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考據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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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至王陽明，發達已臻極點。
故此後學術之發達，方向遂轉變，是為清代考證之學。
考證之學之初興，不過厭宋學末流之空疏，務“多讀書”、“求是”而已。
其風實起自明世。
專務博學者如焦竑、陳第等是也。
兼講經世者，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是也。
諸人不但不排斥理學，且于理學入之甚深；但在講經學時，不肯墨守宋人之說而已。
降及清代康、雍之間，尚系如此。
後人稱為“漢、宋兼采派”（見《四庫書目》）。
至乾、嘉時，學者乃專務“搜輯”、“闡發”漢人之說；于宋儒之說，置之不論不議之列。
至此，乃成為純粹之漢學，為清代學術之中堅。
漢學家之功績，在（1）通訓诂，（2）勤校勘，（3）善搜輯，（4）精疏證：故使a.古書之誤者可正、b.佚者後複見、c.古義之晦者複明，（5）而其實事求是，尊重客觀之精神，于學者裨益尤大。
惟其人無甚宗旨，内而身心，外而社會，皆非所措意。
故梁任公謂為方法運動，而非主意運動也（見所著《清代學術概論》）。
考據學派之初興，隻是厭宋學末流之空疏，務多讀書而已。
其人并不反對宋學，且多深入宋學者，顧亭林（炎武）、黃梨洲（宗羲）、王船山（夫之）等無論矣，[顧氏所著《郡縣論》等經世之學，多本諸宋學。
黃氏著《明夷待訪錄》，人多僅稱其《原君》、《原臣》篇，實乃具徹底改革整個社會之精神，亦來自宋學也。
諸人于漢學僅其一端，且或并非其主要者，不過因清代漢學大行，而諸人亦遂以漢學著矣。
]即焦弱侯（竑）等亦然也。
諸儒之立身及經世，仍以宋學為歸，惟說經及考證古事，不囿于宋人之說耳。
此派，後來之人，自經學之立場言之，稱為漢宋兼采派。
梁任公著《清代學術概論》稱胡渭、閻若璩為漢學之開山人物（以胡著《易圖明辯》，攻擊宋人所謂《河圖》、《洛書》；閻著《古文尚書疏證》，就衆所共尊之經，證明其為僞作之故），亦在此派中。
必至其所言者，專于疏通證明，補苴綴給，而不複存一合漢宋之說而評判其是非之見，乃得稱為純正之漢學（此等人自亦非不可兼治宋學）。
漢學家人物甚多，難遍疏舉。
日人某分為皖、吳兩派，章炳麟采其說，大緻是也。
皖派當以戴震為巨擘。
近人多稱道其《原善》及《孟子字義疏證》之說，以餘觀之，此說并無足取，此點俟後再論。
皖派之偉績，在長于小學。
其巨子為段玉裁及王念孫。
段為精治《說文》者之始（清之治《說文》者，并非專于《說文》一書；乃以《說文》為中心，而旁及其他字書），王則精治古人文法之始也。
[王著《讀書雜志》，曾國藩稱其能含蘊語氣而得正确之解釋；以今日言之，則為精治文法之學也。
其子王引之著《經傳釋詞》。
]俞樾之《古書疑義舉例》，又為王之支流餘裔。
吳派當以惠棟為大宗，此派之偉績，在長于搜輯及疏釋。
餘蕭客（《古經解鈎沉》）、王鳴盛（《尚書後案》）、陳喬枞（《三家詩遺說考》）等，皆其代表人物。
至于對一問題，搜羅證據，務極其周；疏釋論斷，務極其慎，則兩派之所同也。
道、鹹以後，經學又形成今文一派。
此派起于常州之莊（存與）劉（申受），衍于仁和之龔（自珍）、邵陽之魏（源），而極盛于近代之廖平及康有為。
考據之學，最重源流派别，經學尤甚。
分析漢、宋之後，再分析漢人之派别，本無足怪。
惟此派之有聲光，不盡在學術方面，而兼在政論方面。
故如陳喬枞之專輯今文經說，不參議論者，今學派并不重之。
分析今古文之精，莫如廖平，晚亦好為怪論也。
此派議論，多帶有經世色采，（1）莊、劉、（2）龔、魏至（3）康有為，逐步加甚。
此由（1）西漢經學，本重經世；（2）而時事日亟，亦有以誘之也。
從純學術立場言之，康有為新學僞經之說實非是。
廖平分析今古學為齊、魯學，則極可取。
餘為補充：齊學為治大國之規模，兼重節制資本；魯學為治次等國之規模，但重平均地權（又極重教化）。
新莽一派人，所以扶立古學者，由其所行政策，欲兼二者之故：似頗足備一解也。
清儒中，反對宋儒之理論者，著者有二派。
一為戴震，說見其所著《原善》及《孟子字義疏證》。
以為宋儒偏于言理而不顧人情，以改（1）視食色之欲，饑寒之患，為人情所不能免者，皆若無足輕重；而徒實一般人以曠世之高節。
（2）太重名分，如君父與臣子之關系，幾于不複論其是非。
故主舍理而論情，情之所安，即為義之所在。
案以凡民之欲為無足重輕，而不為之謀滿足，宋儒并無其事，[宋儒甚注意井田、社會、水利等。
]說近于誣。
至于不得已之時，教民以輕生而重義，亦凡立教者皆如是。
