晦庵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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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則盡見之。
若在蔀屋之下，有所蔽塞，則有見有不見。
在人則蔽塞有可通之理。
至于禽獸，則被形體所拘，生得蔽隔之甚，無可通處。
”朱子之見解如此，故曰：“人之為學，卻是要變化氣質，然極難變化”也。
此等處，朱子以為皆從氣質上來。
蓋朱子以全不着形迹者為理，而謂性即理，則性自無可指為不善。
《語類》曰：“氣之精英者為神。
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為金木水火土者是神。
在人則為理，所以為仁義禮智信者是也。
”又曰：“人生而靜以上，即是人物未生時。
人物未生時，隻可謂之理，說性未得，此所謂在天為命也。
才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堕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
”夫如是，則所謂性者，全與實際相離，隻是一可以為善之物，又安得謂之不善。
故朱子将一切不善，悉歸之于氣也。
氣何以有不善？朱子則本其宇宙觀而為言曰：“人所禀之氣，雖皆是天地之正氣，然滾來滾去，便有昏明厚薄之異。
”又曰：“天地之運，萬端而無窮。
日月清明，氣候和正之時，人禀此氣，則為清明渾厚之氣，須做個好人。
若是日月昏暗，寒暑反常，皆是天地之戾氣。
人若禀此氣，則為不好的人。
”此朱子謂氣不盡善之由也。
“性無氣質，卻無安頓處。
”自朱子觀之，既落形氣之中，無純粹至善者。
（“或問：氣清的人，自無物欲。
曰：也如此說不得。
口之欲味，耳之欲聲，人人皆然。
雖是禀得氣清，才不檢束，便流于欲去”）若不兼論形氣，則将誤以人所禀之性為純善，而昧于其實在情形矣。
此所謂論性不論氣不備也。
其謂論氣不論性不明者？則以天下雖極惡之人，不能謂其純惡而無善。
抑且所謂惡者本非惡，特善之發而不得其當者耳。
朱子論“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曰：“他源頭處都是善，因氣偏，這性便偏了。
然此處亦是性。
如人渾身都是恻隐而無羞惡，都羞惡而無恻隐，這個便是惡德。
這個喚作性邪？不是？如墨子之性，本是恻隐。
孟子推其弊，到得無父處。
這個便是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然則論氣不論性，不但不知惡人之善處，并其惡性質，亦無由而明矣。
夫猶是善性也，所以或發而得其當，或發而不得其當者，形質實為之累，此所謂論性不論氣不備。
然雖發不得當，而猶是可以發其當之物，則可見性無二性，理無二理。
故《語類》譬諸隙中之日，謂“隙之大小長短不同，然其所受，卻隻是此日”；又謂“蔽锢少者，發出來天理勝；蔽锢多者，發出來私欲勝；便見本源之理，無有不善”也。
此而不知其同出一源，則于性之由來，有所誤會矣。
此所謂論氣不論性不明也。
善惡既同是一性；所謂惡者，特因受形氣之累而然。
夫形氣之累，乃後起之事；吾侪所見，雖皆既落形氣之性，然性即是理，不能謂理必附于形質。
猶水然，置諸欹斜之器，則其形亦欹斜，不能因吾濟隻見欹斜之器，遂謂水之形亦欹斜也。
故世雖無純善之性，而論性則不得不謂之善也。
性既本善，而形氣之累，特後起之事，則善為本質，而不善實非必然。
故曰：“人生都是天理。
人欲卻是後來沒把鼻生底。
”此說實與釋氏真如無明之說，消息相通（朱子所謂善者，不外本性全不受形氣之累。
本性全不受形氣之累而發出，則所謂天理。
而不然者則所謂人欲也。
所謂天理者，乃凡事适得其當之謂，此即周子之所謂中。
朱子曰：“有個天理，便有個人欲。
蓋緣這天理須有個安頓處，才安頓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來。
”安頓得恰好，即周子所謂中；守此中而勿失，則周子所謂靜也。
故朱子之學，實與周子一脈相承者也。
〇安頓得恰好者，朱子曰：“飲食，天理也。
要求美味，人欲也。
”設喻最妙）。
朱子論性之說如此。
蓋其所謂善者，标準極高，非全離乎形氣，不足以當之，故其說如此。
因其所謂善者，标準極高，故于論性而涉及朱子之所謂氣者，無不加以駁斥；而于程、張氣質之說，程子性即理之言，極稱其有功于聖門，有補于後學。
蓋論性一涉于氣質，即不免雜以人欲之私，不克與朱子之所謂善者相副；而朱子之所謂性者，實際初無其物，非兼以氣質立論，将不能自圓其說也（朱子評古來論性者之說：謂“孟子恐人謂性元來不相似，遂于氣質内挑出天之所命者，說性無有不善。
不曾說下面氣質，故費分疏。
荀子隻見得不好底。
揚子又見得半上半下底。
韓子所言，卻是說得稍近，惜其少一氣字，性那裡有三品來？”“以氣質論，則凡言性不同者，皆冰釋矣。
”“氣質之說，起于張、程，極有功于聖門，有補于後學。
”又謂“程先生論性，隻雲性即理也，豈不是見得明？真有功于聖門。
”〇朱子之堅持性即理，而力辟混氣質于性，亦由其欲辟佛而然。
故曰：“大抵諸儒說性，多說着氣。
如佛氏，亦隻是認知覺作用為性。
”知覺作用，固朱子所謂因形氣而有者也）。
