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篇 古代哲學的終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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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比儒家進一層了。
慎子所說的“法”，不是先王的舊法，乃是“誅賞予奪”的标準法。
慎子最明“法”的功用，故上文首先指出“法”的客觀性。
這種客觀的标準，如鈞石權衡，因為是“無知之物”，故最正确，最公道，最可靠。
不但如此，人治的賞罰，無論如何精明公正，總不能使人無德無怨。
這就是“建已之患，用知之累”。
若用客觀的标準，便可免去這個害處。
《慎子》說： 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
然則受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者，雖當，望輕無已。
君舍法，以心裁輕重，則同功殊賞，同罪殊罰矣。
怨之所由生也。
這是說人治“以心裁輕重”的害處。
《慎子》又說： 法雖不善，猶愈于無法。
所以一人心也。
夫投鈎以分财，投策以分馬，非鈎策為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美，得惡者不知所以惡。
此所以塞願望也。
這是說客觀的法度可以免“以心裁輕重”的大害。
此處慎子用鈎策比“法”，說法之客觀性最明白。
此可見中國法治主義的第一個目的隻要免去專制的人治“誅賞予奪從君心出”的種種禍害。
此處慎到雖隻為君主設想，其實是為臣民設想，不過他不敢說明罷了。
儒家雖也有講到“法”字的，但總脫不了人治的觀念，總以為“惟仁者宜在高位”。
（孟子語，見《離婁篇》）慎到的法治主義首先要去掉“建已之患，用知之累”：這才是純粹的法治主義。
慎到的哲學根本觀念－－“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有兩種結果：第一是用無知的法治代有知的人治，這是上文所說過了的。
第二是因勢主義。
《天下篇》說：“選則不遍，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
”慎子也說： 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即《天下篇》之“道”化即《天下篇》之“教”）。
因也者，因人之情也。
人莫不自為也。
化而使之為我，則莫可得而用。
……人人不得其所以自為也，則上不取用焉。
故用人之自為，不用人之為我，則莫不可得而用矣。
此之謂因。
這是老子楊朱一支的嫡派。
老子說為治須要無為無事。
楊朱說人人都有“存我”的天性，但使人人不拔一毛，則天下自然太平了。
慎到說的“自為”，即是楊朱說的“存我”。
此處說的“因”，隻是要因勢利用人人的“自為”心（此說後來《淮南子》發揮得最好。
看本書中卷論《淮南子》）。
凡根據于天道自然的哲學，多趨于這個觀念。
歐洲１８世紀的經濟學者所說的“自為”觀念（參看亞丹斯密《原富》部甲第二篇），便是這個道理。
上文引《天下篇》說慎到的哲學道，“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遠，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
這也是說順着自然的趨勢。
慎到因勢主義，有兩種說法：一種是上文說的“因人之情”；一種是他的“勢位”觀念。
《韓非子·難勢篇》引慎子道：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
雲罷霧霁而龍蛇與寅蟻同矣，則失其所乘也。
賢人而讠出于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
不肖而能服于賢者（适按服字下之于字系衍文，後人不通文法，依上句妄加者也），則權重位尊也。
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
吾以此知勢。
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
夫弩弱而矢高者，激于風也。
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衆也。
堯教于隸屬而民不聽，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
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衆，則勢位足以任賢者也。
”這個觀念，在古代政治思想發達史上很是重要的。
儒家始終脫不了人治的觀念，正因為他們不能把政權與君主分開來看，故說：“徒法不能以自行。
”又說： “惟仁者宜在高位。
”他們不知道法的自身雖不能施行，但行法的并不必是君主乃是政權，乃是“勢位”。
知道行政法所靠的是政權，不是聖君明主，這便是推翻人治主義的第一步。
慎子的意思要使政權（勢位）全在法度，使君主“棄知去已”，做一種“虛君立憲”制度。
君主成了“虛君”，故不必一定要有賢智的君主。
荀子批評慎子的哲學，說他“蔽于法而不知賢”，又說“由法謂之，道盡數矣”。
（《解蔽篇》）不知這正是慎子的長處。
以上說慎到的哲學。
《天下篇》說田骈、彭蒙的哲學與慎到大旨相同，都以為“古之道人，至于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
這就是上文“齊萬物以為首”的意思。
二、宋钅開、尹文宋钅開，又作宋■，大概與孟子同時。
尹文曾說齊王（見《呂氏春秋·正名篇》。
