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諸子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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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革命之徹底完成，可謂南轅北轍。
然自近代以前，學者之見解，固皆如此（革命常為政治的），不足為怪。
《易》之大義，為“變易”、“不易”、“簡易”三者。
“變易”謂宇宙間一切現象，無一息而不變；“不易”謂萬變之現象，仍有其不易之則。
（如氣候時時在變，四季亘古如斯。
古人隻有循環之思想，無進化之思想。
辯證法之變動，非其所知）“簡易”，則言自然力出于自然，非如人之作事，倦而必須休息，故能永不間斷差忒，猶佛家之貴無為而為賤有為也。
此意義亦甚周匝（《易》一名而含之義，見易緯《乾鑿度》，《周易義疏·八論》之一引）。
儒家出于司徒之官，故重教化。
而其教化也，必先之以養。
孔子言先富後教（《論語·子路·子适衛章》），孟子言有恒産然後有恒心，首欲浚井田制度，繼之以庠序之教（《梁惠王》上、《滕文公》上），此皆思想也。
此為曆代儒家之傳統思想，将來當再言之。
惟儒家在政治上之抱負，因社會組織已變，無由實施。
其有于中國者，乃在社會方面：（1）重人與人相和親，而不重政治力量之控制。
（2）儒家最重中庸，故凡事不趨極端，制度風俗，皆不止積重難返，而中國人無頑固之病。
（3）儒家重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謂“絜矩”。
]其标準極簡單明了，而含義又極高深，所謂愚夫愚婦，與知與能，而聖人有所不能盡。
恕成為普遍的人生哲學，無意間為社會保持公道，此儒家之大有造于中國社會者。
陰陽家之書盡亡，惟鄒衍之說，略見《史記·孟荀列傳》。
其說看似荒詭，實則不過就空間（彼所謂中國）、時間（所謂黃帝以來）兩方面，據所知者，求得其公例，而推諸未知者耳。
其研究結果，蓋以治國當有五種方法。
更疊使用，是為五德終始，[《漢書·嚴安傳》載安上書引鄒子之言曰：“政教文質者，所以雲救也。
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
”即五德終始之說也。
]（衍之五德終始，始從所不勝，即水、土、木、金、火；漢末乃改從相生之次，為木、火、土、金、水）此正猶儒家之通三統，彼所謂一德，當有其一套治法，非如後世之陰陽家專講改正朔、易服色等空文也。
（《漢志》有《鄒奭子》十二篇，則已拟有實行之法，果難施與否，今不可知，要非如漢人之言五德者，徒以改正朔、易服色為盡其能事也）故與儒家可列為一階段。
[《太史公自序》述其父談之論，謂陰陽家言，“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此乃陰陽家之流失，而非其道遂盡于是也。
] 以上諸家知識，均得諸曆史上，均欲效法前代，惟其所欲法者，新舊不同耳。
惟法家則注重眼前的事實，[切合于東周時勢。
]故其立說最新。
法家之“法”字，又有廣狹二義，廣義包法、術二者言之，狹義則與術相對，[申不害言術，公孫鞅為法，韓非蓋欲兼綜二派者。
]法所以治民，術所以治治民之人也，見《韓子·定法篇》。
法家之書，存者有三：（1）《管子》，[二十四卷，原本八十六篇，今佚十篇。
]（2）《韓非子》，[二十卷，五十五篇。
]（3）《商君書》[五卷，原本二十九篇，今佚三篇幅。
]也。
法術之論，（治民及馭臣下之術）三書多同。
惟《管子》多官營大事業，幹涉借貸，操縱商業之論（大體見《輕重》諸篇）。
《商君書》則偏重一民于農戰，（意欲遏抑商業）蓋齊、秦經濟發達之程度不同，故其說如此。
[齊工商之業特盛，殷富殆冠海内；秦地廣而腴，且有山林之利，開辟較晚，侈靡之風未甚。
][《韓非子》多言原理，兼及具體之條件。
]法家之論，能訓練其民而用之；術家則能摧抑貴族，故用法家者多緻富強，[如韓申不害相韓昭侯十五年，内修政教，外應諸侯，終其身，無侵韓者。
衛吳起為魏文侯将，拔秦五城，守西河以拒秦、韓，文侯卒，事其子武侯，遭谮奔楚，相楚悼王，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卻三晉，西伐秦，諸侯皆患楚之強。
]秦且以之并天下也。
衛鞅（商鞅）入秦，說孝公變法修刑，内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
孝公任之，遂大強。
故秦并天下，原因雖有數端，以人事論，則能用法家之說，實為其一大端。
