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之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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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炎武。發明有亡國（今所謂王朝）、有亡天下（今所謂國家、民族）之說，為民族主義之先驅。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中《原君》、《原臣》兩篇，為民權主義之先驅。
然此大體上仍不能出宋學之範圍，泛覽理學家之書多者自知之。
俞正燮。亦一考據家。但深知古今社會之異，古之并不足尚。《癸巳類稿》、《存稿》中，此類作品甚多。在思想方面，非他家可及。
但此亦不出漢學之範圍。因漢學家中，亦時有能見到真際者，但不如俞氏之多而且透徹耳。其與近代思想關系最密切者，當首推龔自珍。（自珍與魏源并稱。在學問方面，自珍遠不如源之切實；以思想論，則源不如自珍之恢奇）梁啟超謂近代之思想家，最初無不受自珍之影響，且多好之甚深；此事實也。大抵今文經說，多有與後世普通思想異者，故思想瑰奇者多好焉。莊（存與）、劉（逢祿）已微啟其端，至龔、魏而大，至康有為而極。若王闿運、廖平，則流于荒怪，乃走入旁門，不足道矣。但廖氏分别古書源流派别之法，确系極精；其自己所立之說雖荒怪，而此方法在古史研究上，将來必能放一異彩也（現在蒙文通頗能用之）。[前人僅知以古書之整部，言其學問派别。而廖氏知古書之不盡純，乃就其一章一節而分别之；此其所以勝于前賢也。]
康有為之學問，體段頗大。康氏之思想，自成一系統。其所用其資料者，則（1）西漢以前經學家之微言大義，（2）佛學，（3）理學，（4）又雜以西洋之科學、曆史、政治制度、社會風俗等。康氏最富于六經皆我注腳之精神；其所取為資料者，不過取為資料，以佐吾說而已；或非其說之真相也。——康氏原非考據家。現在，有從考據方面，采取其說者，如顧颉剛、錢玄同；有從考據方面駁斥之者，如錢穆。于康氏價值，均不能為增損。
康有為之思想，自成一體段。彼視天下終可達于太平，而其緻之必以漸；乃以《禮運》大同、小康及《春秋》三世（據亂而作，進于升平，再進于太平）之說佐之。其對于宗教感情之熱烈，及其論修察克治之精嚴，則其精神，得諸佛學及宋學。其重視物質（有為著《物質救國論》），則其得諸近代歐化之觀感者也。有為之為人也，富于理想，而于眼前之事實，認識不甚清楚。觀其後來竭力反對對德宣戰，且固執民主政體，必至争端，因之牽入複辟案中可知。
其弟子梁啟超，世與其師并稱為康、梁；實則性質與其師大異。啟超之為人也，博學多通，而自己并無心得。但于各種學術，能（1）多所通曉；（2）且能觀其會通；（3）又能援引學理，以批評事實。故其言論，對一般之影響甚大。
與康、梁同時者，尚有一譚嗣同，著有《仁學》一書；其思想之體段，亦頗偉大。但立說太幼稚，太雜亂，蓋因早死，其思想未能成熟也。
此外近代有思想者，尚有一章炳麟（亦名绛），其人之思想，并不偉大，亦不精深，但極刻核，遇事皆能核其真相，不但就其表面立論；故不牽于感情，震于名聲，如其所作《代議然否論》，是其一例。又有嚴複，論事亦主核實，近于炳麟。要之，近代之思想家，康有為近墨家、儒家、陰陽家。梁啟超近縱橫家，章炳麟、嚴複近法家。此外徒讀故書，販譯新說，自己并無心得，皆不足稱為學也。
西學輸入以後中國學術曾受何等影響？此當以根本改變吾人之思想者為限。若忠實翻譯，或引伸發論，則仍是他人之學術也。以吾觀之，中國學術思想，受西洋之影響者，有下列數問題：（1）受科學之影響而知求真。（2）不責實用。（3）知分科之當務細密：此皆方法問題。在主義上，其初“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固不足論。後來偏重政治；實則西洋政治學說，與中國并無根本異點。其最後能改變中國人之思想者，達爾文之《種源論》，馬克斯之《資本論》；此兩書本非隻講一種學問，其影響，可使各種學問之觀點，皆因之而改變者也。（凡學問，必如此，乃可謂之偉大。但此等大發明，多系時代為之，非盡個人之聰明才力也）[《種源論》盛于民國前十餘年至民五六年，自強之觀念，由是普遍于中國。《資本論》盛于民五六年至今日，由是而得認識社會組織（社會之組織，各有不同，皆随環境而定，并無優劣之分）。至于其他西洋有名之學說，若“四度空間”等，則以不合中國學術之個性，未能有影響于中國（四度空間為物理學上最有價值者，而于哲學上則平；中國哲學之發達，遠勝于物理學；故其說亦鮮有注意者矣）。學術之事，窮極則複；苟于其窮時，有一新學術輸入，而惬心貴當，則遂假而用之，不複勞自己進行新發現。故設西洋學術不于是輸入，中國學術亦自将另起一新局面。此猶玄學之後，适有高深之佛教輸入，而學者不複旁求矣。]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中《原君》、《原臣》兩篇，為民權主義之先驅。
