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篇 古代哲學的終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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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書·藝文志》有宋子１８篇，列在小說家；《尹文子》１篇，列在名家。
今《宋子》已不傳了。
現行之《尹文子》有上下兩篇。
《莊子·天下篇》論宋钅開、尹文道： 不累于俗，不飾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衆；願天下之安甯，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白，《釋文》雲，或作任）。
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宋钅開、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
接萬物以别宥為始。
……見侮不辱，救民之鬥；禁攻寝兵，救世之戰。
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也。
……以禁攻寝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内。
……這一源人的學說與上文慎到、田骈一派有一個根本的區别。
慎到一派“齊萬物以為道”，宋钅開、尹文一派“接萬物以别宥為始”。
齊萬物是要把萬物看作平等，無論他“有所可，有所不可”，隻是聽其自然。
“别宥”便不同了。
宥與囿通。
《呂氏春秋·去宥篇》說：“夫人有所宥者，因以晝為昏，以白為黑。
……故凡人必别宥，然後知。
别宥則能全其天矣。
”别宥隻是要把一切蔽囿心思的物事都辨别得分明。
故慎到一派主張無知，主張“莫之是，莫之非”；宋钅開、尹文一派主張心理的研究，主張正名檢形，明定名分。
《尹文子》也有“禁暴息兵，救世之鬥”的話。
《孟子》記宋要到楚國去勸秦楚停戰。
這都與《天下篇》相印證。
《孟子》又說宋遊說勸和的大旨是“将言其不利”。
這個正與墨家非攻的議論相同。
《天下篇》說宋钅開、尹文“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此亦與慎到“自為”主義不同），又說：“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這都是墨家“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的精神。
因此我疑心宋钅開、尹文一派是墨家的一支，稍偏于“宗教的墨學”一方面，故不與“科學的别墨”同派。
若此說是真的，那麼今本《尹文子》中“大道治者，則儒墨名法自廢；以儒墨名法治者，則不得離道”等句，都是後人加入的了（《荀子·非十二子篇》也以墨翟、宋钅開并稱）。
“見侮不辱，救民之鬥”，乃是老子、墨子的遺風。
老子的“不争”主義，即含有此意。
（見第三篇）墨子也有此意。
《耕柱篇》說： 子墨子曰：“君子不鬥。
”子夏之徒曰：“狗猶有鬥，惡有士而無鬥矣。
”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稱于湯文，行則譬于狗！傷矣哉！”但宋钅開的“見侮不辱”說，乃是從心理一方面着想的，比老子、墨子都更進一層。
《荀子·正論篇》述宋子的學說道： 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鬥。
人皆以見侮為辱，故鬥也。
知見侮之為不辱，則不鬥矣（正名篇亦言：“見侮不辱”）。
宋子的意思隻要人知道“見侮”不是可恥的事，便不至于争鬥了（婁師德的“唾面自幹”便是這個道理）。
譬如人罵你“豬狗”，你便大怒；然而你的老子對人稱你為“豚兒”，為“犬子”，何以不生氣呢？你若能把人罵你用的“豬狗”看作“豚兒”之豚，“犬子”之犬，那便是做到“見侮不辱”的地位了。
宋子還有一個學說，說人的性情是愛少不愛多的，是愛冷淡不愛濃摯的。
《莊子·天下篇》稱為“情欲寡淺”說（欲是動詞，即“要”字）。
《荀子·正論篇》說： 子宋子曰：“人之情欲（欲是動詞）寡，而皆以已之情為欲多，是過也。
”故率其群徒，辨其談說，明其譬稱，将使人知情之欲寡也（《正名篇》亦有“情欲寡”句）。
這種學說大概是針對當時的“楊朱主義”（縱欲主義）而發的。
宋子要人寡欲，因說人的情欲本來是要“寡淺”的，故節欲與寡欲并不是逆天拂性，乃是順理複性。
這種學說正如儒家的孟子一派要人為善，遂說性本是善的。
同是偏執之見（看《荀子》的《駁論》）。
但宋钅開、尹文都是能實行這個主義的，看《天下篇》所說，便可見了。
尹文的學說，據現有的《尹文子》看來，可算得當時一派重要學說。
尹文是中國古代一個法理學大家。
中國古代的法理學乃是儒墨道三家哲學的結果。
老子主張無為，孔子也說無為，但他卻先要“正名”，等到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地位，方才可以“無為而治”了。
孔子的正名主義已含有後來法理學的種子。
看他說不正名之害可使“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便可見名與法的關系。
