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篇 古代哲學的終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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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者，名形者也。
形者，應名者也。
……故必有名以檢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檢名；（疑當作“名以檢事，事以正名”）……善名命善，惡名命惡。
故善有善名，惡有惡名。
聖賢仁智，命善者也。
頑へ兇愚，命惡者也。
……使善惡盡然有分，雖未能盡物之實，猶不患其差也。
……今親賢而疏不肖，賞善而罰惡。
賢、不肖、善、惡之名宜在彼；親、疏、賞、罰之稱宜在我。
……名宜屬彼，分宜屬我。
我愛白而憎黑，韻商而舍徵，好膻而惡焦，嗜甘而逆苦：白、黑、商、徵、膻、焦、甘、苦，彼之名也；愛、憎、韻、舍、好、惡、嗜、逆，我之分也。
定此名分，則萬事不亂也。
這是尹文的法理學的根本觀念。
大旨分為三層說：一是形，二是名，三是分。
形即是“實”，即是一切事物。
一切形都有名稱，名須與實相應，故說：“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
”尹文的名學好像最力于儒家的正名主義，故主張名稱中須含有褒貶之意，所以說：“善名命善，惡名命惡，……使善惡盡（疑當作畫）然有分。
”這完全是寓褒貶，别善惡，明貴賤之意。
命名既正當了，自然會引起人心對于一切善惡的正當反動。
這種心理的反動，自然會引起人心對于一切善惡的正當反動。
這種心理的反動，這種人心對于事物的态度，便叫做“分”。
例如我好好色而惡惡臭，愛白而憎黑：好色、惡臭、白、黑是名；好、惡、愛、憎是分。
名是根據于事物的性質而定的，故說“名宜屬彼”。
分是種種名所引起的态度，故說“分宜屬我”。
有什麼名，就該引起什麼分。
名不正，則分不正。
例如匈奴子娶父妻，不以為怪；中國人稱此為“”，為“亂倫”，就覺得是一樁大罪惡。
這是因為“”與“亂倫”二名都能引起一種罪惡的觀念。
又如中國婦女纏足，從前以為“美”，故父母狠起心腸來替女兒裹足，女兒也忍着痛苦要有這種“美”，的小腳。
現今的人說小腳是“野蠻”，纏足是“殘忍非人道”，于是纏足的都要放了，沒有纏的也不再纏了。
這都因為“美”的名可引起人的羨慕心，“野蠻”、“殘忍”的名可引起人的厭惡心。
名一變，分也變了。
正名的宗旨隻是要“善有善名，惡有惡名”；隻是要善名發生羨慕愛做的态度，惡名發生厭惡不肯做的态度。
故說“定此名分，則萬事不亂也”。
以上所說，尹文的法理學與儒家的正名主義毫無分别（參觀第四篇第四章，第十一篇第三章）。
但儒家如孔子想用“春秋筆法”來正名，如荀卿想用國家威權來制名，多不主張用法律。
尹文便不同了。
《尹文子》道： 故人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多少，以衡平輕重，以律均清濁，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
以簡治煩惑，以易禦險難，以萬事皆歸一，百度皆準于法。
歸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之極。
如此，頑へ聾瞽可與察慧聰明同其治也。
從純粹儒家的名學一變遂成純粹的法治主義。
這是中國法理學史的一大進步，又可見學術思想傳授沿革的線索最不易尋，決非如劉歆、班固之流畫分做六藝九流就可完事了的。
三、許行、陳相、陳仲當時的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最為切要，故當時的學者沒有一人不注意這些問題的。
内中有一派，可用許行作代表。
許行和孟子同時。
《孟子·滕文公篇》說：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塵而為氓。
”文公與之處。
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屢，織席以為食。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
賢者與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
滕有倉廪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
惡得賢？”這是很激烈的無政府主義。
《漢書·藝文志》論“農家”，也說他們“以為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并耕，讠孛上下之序”。
大概這一派的主張有三端：第一，人人自食其力，無有貴賤上下，人人都該勞動。
故許行之徒自己織席子，打草鞋，種田；又主張使君主與百姓“并耕而食，饔飧而治”。
第二，他們主張一種互助的社會生活。
他們雖以農業為主，但并不要廢去他種營業。
陳相說：“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因此，他們隻要用自己勞動的出品與他人交易，如用米換衣服、鍋、甑、農具之類。
因為是大家共同互助的社會，故誰也不想賺誰的錢，都以互相輔助、互相供給為目的。
因此他們理想中的社會是： 從許子之道，則市價不貳，國中無僞。