過重名分，宋儒誠有此弊，此由不知經傳所言，乃就當時之社會立說，亦時君父之權固重也；至宋世，社會業已較為平等，宋儒不知此為社會之進步，而執古人之所言為天經地義，欲強後世之社會以就之，則人心覺其不平矣。
然宋儒受
故此後學術之發達，方向遂轉變，是為清代考證之學。
考證之學之初興，不過厭宋學末流之空疏，務“多讀書”、“求是”而已。
其風實起自明世。
專務博學者如焦竑、陳第等是也。
兼講經世者，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是也。
諸人不但不排斥理學，且于理學入之甚深；但在講經學時，不肯墨守宋人之說而已。
降及清代康、雍之間，尚系如此。
後人稱為“漢、宋兼采派”（見《四庫書目》）。
至乾、嘉時，學者乃專務“搜輯”、“闡發”漢人之說；于宋儒之說，置之不論不議之列。
至此，乃成為純粹之漢學，為清代學術之中堅。
漢學家之功績，在（1）通訓诂，（2）勤校勘，（3）善搜輯，（4）精疏證：故使a.古書之誤者可正、b.佚者後複見、c.古義之晦者複明，（5）而其實事求是，尊重客觀之精神，于學者裨益尤大。
惟其人無甚宗旨，内而身心，外而社會，皆非所措意。
故梁任公謂為方法運動，而非主意運動也（見所著《清代學術概論》）。
考據學派之初興，隻是厭宋學末流之空疏，務多讀書而已。
其人并不反對宋學，且多深入宋學者，顧亭林（炎武）、黃梨洲（宗羲）、王船山（夫之）等無論矣，[顧氏所著《郡縣論》等經世之學，多本諸宋學。
黃氏著《明夷待訪錄》，人多僅稱其《原君》、《原臣》篇，實乃具徹底改革整個社會之精神，亦來自宋學也。
諸人于漢學僅其一端，且或并非其主要者，不過因清代漢學大行，而諸人亦遂以漢學著矣。
]即焦弱侯（竑）等亦然也。
諸儒之立身及經世，仍以宋學為歸，惟說經及考證古事，不囿于宋人之說耳。
此派，後來之人，自經學之立場言之，稱為漢宋兼采派。
梁任公著《清代學術概論》稱胡渭、閻若璩為漢學之開山人物（以胡著《易圖明辯》，攻擊宋人所謂《河圖》、《洛書》；閻著《古文尚書疏證》，就衆所共尊之經，證明其為僞作之故），亦在此派中。
必至其所言者，專于疏通證明，補苴綴給，而不複存一合漢宋之說而評判其是非之見，乃得稱為純正之漢學（此等人自亦非不可兼治宋學）。
漢學家人物甚多，難遍疏舉。
日人某分為皖、吳兩派，章炳麟采其說，大緻是也。
皖派當以戴震為巨擘。
近人多稱道其《原善》及《孟子字義疏證》之說，以餘觀之，此說并無足取，此點俟後再論。
皖派之偉績，在長于小學。
其巨子為段玉裁及王念孫。
段為精治《說文》者之始（清之治《說文》者，并非專于《說文》一書；乃以《說文》為中心，而旁及其他字書），王則精治古人文法之始也。
[王著《讀書雜志》，曾國藩稱其能含蘊語氣而得正确之解釋；以今日言之，則為精治文法之學也。
其子王引之著《經傳釋詞》。
]俞樾之《古書疑義舉例》，又為王之支流餘裔。
吳派當以惠棟為大宗，此派之偉績，在長于搜輯及疏釋。
餘蕭客（《古經解鈎沉》）、王鳴盛（《尚書後案》）、陳喬枞（《三家詩遺說考》）等，皆其代表人物。
至于對一問題，搜羅證據，務極其周；疏釋論斷，務極其慎，則兩派之所同也。
道、鹹以後，經學又形成今文一派。
此派起于常州之莊（存與）劉（申受），衍于仁和之龔（自珍）、邵陽之魏（源），而極盛于近代之廖平及康有為。
考據之學，最重源流派别，經學尤甚。
分析漢、宋之後，再分析漢人之派别，本無足怪。
惟此派之有聲光，不盡在學術方面，而兼在政論方面。
故如陳喬枞之專輯今文經說，不參議論者，今學派并不重之。
分析今古文之精，莫如廖平，晚亦好為怪論也。
此派議論，多帶有經世色采，（1）莊、劉、（2）龔、魏至（3）康有為，逐步加甚。
此由（1）西漢經學，本重經世；（2）而時事日亟，亦有以誘之也。
從純學術立場言之，康有為新學僞經之說實非是。
廖平分析今古學為齊、魯學，則極可取。
餘為補充：齊學為治大國之規模，兼重節制資本；魯學為治次等國之規模，但重平均地權（又極重教化）。
新莽一派人，所以扶立古學者，由其所行政策，欲兼二者之故：似頗足備一解也。
清儒中，反對宋儒之理論者，著者有二派。
一為戴震，說見其所著《原善》及《孟子字義疏證》。
以為宋儒偏于言理而不顧人情，以改（1）視食色之欲，饑寒之患，為人情所不能免者，皆若無足輕重；而徒實一般人以曠世之高節。
（2）太重名分，如君父與臣子之關系，幾于不複論其是非。
故主舍理而論情，情之所安，即為義之所在。
案以凡民之欲為無足重輕，而不為之謀滿足，宋儒并無其事，[宋儒甚注意井田、社會、水利等。
]說近于誣。
至于不得已之時，教民以輕生而重義，亦凡立教者皆如是。
過重名分，宋儒誠有此弊，此由不知經傳所言，乃就當時之社會立說，亦時君父之權固重也；至宋世，社會業已較為平等，宋儒不知此為社會之進步，而執古人之所言為天經地義，欲強後世之社會以就之，則人心覺其不平矣。
然宋儒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