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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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乃雲邵子之數學,可以豫知未來,不亦适得其反乎。

    [至其以元、會、運、世,而言皇、帝、王、霸,複以《易》、《書》、《詩》、《春秋》配合之,而《禮》、《樂》為實質,随四者而高低等,亦無甚意味矣。

    ] 邵子之說,見于《觀物内外篇》[言理]及《皇極經世書》[言數];其《漁樵問答》,淺薄已甚,必僞物也。

     理學引入實行方面,最重要者,為大小程、朱、陸、王五人。

    大程以識仁為本,[仁,即社會性。

    仁為目的;義為手段,為附屬于仁者。

    ]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

    ”又形容其狀态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善矣。

    然未說出切實下手之方法。

     小程則說出居敬、緻知兩端。

    朱子為暢發其理,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

    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其已知之物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而一旦豁然貫通焉。

    則衆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

    ”(《大學章句》釋格物、緻知)昧者或謂天下之物,不可勝格;或問豁然貫通,究在何日?此乃癡話。

    此所謂格物,本非如今物理學之所謂物理,乃謂吾人處事之理。

    處事時事事用心推求,久之,則處事之理明白。

    正如讀書多則文理自通。

    豈有駁讀書者曰“天下之書,安可勝讀;文理之通;究在何日”者邪?故此初不足難程、朱難矣也。

     所難者,逐事用心,勞而寡要,不免陸子之所謂“支離”耳。

    故陸子欲先立乎其大者。

    然離開事物,而欲先用力于心,又不免失之空洞矣。

    若心之大本已立,又何須用功邪? 故必待王陽明出,謂知者心之體。

    用力于知,即是用于心。

    而心之本體既為知,必有被知之客體,客體即物也。

    主客體不能分離,故用力于物,亦即用力于知。

    至此,然後朱、陸之說,可合為一也。

    敢曰:自朱、陸至王,實系辯證法之進化也。

     宋學自朱、陸而外,又有浙學一派。

    此派起于呂祖謙。

    [字伯恭。

    ]祖謙好讀史,[重事功故。

    時人為言:“伯恭知古,君舉知今。

    ”]浙東學者承之。

    其後分為永嘉、永康兩派,永嘉以陳傅良、[字君舉。

    ]葉适(字水心。

    在諸人中最有才德,然于理論上頗粗淺)為眉目,永康則以陳亮[字同父。

    ]為巨擘。

    亮與朱子之辯論,乃針對貴王賤霸之意而發,其意謂英雄豪傑之心,皆有合乎天理之處,特不能純耳,就其合時,亦與聖賢無異,故不可一概排斥,反使人認為不合天理,亦可有成:其言殊有理緻。

    特亮之為人,不甚軌于正耳。

    葉适則頗攻宋人之空談,其議論幾于從根本上攻擊宋學矣。

    宋代浙學,實開清代浙東史學之先路,亦為源遠流長;但在理學中,不能稱為正宗,以理學重内心,浙學偏重事功也。

    關學(張載一派)亦重實行,但偏于冠、昏、喪、祭之禮及締約等,偏重社會事業及風俗改良。

    浙學則喜言禮、樂、兵、刑,偏重政治制度:此二者之異也。

     理學家雖系以唯物論攻擊佛學之唯心論,然其結果堕入空虛,亦與佛學家無異。

    惟佛家究尚有一成佛之希冀,雖後來竭力遮撥,究竟能知此意者系屬少數,理學家譏其多著這些例子,如一點浮雲翳太虛,不是真空者也:此由佛家本系宗教故然。

    理學則起源便非宗教,且系因反對佛教而起,而又能吸收佛教之長,故其自修之嚴肅,與笃信力行之宗教徒無異;而其脫盡迷信及祈求福報之觀念,則非任何宗教徒所能逮也。

    其踐履之嚴肅,純以求本心安而已。

    人智日進,迷信無存在之餘地,而感情不可無以陶冶之。

    現存之宗教,一切崩潰後,果何以陶冶人之感情邪?此種純求本心之安之宗教作用,必大顯其價值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