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考據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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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之原，戴氏并不知之；乃咎其偏于言理，而欲救之以情。
不知情無客觀标準，固有行之者以為協乎人情，而受之者以為不能堪者矣。
況宋儒所言之理，并非吾人當下推度所得之理；其所謂理者，必人欲去盡而後能見；故就實際言之，亦可謂無人能見得此理；其說用諸實際，誠不免失之空洞，然非如戴氏之所诋也。
又一派為顔元[習齋]，則其所反對者，不僅限于宋學，特于宋學為尤甚耳。
其說譏中國之讀書人，大偏于紙上，而不習實務。
于宋學之空談心性，并書而不讀者，自然反對尤烈矣。
謂求之于心，久之而自覺其可信者，實系一種心理變态，逮用諸實事，則全不足恃。
故主恢複古人六藝之教（禮、樂、射、禦、書、數），凡事皆須實習。
案謂中國讀書人太疏于實務，自亦不錯。
但研究發明，與實際應用，分為兩途，（1）由人性如有所長，（2）亦分工合作之理。
若如顔氏所雲，勢必至降低學問之程度而後止。
章炳麟譏顔氏弟子，[李添，字剛主。
]言數則僅通籌算之乘除，言書則粗知今隸之訛謬：即其明驗。
又有調和于漢、宋之間，而兼調和于文與學之間者，是為桐城派義理、考據、辭章，三者不可缺一之說。
此說創自姚鼐（姬傳），後來桐城派皆宗之。
章學誠之議論，亦于此為近。
曾國藩本服膺姚鼐，故亦主此說，特其晚年，又間或益之以經濟（中國所謂經濟，包括極廣，非今經濟學之義），為四門耳。
此說可謂甚正。
但不分别普通及專門，則欲一人兼擅三者極難。
即桐城派之本身，亦偏于辭章，于漢、宋二學之間，則又側重于宋也（如方植之著《漢學商兌》，力诋漢學，即其一極端之例）。
清代有特色之學術，尚有浙東學派之史學。
浙西學派，亦推其考證之功，旁及史事；但多就事實為之補苴訂正，而通觀全局具有史識者甚少。
[如錢大昕之《廿二史考異》，王鳴盛之《十七史商榷》，趙瓯北之《廿二史劄記》等皆是。
]浙東派則與之相反[如萬季野、全謝山等]。
蓋浙西學派，乃承王應麟、黃幹等之遺緒，為朱學中之一派。
而浙東學術，則仍承宋時浙學之遺緒者也（呂祖謙一派）。
[此義《文史通義》首發之。
]以今日眼光觀之，則浙西派近于專門史家，浙東派近于通史家；惟通史乃可稱史學之正宗（專門史仍可歸入各種專門科學内），故必浙東派乃可稱為史學之正宗也。
浙東派最重要之人物為章學誠。
其重要之著作，為《文史通義》，[論文之語，固頗切當，然于文學上之價值并不高。
其要乃在史學。
]其大功，在發明1.史料與作成之史非一物；2.儲備史料，宜求其豐富，著作曆史，則當求其簡；3.記注、比次，各為一事。
吾國史學，有三名著：（1）劉知幾之《史通》；（2）鄭樵之《通志序》；（3）章學誠之《文史通義》。
（1）為始講史法者；（2）為擴充史之内容者；（3）則确立史學與他學之界限，闡發史學真相者。
必史籍稍多，乃想及講史法；必人須之知識漸進步，乃覺史之所載為不備；必學問之内容，愈積愈豐富，乃感覺分種之必要。
三先生之著作，恰代表史學進化之三階級，亦時勢使然也。
章氏對于漢、宋學及文學之意見，其結論頗近桐城派（義理、考據、辭章三者不可缺一），此無足深論。
而其“六經皆史”之說，實由其對宋學之見解而來；此說能了解者頗少，緻多誤會，請一論之。
六經皆史者，章實齋對于宋學末流空談心性之反動；固謂聖人不以空言立教，因之謂六經皆史。
然在考證上，其說卒不能成立：蓋執狹義之史（史官所載往事）為史，則六經除《書》與《春秋》之外，明明非史。
若将史之義推而廣之，謂一切故事之職掌，皆關涉史官；則如釋學問，凡以文字記之者，何一不可目之為史；将史官之外無他職，而推原古代學術出于官守者，亦除史官而外，更無原本矣，有是理乎？章氏于六經皆史之說，引證論斷，多屬支離；《易》無可說，乃至牽涉曆法，則更不足辨矣（所引者，皆後人以曆法附會《易》之辭，非作《易》時曆已發達至此程度也）。
後來祖述章氏之說者，大抵不能離“學術必資記載，記載專職諸史官”一觀念，非此則六經皆史之說，不能主持也。
至近世之章太炎，則因受此觀念之影響，專認史官所記者為史（其餘即非金石證亦認為價值大減）；于是罵康有為為妄人。
[章氏之論謂：“……如是沒丘明之勞，謂仲尼不專著錄。
假令生印度、波斯之墟，知己國之文化綿遠，而欲考其事，文獻無征；然後憤發于故書，哀思于國命矣。
”（《國故論衡》△△篇）]而不知論史材、史官所記，與傳說、神話及他種著述，各有其用也。
其又一反動，則為胡适之、顧颉剛一派。