人之一生，兼備理氣二者，其兼備之者實為心。
故朱子深有取于橫渠“心統性情”之說，以為颠撲不破。
又詳言之曰：“性者，心之理。
情者，性之動。
心，性情之主。
”又譬之曰：“心如水，性猶水之靜，情則水之流，欲則水之波瀾。
”（又曰：“心如水，情是動處，愛即流向去處。
”又以“心為大極，心之動靜為陰陽”）孟子所善四端，朱子謂之情，曰：“性不可言，所以言性善者，隻看恻隐辭遜四端，如見水流之清，則知源頭必清矣。
”心兼動靜言，則動靜皆宜緻養。
故朱子曰：“動靜皆主宰，非靜時無所用，至動時方有主宰。
”又謂：“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
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
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也。
” 朱子論道德，亦以仁為最大之德，靜為求仁之方。
其《仁說》：謂“仁者仁之本體。
禮者仁之節文。
義者仁之斷制。
知者仁之分别。
信以見仁義禮智，實有此理。
必先有仁，然後有義禮智信。
故以先後言之，則仁為先；以大小言之，則仁為大。
”又謂“明道聖人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說得最好”。
（《語類》曰：“動時靜便在這裡。
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于物，亦不能得靜。
”順理而應，即所謂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也）至于實行之方，則亦取伊川“涵養須用敬，進學在緻知”二語。
而于用敬，則提出“求放心”三字；于緻和，則詳言格物之功。
實較伊川言之，尤為親切也。
《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龜山門下，以“體認大本”，為相傳指訣。
謂執而勿失，自有中節之和。
朱子以為少偏。
謂“才偏便做病。
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
學者隻是敬以直内，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
不可專要去靜處求。
所以伊川謂隻用敬，不用靜，便說平也。
”又雲：“周先生隻說一者無欲也，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
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隻說個敬字，教人隻就這敬字上挨去。
庶幾執
若在蔀屋之下，有所蔽塞，則有見有不見。
在人則蔽塞有可通之理。
至于禽獸，則被形體所拘，生得蔽隔之甚，無可通處。
”朱子之見解如此，故曰：“人之為學，卻是要變化氣質，然極難變化”也。
此等處，朱子以為皆從氣質上來。
蓋朱子以全不着形迹者為理，而謂性即理，則性自無可指為不善。
《語類》曰：“氣之精英者為神。
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為金木水火土者是神。
在人則為理，所以為仁義禮智信者是也。
”又曰：“人生而靜以上，即是人物未生時。
人物未生時，隻可謂之理，說性未得，此所謂在天為命也。
才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堕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
”夫如是，則所謂性者，全與實際相離，隻是一可以為善之物，又安得謂之不善。
故朱子将一切不善，悉歸之于氣也。
氣何以有不善？朱子則本其宇宙觀而為言曰：“人所禀之氣，雖皆是天地之正氣，然滾來滾去，便有昏明厚薄之異。
”又曰：“天地之運，萬端而無窮。
日月清明，氣候和正之時，人禀此氣，則為清明渾厚之氣，須做個好人。
若是日月昏暗，寒暑反常，皆是天地之戾氣。
人若禀此氣，則為不好的人。
”此朱子謂氣不盡善之由也。
“性無氣質，卻無安頓處。
”自朱子觀之，既落形氣之中，無純粹至善者。
（“或問：氣清的人，自無物欲。
曰：也如此說不得。
口之欲味，耳之欲聲，人人皆然。
雖是禀得氣清，才不檢束，便流于欲去”）若不兼論形氣，則将誤以人所禀之性為純善，而昧于其實在情形矣。
此所謂論性不論氣不備也。
其謂論氣不論性不明者？則以天下雖極惡之人，不能謂其純惡而無善。
抑且所謂惡者本非惡，特善之發而不得其當者耳。
朱子論“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曰：“他源頭處都是善，因氣偏，這性便偏了。
然此處亦是性。
如人渾身都是恻隐而無羞惡，都羞惡而無恻隐，這個便是惡德。
這個喚作性邪？不是？如墨子之性，本是恻隐。
孟子推其弊，到得無父處。
這個便是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然則論氣不論性，不但不知惡人之善處，并其惡性質，亦無由而明矣。
夫猶是善性也，所以或發而得其當，或發而不得其當者，形質實為之累，此所謂論性不論氣不備。