後來墨家說“法”的觀念，發揮得最明白。
墨家說“名”與“實”的關系也說得最詳細。
尹文的法理學的大旨在于說明“名”與“法”的關系。
《尹文子》說：
今《宋子》已不傳了。
現行之《尹文子》有上下兩篇。
《莊子·天下篇》論宋钅開、尹文道： 不累于俗，不飾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衆；願天下之安甯，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白，《釋文》雲，或作任）。
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宋钅開、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
接萬物以别宥為始。
……見侮不辱，救民之鬥；禁攻寝兵，救世之戰。
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也。
……以禁攻寝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内。
……這一源人的學說與上文慎到、田骈一派有一個根本的區别。
慎到一派“齊萬物以為道”，宋钅開、尹文一派“接萬物以别宥為始”。
齊萬物是要把萬物看作平等，無論他“有所可，有所不可”，隻是聽其自然。
“别宥”便不同了。
宥與囿通。
《呂氏春秋·去宥篇》說：“夫人有所宥者，因以晝為昏，以白為黑。
……故凡人必别宥，然後知。
别宥則能全其天矣。
”别宥隻是要把一切蔽囿心思的物事都辨别得分明。
故慎到一派主張無知，主張“莫之是，莫之非”；宋钅開、尹文一派主張心理的研究，主張正名檢形，明定名分。
《尹文子》也有“禁暴息兵，救世之鬥”的話。
《孟子》記宋要到楚國去勸秦楚停戰。
這都與《天下篇》相印證。
《孟子》又說宋遊說勸和的大旨是“将言其不利”。
這個正與墨家非攻的議論相同。
《天下篇》說宋钅開、尹文“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此亦與慎到“自為”主義不同），又說：“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這都是墨家“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的精神。
因此我疑心宋钅開、尹文一派是墨家的一支，稍偏于“宗教的墨學”一方面，故不與“科學的别墨”同派。
若此說是真的，那麼今本《尹文子》中“大道治者，則儒墨名法自廢；以儒墨名法治者，則不得離道”等句，都是後人加入的了（《荀子·非十二子篇》也以墨翟、宋钅開并稱）。
“見侮不辱，救民之鬥”，乃是老子、墨子的遺風。
老子的“不争”主義，即含有此意。
（見第三篇）墨子也有此意。
《耕柱篇》說： 子墨子曰：“君子不鬥。
”子夏之徒曰：“狗猶有鬥，惡有士而無鬥矣。
”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稱于湯文，行則譬于狗！傷矣哉！”但宋钅開的“見侮不辱”說，乃是從心理一方面着想的，比老子、墨子都更進一層。
《荀子·正論篇》述宋子的學說道： 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鬥。
人皆以見侮為辱，故鬥也。
知見侮之為不辱，則不鬥矣（正名篇亦言：“見侮不辱”）。
宋子的意思隻要人知道“見侮”不是可恥的事，便不至于争鬥了（婁師德的“唾面自幹”便是這個道理）。
譬如人罵你“豬狗”，你便大怒；然而你的老子對人稱你為“豚兒”，為“犬子”，何以不生氣呢？你若能把人罵你用的“豬狗”看作“豚兒”之豚，“犬子”之犬，那便是做到“見侮不辱”的地位了。
宋子還有一個學說，說人的性情是愛少不愛多的，是愛冷淡不愛濃摯的。
《莊子·天下篇》稱為“情欲寡淺”說（欲是動詞，即“要”字）。
《荀子·正論篇》說： 子宋子曰：“人之情欲（欲是動詞）寡，而皆以已之情為欲多，是過也。
”故率其群徒，辨其談說，明其譬稱，将使人知情之欲寡也（《正名篇》亦有“情欲寡”句）。
這種學說大概是針對當時的“楊朱主義”（縱欲主義）而發的。
宋子要人寡欲，因說人的情欲本來是要“寡淺”的，故節欲與寡欲并不是逆天拂性，乃是順理複性。
這種學說正如儒家的孟子一派要人為善，遂說性本是善的。
同是偏執之見（看《荀子》的《駁論》）。
但宋钅開、尹文都是能實行這個主義的，看《天下篇》所說，便可見了。
尹文的學說，據現有的《尹文子》看來，可算得當時一派重要學說。
尹文是中國古代一個法理學大家。
中國古代的法理學乃是儒墨道三家哲學的結果。
老子主張無為，孔子也說無為，但他卻先要“正名”，等到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地位，方才可以“無為而治”了。
孔子的正名主義已含有後來法理學的種子。
看他說不正名之害可使“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便可見名與法的關系。
後來墨家說“法”的觀念，發揮得最明白。
墨家說“名”與“實”的關系也說得最詳細。
尹文的法理學的大旨在于說明“名”與“法”的關系。
《尹文子》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