蓋惟用法家，乃能一民于農戰，其兵強而且多（見《荀子·議兵》），亦惟用法家，故能進法術之士，而汰淫靡驕悍之貴族（列國皆貴族政治，獨秦行官僚政治），政事乃克修舉也。
然自近代以前，學者之見解，固皆如此（革命常為政治的），不足為怪。
《易》之大義，為“變易”、“不易”、“簡易”三者。
“變易”謂宇宙間一切現象，無一息而不變；“不易”謂萬變之現象，仍有其不易之則。
（如氣候時時在變，四季亘古如斯。
古人隻有循環之思想，無進化之思想。
辯證法之變動，非其所知）“簡易”，則言自然力出于自然，非如人之作事，倦而必須休息，故能永不間斷差忒，猶佛家之貴無為而為賤有為也。
此意義亦甚周匝（《易》一名而含之義，見易緯《乾鑿度》，《周易義疏·八論》之一引）。
儒家出于司徒之官，故重教化。
而其教化也，必先之以養。
孔子言先富後教（《論語·子路·子适衛章》），孟子言有恒産然後有恒心，首欲浚井田制度，繼之以庠序之教（《梁惠王》上、《滕文公》上），此皆思想也。
此為曆代儒家之傳統思想，将來當再言之。
惟儒家在政治上之抱負，因社會組織已變，無由實施。
其有于中國者，乃在社會方面：（1）重人與人相和親，而不重政治力量之控制。
（2）儒家最重中庸，故凡事不趨極端，制度風俗，皆不止積重難返，而中國人無頑固之病。
（3）儒家重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謂“絜矩”。
]其标準極簡單明了，而含義又極高深，所謂愚夫愚婦，與知與能，而聖人有所不能盡。
恕成為普遍的人生哲學，無意間為社會保持公道，此儒家之大有造于中國社會者。
陰陽家之書盡亡，惟鄒衍之說，略見《史記·孟荀列傳》。
其說看似荒詭，實則不過就空間（彼所謂中國）、時間（所謂黃帝以來）兩方面，據所知者，求得其公例，而推諸未知者耳。
其研究結果，蓋以治國當有五種方法。
更疊使用，是為五德終始，[《漢書·嚴安傳》載安上書引鄒子之言曰：“政教文質者，所以雲救也。
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
”即五德終始之說也。
]（衍之五德終始，始從所不勝，即水、土、木、金、火；漢末乃改從相生之次，為木、火、土、金、水）此正猶儒家之通三統，彼所謂一德，當有其一套治法，非如後世之陰陽家專講改正朔、易服色等空文也。
（《漢志》有《鄒奭子》十二篇，則已拟有實行之法，果難施與否，今不可知，要非如漢人之言五德者，徒以改正朔、易服色為盡其能事也）故與儒家可列為一階段。
[《太史公自序》述其父談之論，謂陰陽家言，“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此乃陰陽家之流失，而非其道遂盡于是也。
] 以上諸家知識，均得諸曆史上，均欲效法前代，惟其所欲法者，新舊不同耳。
惟法家則注重眼前的事實，[切合于東周時勢。
]故其立說最新。
法家之“法”字，又有廣狹二義，廣義包法、術二者言之，狹義則與術相對，[申不害言術，公孫鞅為法，韓非蓋欲兼綜二派者。
]法所以治民，術所以治治民之人也，見《韓子·定法篇》。
法家之書，存者有三：（1）《管子》，[二十四卷，原本八十六篇，今佚十篇。
]（2）《韓非子》，[二十卷，五十五篇。
]（3）《商君書》[五卷，原本二十九篇，今佚三篇幅。
]也。
法術之論，（治民及馭臣下之術）三書多同。
惟《管子》多官營大事業，幹涉借貸，操縱商業之論（大體見《輕重》諸篇）。
《商君書》則偏重一民于農戰，（意欲遏抑商業）蓋齊、秦經濟發達之程度不同，故其說如此。
[齊工商之業特盛，殷富殆冠海内；秦地廣而腴，且有山林之利，開辟較晚，侈靡之風未甚。
][《韓非子》多言原理，兼及具體之條件。
]法家之論，能訓練其民而用之；術家則能摧抑貴族，故用法家者多緻富強，[如韓申不害相韓昭侯十五年，内修政教，外應諸侯，終其身，無侵韓者。
衛吳起為魏文侯将，拔秦五城，守西河以拒秦、韓，文侯卒，事其子武侯，遭谮奔楚，相楚悼王，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卻三晉，西伐秦，諸侯皆患楚之強。
]秦且以之并天下也。
衛鞅（商鞅）入秦，說孝公變法修刑，内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
孝公任之，遂大強。
故秦并天下，原因雖有數端，以人事論，則能用法家之說，實為其一大端。
蓋惟用法家，乃能一民于農戰，其兵強而且多（見《荀子·議兵》），亦惟用法家，故能進法術之士，而汰淫靡驕悍之貴族（列國皆貴族政治，獨秦行官僚政治），政事乃克修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