又見《說苑》、《漢書·藝文志》作說齊宣王），大概死在孟子之後，若作西曆計算，宋钅開是紀元前３６０至２９０年，尹文是紀元前３５０至２７０年。
《
慎子所說的“法”，不是先王的舊法，乃是“誅賞予奪”的标準法。
慎子最明“法”的功用，故上文首先指出“法”的客觀性。
這種客觀的标準，如鈞石權衡，因為是“無知之物”，故最正确，最公道，最可靠。
不但如此，人治的賞罰，無論如何精明公正，總不能使人無德無怨。
這就是“建已之患，用知之累”。
若用客觀的标準，便可免去這個害處。
《慎子》說： 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
然則受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者，雖當，望輕無已。
君舍法，以心裁輕重，則同功殊賞，同罪殊罰矣。
怨之所由生也。
這是說人治“以心裁輕重”的害處。
《慎子》又說： 法雖不善，猶愈于無法。
所以一人心也。
夫投鈎以分财，投策以分馬，非鈎策為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美，得惡者不知所以惡。
此所以塞願望也。
這是說客觀的法度可以免“以心裁輕重”的大害。
此處慎子用鈎策比“法”，說法之客觀性最明白。
此可見中國法治主義的第一個目的隻要免去專制的人治“誅賞予奪從君心出”的種種禍害。
此處慎到雖隻為君主設想，其實是為臣民設想，不過他不敢說明罷了。
儒家雖也有講到“法”字的，但總脫不了人治的觀念，總以為“惟仁者宜在高位”。
（孟子語，見《離婁篇》）慎到的法治主義首先要去掉“建已之患，用知之累”：這才是純粹的法治主義。
慎到的哲學根本觀念－－“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有兩種結果：第一是用無知的法治代有知的人治，這是上文所說過了的。
第二是因勢主義。
《天下篇》說：“選則不遍，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
”慎子也說： 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即《天下篇》之“道”化即《天下篇》之“教”）。
因也者，因人之情也。
人莫不自為也。
化而使之為我，則莫可得而用。
……人人不得其所以自為也，則上不取用焉。
故用人之自為，不用人之為我，則莫不可得而用矣。
此之謂因。
這是老子楊朱一支的嫡派。
老子說為治須要無為無事。
楊朱說人人都有“存我”的天性，但使人人不拔一毛，則天下自然太平了。
慎到說的“自為”，即是楊朱說的“存我”。
此處說的“因”，隻是要因勢利用人人的“自為”心（此說後來《淮南子》發揮得最好。
看本書中卷論《淮南子》）。
凡根據于天道自然的哲學，多趨于這個觀念。
歐洲１８世紀的經濟學者所說的“自為”觀念（參看亞丹斯密《原富》部甲第二篇），便是這個道理。
上文引《天下篇》說慎到的哲學道，“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遠，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
這也是說順着自然的趨勢。
慎到因勢主義，有兩種說法：一種是上文說的“因人之情”；一種是他的“勢位”觀念。
《韓非子·難勢篇》引慎子道：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
雲罷霧霁而龍蛇與寅蟻同矣，則失其所乘也。
賢人而讠出于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
不肖而能服于賢者（适按服字下之于字系衍文，後人不通文法，依上句妄加者也），則權重位尊也。
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
吾以此知勢。
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
夫弩弱而矢高者，激于風也。
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衆也。
堯教于隸屬而民不聽，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
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衆，則勢位足以任賢者也。
”這個觀念，在古代政治思想發達史上很是重要的。
儒家始終脫不了人治的觀念，正因為他們不能把政權與君主分開來看，故說：“徒法不能以自行。
”又說： “惟仁者宜在高位。
”他們不知道法的自身雖不能施行，但行法的并不必是君主乃是政權，乃是“勢位”。
知道行政法所靠的是政權，不是聖君明主，這便是推翻人治主義的第一步。
慎子的意思要使政權（勢位）全在法度，使君主“棄知去已”，做一種“虛君立憲”制度。
君主成了“虛君”，故不必一定要有賢智的君主。
荀子批評慎子的哲學，說他“蔽于法而不知賢”，又說“由法謂之，道盡數矣”。
（《解蔽篇》）不知這正是慎子的長處。
以上說慎到的哲學。
《天下篇》說田骈、彭蒙的哲學與慎到大旨相同，都以為“古之道人，至于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
這就是上文“齊萬物以為首”的意思。
二、宋钅開、尹文宋钅開，又作宋■，大概與孟子同時。
尹文曾說齊王（見《呂氏春秋·正名篇》。
又見《說苑》、《漢書·藝文志》作說齊宣王），大概死在孟子之後，若作西曆計算，宋钅開是紀元前３６０至２９０年，尹文是紀元前３５０至２７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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