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時代學術之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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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通便利,各種學術,漸相接觸,啟通學之機。

    [前此列國互相猜忌,往來之間,非有節符不能通,而關之稽查尤嚴,其極,遂至借以為暴。

    漢有天下,此弊盡去,有“通關梁,一符傳”之美談,而交通變利矣。

    ]2.利用學術者,将抉擇或折衷于諸學之間,而求其至當。

    故其結果,為不适宜于時代之學術,漸見衰息(如墨家、農家)。

    其适宜者亦漸與他學相混焉。

    [至此自先秦之新發明的時代,變為兩漢之整理的時代。

    猶西洋史上之希臘——發明——與羅馬——整理——之關系也。

    ] 秦有天下,仍守法家之學不變,然此時法家用整齊嚴酷之法,以訓練其民之辦法,實已用不着。

    [法家宗旨,在“法自然”,故戒釋法而任情。

    揆其意,固不主于寬縱,亦不容失之嚴酷。

    然專欲富國強兵,終不免以人為殉。

    《韓非子·備内篇》雲:“王良愛馬,為其可以馳驅;句踐愛人,乃欲用以戰鬥。

    ”情見乎辭矣。

    在列國相争,急求統一之時,可以暫用,治平一統之時而猶用之,則戀蘧廬而不舍矣。

    秦之速亡,亦不得謂非過用法家言之咎。

    ]秦亡之後,衆皆以其刻薄寡恩,歸咎于法家(其實此系誤解),[蓋專以成敗論事,歸咎法家。

    ]而法家之學,一時遂為衆所忌諱。

    是時急于休養生息,故道家之說頗行。

    [如孝惠元年,曹參相齊,尊治黃、老言者蓋公,為言“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用之,相齊九年,齊國安集。

    及繼蕭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擇謹厚長者為郡國吏,掩人細過,不事事,百姓歌之,有“載其清靖,民以定壹”之辭。

    孝景時,窦太後好黃、老術,皆其著者。

    ]然道家主無為,為正常之社會言之則可;社會已不正常,而猶言無為,是有病而不治也。

    故其說亦不能大盛。

     此時社會,(1)當改正制度,(2)當興起教化,此為理論上當然之結果,無人能加以反對,而此二者,惟儒家為獨優,故儒學之必興者,勢也。

    秦始皇坑儒時,曾言:“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之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奇藥。

    ”[見《史記·始皇本紀》。

    ]興太平,即指改正朔興起教化言,是始皇固嘗有意于此矣。

    特未及行耳。

    [當時緻力鎮壓諸侯之遺,北逐匈奴,築長城,南略定南越,置郡,迄無閑暇。

    苟天假以年,或有興太平之舉,亦未可知。

    ]漢興,高、惠、文、景四世,海内或未大安,又皆非右文之主,[高祖賤儒,複值天下初定,陳豨、黥布之亂,疊興幹戈。

    惠帝時政由呂後,公卿皆武力功臣。

    文帝本好刑名,複專事安撫同姓諸侯。

    景帝不任儒,窦太後又好黃、老,而又有七國之亂,複起兵戎]故隆儒之舉,必待武帝而後行,[武帝雄略,右文之主,故能從社會趨勢,而儒學遂興。

    ] 儒學至漢代,去實用漸遠,專抱遺經研究,遂漸變成所謂經學。

     六經中樂無經,故隻有五經。

    經學初無分歧,至後來乃有今古文之别。

    今文學最初八家:《詩》齊、魯、韓,《書》伏生,《禮》高堂生,《易》田生,《春秋》胡毋生、董仲舒。

    [《史記·儒林傳》曰:“今上(漢武帝)即位,趙绾、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

    于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

    自是之後,言《詩》于魯則申培公,于齊則轅固生,于燕則韓太傅。

    言《尚書》,自濟南伏生。

    言《禮》,自高堂生。

    言《易》,自菑川田生。

    言《春秋》,于齊、魯自胡毋生,于趙自董仲舒。

    ”]東漢立十四博士:《詩》魯、齊、韓,《書》歐陽、大、小夏侯,[《書》分三家:歐陽生、夏侯勝、勝從兄子建。

    ]《禮》大、小戴,[《禮》分三家:戴德、戴聖、慶普,慶氏未立學官。

    ]《易》施、孟、梁丘、京,[《易》分四家:施雠、孟喜、梁丘賀、京房。

    ]《春秋》嚴、顔。

    [《公羊春秋》分二家:嚴彭祖、顔安樂。

    皆見《漢書·儒林傳》。

    ]大體仍為今文(惟京氏《易》可疑)。

     古文起于西漢之末,《詩》毛氏,[《漢書·儒林傳》曰:毛公,趙人也。

    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