂學莫先于緻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緻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亦在先。
從此推去，隻管恁地。
”是朱子初未嘗謂知在先、行在後也。
又曰：“自家若得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處。
隻這上，便緊緊着力主定。
一面格物。
”是朱子實謂力行緻知，當同時并進也。
又曰：“而今看道理不見，不是不知，隻是為物塞了。
而今粗法，須是打疊了胸中許多惡雜，方可。
”則并謂治心在緻知之前矣。
又曰：“方其知之而未及行之，則知尚淺。
既親曆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
”則知必有待于行，幾與陽明之言，如出一口矣。
又朱子所謂格物緻知，乃大學之功，其下尚有小學一段工夫。
論朱子之說者，亦不可不知。
朱子答吳晦叔曰：“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以觀之，則知之為先，行之為後，無可疑者。
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将何以馴緻乎其大者哉？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傳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而緻涵養踐履之功也。
及其十五成童，學于大學，則其灑掃應對之間，禮樂射禦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
于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緻其知焉。
緻知雲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緻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
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
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乎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以其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緻其知哉？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緻知，為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于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也。
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所一日不能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辍以俟其至而後行之哉？”讀此書，而朱子于知行二者，無所輕重先後，可以曉然矣。
偏重于知之說，朱子亦非無之。
如曰：“講得道理明時，自是事親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
”論前人以黑白豆澄治思慮（起一善念，則投一白豆于器中。
起一惡念，則投一黑豆于器中）曰：“此則是個死法。
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底工夫，則去那般不正底思慮，何難之有？”皆以為知即能行。
（惟此所謂知者，亦非全離于行。
必且力行，且體驗，乃能知之）蓋講學者，大抵系對一時人說話。
陽明之時，理學既已大行。
不患此理之不明，惟患知之而不能有之于己，故陽明救以知行合一之說。
若朱子之時，則理學尚未大行，知而不行之弊未著，惟以人之不知為患，故朱子稍側重于知。
此固時代之異，不足為朱子諱，更不容為朱子咎。
朱子、王子，未必不易地皆然也。
讀前所引朱子論知行之說，正可見大賢立言之四平八穩，不肯有所偏重耳（在今日觀之，或以為不免偏重。
然在當日，則已力求平穩矣。
必先尚論其世，乃可尚論其人。
凡讀先賢之書皆然，亦不獨朱子也）。
以上為朱子學說之大略。
其與他家辯論之語，别于講他家之學時詳之。
朱子之不可及處，實在其立身之剛毅，進學之勇猛。
今錄其言之足資激發者如下，俾學者知所矜式焉。
《語類》曰：“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常學耐事。
學耐事，其弊至于苟賤不廉。
學者須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
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
親于其身為不善者不入，此大者立也。
”又曰：“恥有當忍者，有不當忍者。
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錯屈，以至立腳不住，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雲：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
”又曰：“學者常常以志士不忘溝壑為念，則道理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
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亦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以求之邪？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于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必當為，與義理之必可恃。
利害得失，既無所入于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
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懾憚。
不幸蹉跌，死生以之。
小人之心，一切反是。
”答劉季章曰：“天下隻有一理，此是即彼非，此非即彼是，不容并立。
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隻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
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
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隻如此，更無回互。
若信得及，即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即在我亦無為人謀而不盡的心。
而此理是非，昭然明白；今日此人雖信不及，向後他人，須有信得及底，非但一人之計也。
若如此所論，則在我者，未免視人顔色之可否，以為語默，隻此意思，何由能使彼信得及乎？”以上數條，皆足見朱子立身之剛毅。
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之死不變。
真足使貪夫廉，懦夫有立志也。
其論進學之語雲：“書不記，熟讀可記。
義不精，細思可精。
惟有志不立，直是無着力處。
隻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做貴人而不要做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
直須反複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複作此等人。
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各言萬語，都無一事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
就此積累工夫，迤逦向上去，大有事在。
”又曰：“直須抖擻精神，莫要昏鈍。
如救火治病然，豈可悠悠歲月？”又曰：“學者讀書，須是于無味處緻思。
至于群疑并興，寝食俱廢，乃能驟進。
因歎驟進二字，最下得好。
須是如此。
若進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
如用兵相殺，争得些兒，小可一二十裡地，也不濟事。
須大殺一番，方是善勝。
”以上數條，皆足見朱子進學之勇猛。
能使玩時愒日者，讀之悚然汗下。
固知一代大儒，其立身行己，必有異于尋常人之處也。
凡我後學，可不懷見賢思齊之念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