胡氏專取《詩經》、《楚辭》為史料。
顧氏初亦宗之；後雖漸變其說，而仍目古史官所記者為僞造（如世系事。
于此問題，章太炎辨古史官所記與神話非同物，卻不錯）：皆不免固執一說，而未能觀其會通也。
不知情無客觀标準，固有行之者以為協乎人情，而受之者以為不能堪者矣。
況宋儒所言之理，并非吾人當下推度所得之理；其所謂理者，必人欲去盡而後能見；故就實際言之，亦可謂無人能見得此理；其說用諸實際，誠不免失之空洞，然非如戴氏之所诋也。
又一派為顔元[習齋]，則其所反對者，不僅限于宋學，特于宋學為尤甚耳。
其說譏中國之讀書人，大偏于紙上，而不習實務。
于宋學之空談心性，并書而不讀者，自然反對尤烈矣。
謂求之于心，久之而自覺其可信者，實系一種心理變态，逮用諸實事，則全不足恃。
故主恢複古人六藝之教（禮、樂、射、禦、書、數），凡事皆須實習。
案謂中國讀書人太疏于實務，自亦不錯。
但研究發明，與實際應用，分為兩途，（1）由人性如有所長，（2）亦分工合作之理。
若如顔氏所雲，勢必至降低學問之程度而後止。
章炳麟譏顔氏弟子，[李添，字剛主。
]言數則僅通籌算之乘除，言書則粗知今隸之訛謬：即其明驗。
又有調和于漢、宋之間，而兼調和于文與學之間者，是為桐城派義理、考據、辭章，三者不可缺一之說。
此說創自姚鼐（姬傳），後來桐城派皆宗之。
章學誠之議論，亦于此為近。
曾國藩本服膺姚鼐，故亦主此說，特其晚年，又間或益之以經濟（中國所謂經濟，包括極廣，非今經濟學之義），為四門耳。
此說可謂甚正。
但不分别普通及專門，則欲一人兼擅三者極難。
即桐城派之本身，亦偏于辭章，于漢、宋二學之間，則又側重于宋也（如方植之著《漢學商兌》，力诋漢學，即其一極端之例）。
清代有特色之學術，尚有浙東學派之史學。
浙西學派，亦推其考證之功，旁及史事；但多就事實為之補苴訂正，而通觀全局具有史識者甚少。
[如錢大昕之《廿二史考異》，王鳴盛之《十七史商榷》，趙瓯北之《廿二史劄記》等皆是。
]浙東派則與之相反[如萬季野、全謝山等]。
蓋浙西學派，乃承王應麟、黃幹等之遺緒，為朱學中之一派。
而浙東學術，則仍承宋時浙學之遺緒者也（呂祖謙一派）。
[此義《文史通義》首發之。
]以今日眼光觀之，則浙西派近于專門史家，浙東派近于通史家；惟通史乃可稱史學之正宗（專門史仍可歸入各種專門科學内），故必浙東派乃可稱為史學之正宗也。
浙東派最重要之人物為章學誠。
其重要之著作，為《文史通義》，[論文之語，固頗切當，然于文學上之價值并不高。
其要乃在史學。
]其大功，在發明1.史料與作成之史非一物；2.儲備史料，宜求其豐富，著作曆史，則當求其簡；3.記注、比次，各為一事。
吾國史學，有三名著：（1）劉知幾之《史通》；（2）鄭樵之《通志序》；（3）章學誠之《文史通義》。
（1）為始講史法者；（2）為擴充史之内容者；（3）則确立史學與他學之界限，闡發史學真相者。
必史籍稍多，乃想及講史法；必人須之知識漸進步，乃覺史之所載為不備；必學問之内容，愈積愈豐富，乃感覺分種之必要。
三先生之著作，恰代表史學進化之三階級，亦時勢使然也。
章氏對于漢、宋學及文學之意見，其結論頗近桐城派（義理、考據、辭章三者不可缺一），此無足深論。
而其“六經皆史”之說，實由其對宋學之見解而來；此說能了解者頗少，緻多誤會，請一論之。
六經皆史者，章實齋對于宋學末流空談心性之反動；固謂聖人不以空言立教，因之謂六經皆史。
然在考證上，其說卒不能成立：蓋執狹義之史（史官所載往事）為史，則六經除《書》與《春秋》之外，明明非史。
若将史之義推而廣之，謂一切故事之職掌，皆關涉史官；則如釋學問，凡以文字記之者，何一不可目之為史；将史官之外無他職，而推原古代學術出于官守者，亦除史官而外，更無原本矣，有是理乎？章氏于六經皆史之說，引證論斷，多屬支離；《易》無可說，乃至牽涉曆法，則更不足辨矣（所引者，皆後人以曆法附會《易》之辭，非作《易》時曆已發達至此程度也）。
後來祖述章氏之說者，大抵不能離“學術必資記載，記載專職諸史官”一觀念，非此則六經皆史之說，不能主持也。
至近世之章太炎，則因受此觀念之影響，專認史官所記者為史（其餘即非金石證亦認為價值大減）；于是罵康有為為妄人。
[章氏之論謂：“……如是沒丘明之勞，謂仲尼不專著錄。
假令生印度、波斯之墟，知己國之文化綿遠，而欲考其事，文獻無征；然後憤發于故書，哀思于國命矣。
”（《國故論衡》△△篇）]而不知論史材、史官所記，與傳說、神話及他種著述，各有其用也。
其又一反動，則為胡适之、顧颉剛一派。
胡氏專取《詩經》、《楚辭》為史料。
顧氏初亦宗之；後雖漸變其說，而仍目古史官所記者為僞造（如世系事。
于此問題，章太炎辨古史官所記與神話非同物，卻不錯）：皆不免固執一說，而未能觀其會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