然雖發不得當，而猶是可以發其當之物，則可見性無二性，理無二理。
故《語類》譬諸隙中之日，謂“隙之大小長短不同，然其所受，卻隻是此日”；又謂“蔽锢少者，發出來天理勝；蔽锢多者，發出來私欲勝；便見本源之理，無有不善”也。
此而不知其同出一源，則于性之由來，有所誤會矣。
此所謂論氣不論性不明也。
善惡既同是一性；所謂惡者，特因受形氣之累而然。
夫形氣之累，乃後起之事；吾侪所見，雖皆既落形氣之性，然性即是理，不能謂理必附于形質。
猶水然，置諸欹斜之器，則其形亦欹斜，不能因吾濟隻見欹斜之器，遂謂水之形亦欹斜也。
故世雖無純善之性，而論性則不得不謂之善也。
性既本善，而形氣之累，特後起之事，則善為本質，而不善實非必然。
故曰：“人生都是天理。
人欲卻是後來沒把鼻生底。
”此說實與釋氏真如無明之說，消息相通（朱子所謂善者，不外本性全不受形氣之累。
本性全不受形氣之累而發出，則所謂天理。
而不然者則所謂人欲也。
所謂天理者，乃凡事适得其當之謂，此即周子之所謂中。
朱子曰：“有個天理，便有個人欲。
蓋緣這天理須有個安頓處，才安頓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來。
”安頓得恰好，即周子所謂中；守此中而勿失，則周子所謂靜也。
故朱子之學，實與周子一脈相承者也。
〇安頓得恰好者，朱子曰：“飲食，天理也。
要求美味，人欲也。
”設喻最妙）。
朱子論性之說如此。
蓋其所謂善者，标準極高，非全離乎形氣，不足以當之，故其說如此。
因其所謂善者，标準極高，故于論性而涉及朱子之所謂氣者，無不加以駁斥；而于程、張氣質之說，程子性即理之言，極稱其有功于聖門，有補于後學。
蓋論性一涉于氣質，即不免雜以人欲之私，不克與朱子之所謂善者相副；而朱子之所謂性者，實際初無其物，非兼以氣質立論，将不能自圓其說也（朱子評古來論性者之說：謂“孟子恐人謂性元來不相似，遂于氣質内挑出天之所命者，說性無有不善。
不曾說下面氣質，故費分疏。
荀子隻見得不好底。
揚子又見得半上半下底。
韓子所言，卻是說得稍近，惜其少一氣字，性那裡有三品來？”“以氣質論，則凡言性不同者，皆冰釋矣。
”“氣質之說，起于張、程，極有功于聖門，有補于後學。
”又謂“程先生論性，隻雲性即理也，豈不是見得明？真有功于聖門。
”〇朱子之堅持性即理，而力辟混氣質于性，亦由其欲辟佛而然。
故曰：“大抵諸儒說性，多說着氣。
如佛氏，亦隻是認知覺作用為性。
”知覺作用，固朱子所謂因形氣而有者也）。
人之一生，兼備理氣二者，其兼備之者實為心。
故朱子深有取于橫渠“心統性情”之說，以為颠撲不破。
又詳言之曰：“性者，心之理。
情者，性之動。
心，性情之主。
”又譬之曰：“心如水，性猶水之靜，情則水之流，欲則水之波瀾。
”（又曰：“心如水，情是動處，愛即流向去處。
”又以“心為大極，心之動靜為陰陽”）孟子所善四端，朱子謂之情，曰：“性不可言，所以言性善者，隻看恻隐辭遜四端，如見水流之清，則知源頭必清矣。
”心兼動靜言，則動靜皆宜緻養。
故朱子曰：“動靜皆主宰，非靜時無所用，至動時方有主宰。
”又謂：“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
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
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也。
” 朱子論道德，亦以仁為最大之德，靜為求仁之方。
其《仁說》：謂“仁者仁之本體。
禮者仁之節文。
義者仁之斷制。
知者仁之分别。
信以見仁義禮智，實有此理。
必先有仁，然後有義禮智信。
故以先後言之，則仁為先；以大小言之，則仁為大。
”又謂“明道聖人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說得最好”。
（《語類》曰：“動時靜便在這裡。
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于物，亦不能得靜。
”順理而應，即所謂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也）至于實行之方，則亦取伊川“涵養須用敬，進學在緻知”二語。
而于用敬，則提出“求放心”三字；于緻和，則詳言格物之功。
實較伊川言之，尤為親切也。
《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龜山門下，以“體認大本”，為相傳指訣。
謂執而勿失，自有中節之和。
朱子以為少偏。
謂“才偏便做病。
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
學者隻是敬以直内，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
不可專要去靜處求。
所以伊川謂隻用敬，不用靜，便說平也。
”又雲：“周先生隻說一者無欲也，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
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隻說個敬字，教人隻就這敬字上挨去。
庶幾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