雖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
布帛長短同，則價相若。
麻縷絲絮輕重同，則價相若。
五谷多寡同，則價相若。
屦大小同，則價相若。
形者，應名者也。
……故必有名以檢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檢名；（疑當作“名以檢事，事以正名”）……善名命善，惡名命惡。
故善有善名，惡有惡名。
聖賢仁智，命善者也。
頑へ兇愚，命惡者也。
……使善惡盡然有分，雖未能盡物之實，猶不患其差也。
……今親賢而疏不肖，賞善而罰惡。
賢、不肖、善、惡之名宜在彼；親、疏、賞、罰之稱宜在我。
……名宜屬彼，分宜屬我。
我愛白而憎黑，韻商而舍徵，好膻而惡焦，嗜甘而逆苦：白、黑、商、徵、膻、焦、甘、苦，彼之名也；愛、憎、韻、舍、好、惡、嗜、逆，我之分也。
定此名分，則萬事不亂也。
這是尹文的法理學的根本觀念。
大旨分為三層說：一是形，二是名，三是分。
形即是“實”，即是一切事物。
一切形都有名稱，名須與實相應，故說：“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
”尹文的名學好像最力于儒家的正名主義，故主張名稱中須含有褒貶之意，所以說：“善名命善，惡名命惡，……使善惡盡（疑當作畫）然有分。
”這完全是寓褒貶，别善惡，明貴賤之意。
命名既正當了，自然會引起人心對于一切善惡的正當反動。
這種心理的反動，自然會引起人心對于一切善惡的正當反動。
這種心理的反動，這種人心對于事物的态度，便叫做“分”。
例如我好好色而惡惡臭，愛白而憎黑：好色、惡臭、白、黑是名；好、惡、愛、憎是分。
名是根據于事物的性質而定的，故說“名宜屬彼”。
分是種種名所引起的态度，故說“分宜屬我”。
有什麼名，就該引起什麼分。
名不正，則分不正。
例如匈奴子娶父妻，不以為怪；中國人稱此為“”，為“亂倫”，就覺得是一樁大罪惡。
這是因為“”與“亂倫”二名都能引起一種罪惡的觀念。
又如中國婦女纏足，從前以為“美”，故父母狠起心腸來替女兒裹足，女兒也忍着痛苦要有這種“美”，的小腳。
現今的人說小腳是“野蠻”，纏足是“殘忍非人道”，于是纏足的都要放了，沒有纏的也不再纏了。
這都因為“美”的名可引起人的羨慕心，“野蠻”、“殘忍”的名可引起人的厭惡心。
名一變，分也變了。
正名的宗旨隻是要“善有善名，惡有惡名”；隻是要善名發生羨慕愛做的态度，惡名發生厭惡不肯做的态度。
故說“定此名分，則萬事不亂也”。
以上所說，尹文的法理學與儒家的正名主義毫無分别（參觀第四篇第四章，第十一篇第三章）。
但儒家如孔子想用“春秋筆法”來正名，如荀卿想用國家威權來制名，多不主張用法律。
尹文便不同了。
《尹文子》道： 故人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多少，以衡平輕重，以律均清濁，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
以簡治煩惑，以易禦險難，以萬事皆歸一，百度皆準于法。
歸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之極。
如此，頑へ聾瞽可與察慧聰明同其治也。
從純粹儒家的名學一變遂成純粹的法治主義。
這是中國法理學史的一大進步，又可見學術思想傳授沿革的線索最不易尋，決非如劉歆、班固之流畫分做六藝九流就可完事了的。
三、許行、陳相、陳仲當時的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最為切要，故當時的學者沒有一人不注意這些問題的。
内中有一派，可用許行作代表。
許行和孟子同時。
《孟子·滕文公篇》說：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塵而為氓。
”文公與之處。
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屢，織席以為食。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
賢者與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
滕有倉廪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
惡得賢？”這是很激烈的無政府主義。
《漢書·藝文志》論“農家”，也說他們“以為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并耕，讠孛上下之序”。
大概這一派的主張有三端：第一，人人自食其力，無有貴賤上下，人人都該勞動。
故許行之徒自己織席子，打草鞋，種田；又主張使君主與百姓“并耕而食，饔飧而治”。
第二，他們主張一種互助的社會生活。
他們雖以農業為主，但并不要廢去他種營業。
陳相說：“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因此，他們隻要用自己勞動的出品與他人交易，如用米換衣服、鍋、甑、農具之類。
因為是大家共同互助的社會，故誰也不想賺誰的錢，都以互相輔助、互相供給為目的。
因此他們理想中的社會是： 從許子之道，則市價不貳，國中無僞。
雖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
布帛長短同，則價相若。
麻縷絲絮輕重同，則價相若。
五谷多寡同，則價相若。
屦大小同，則價相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