然此大體上仍不能出宋學之範圍，泛覽理學家之書多者自知之。
俞正燮。亦一考據家。但深知古今社會之異，古之并不足尚。《癸巳類稿》、《存稿》中，此類作品甚多。在思想方面，非他家可及。
但此亦不出漢學之範圍。因漢學家中，亦時有能見到真際者，但不如俞氏之多而且透徹耳。其與近代思想關系最密切者，當首推龔自珍。（自珍與魏源并稱。在學問方面，自珍遠不如源之切實；以思想論，則源不如自珍之恢奇）梁啟超謂近代之思想家，最初無不受自珍之影響，且多好之甚深；此事實也。大抵今文經說，多有與後世普通思想異者，故思想瑰奇者多好焉。莊（存與）、劉（逢祿）已微啟其端，至龔、魏而大，至康有為而極。若王闿運、廖平，則流于荒怪，乃走入旁門，不足道矣。但廖氏分别古書源流派别之法，确系極精；其自己所立之說雖荒怪，而此方法在古史研究上，将來必能放一異彩也（現在蒙文通頗能用之）。[前人僅知以古書之整部，言其學問派别。而廖氏知古書之不盡純，乃就其一章一節而分别之；此其所以勝于前賢也。]
康有為之學問，體段頗大。康氏之思想，自成一系統。其所用其資料者，則（1）西漢以前經學家之微言大義，（2）佛學，（3）理學，（4）又雜以西洋之科學、曆史、政治制度、社會風俗等。康氏最富于六經皆我注腳之精神；其所取為資料者，不過取為資料，以佐吾說而已；或非其說之真相也。——康氏原非考據家。現在，有從考據方面，采取其說者，如顧颉剛、錢玄同；有從考據方面駁斥之者，如錢穆。于康氏價值，均不能為增損。
康有為之思想，自成一體段。彼視天下終可達于太平，而其緻之必以漸；乃以《禮運》大同、小康及《春秋》三世（據亂而作，進于升平，再進于太平）之說佐之。其對于宗教感情之熱烈，及其論修察克治之精嚴，則其精神，得諸佛學及宋學。其重視物質（有為著《物質救國論》），則其得諸近代歐化之觀感者也。有為之為人也，富于理想，而于眼前之事實，認識不甚清楚。觀其後來竭力反對對德宣戰，且固執民主政體，必至争端，因之牽入複辟案中可知。
其弟子梁啟超，世與其師并稱為康、梁；實則性質與其師大異。啟超之為人也，博學多通，而自己并無心得。但于各種學術，能（1）多所通曉；（2）且能觀其會通；（3）又能援引學理，以批評事實。故其言論，對一般之影響甚大。
與康、梁同時者，尚有一譚嗣同，著有《仁學》一書；其思想之體段，亦頗偉大。但立說太幼稚，太雜亂，蓋因早死，其思想未能成熟也。
此外近代有思想者，尚有一章炳麟（亦名绛），其人之思想，并不偉大，亦不精深，但極刻核，遇事皆能核其真相，不但就其表面立論；故不牽于感情，震于名聲，如其所作《代議然否論》，是其一例。又有嚴複，論事亦主核實，近于炳麟。要之，近代之思想家，康有為近墨家、儒家、陰陽家。梁啟超近縱橫家，章炳麟、嚴複近法家。此外徒讀故書，販譯新說，自己并無心得，皆不足稱為學也。
西學輸入以後中國學術曾受何等影響？此當以根本改變吾人之思想者為限。若忠實翻譯，或引伸發論，則仍是他人之學術也。以吾觀之，中國學術思想，受西洋之影響者，有下列數問題：（1）受科學之影響而知求真。（2）不責實用。（3）知分科之當務細密：此皆方法問題。在主義上，其初“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固不足論。後來偏重政治；實則西洋政治學說，與中國并無根本異點。其最後能改變中國人之思想者，達爾文之《種源論》，馬克斯之《資本論》；此兩書本非隻講一種學問，其影響，可使各種學問之觀點，皆因之而改變者也。（凡學問，必如此，乃可謂之偉大。但此等大發明，多系時代為之，非盡個人之聰明才力也）[《種源論》盛于民國前十餘年至民五六年，自強之觀念，由是普遍于中國。《資本論》盛于民五六年至今日，由是而得認識社會組織（社會之組織，各有不同，皆随環境而定，并無優劣之分）。至于其他西洋有名之學說，若“四度空間”等，則以不合中國學術之個性，未能有影響于中國（四度空間為物理學上最有價值者，而于哲學上則平；中國哲學之發達，遠勝于物理學；故其說亦鮮有注意者矣）。學術之事，窮極則複；苟于其窮時，有一新學術輸入，而惬心貴當，則遂假而用之，不複勞自己進行新發現。故設西洋學術不于是輸入，中國學術亦自将另起一新局面。此猶玄學之後，适有高深之佛教輸入，而學者不複旁求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