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篇 荀子以前的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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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被動的和逼迫的教育，隻主張各人自動的教育。
他說：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自得之，則居之安。
居之安，則資之深。
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
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離婁》）《公孫醜》篇論養氣的一段，可以與此印證： 必有事焉而勿正。
心勿忘，勿助長也。
無若宋人然，宋人有憫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
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
以為無益百舍之者，不耘苗者也。
助之長者，揠苗者也。
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孟子說“君子之所行教者五”，那第一種是“有如時雨化之者”。
不耘苗也不好，揠苗也不好，最好是及時的雨露。
（乙）養性的人性既本來是善的，教育的宗旨隻是要使這本來的善性充分發達。
孟子說： 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離婁》）教育隻是要保存這“人之所以異于禽獸”的人性。
《孟子》書中說此點最多，不用細舉了。
（丙）标準的教育雖是自動的，卻不可沒有标準。
孟子說： 羿之教人射必至于彀，學者亦必至于彀。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告子》）又說： 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廢其彀率。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
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盡心》）這标準的教育法，依孟子說來，是教育的捷徑。
他說：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圓平直，不可勝用也。
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
（《離婁》）前人出了多少力，才造出這種種标準。
我們用了這些标準，便可不勞而得前人的益處了。
這是标準的教育法的原理。
五、政治哲學孟子的政治哲學很帶有尊重民權的意味，上文已略說過了。
孟子的政治哲學與孔子的政治哲學有一個根本不同之處。
孔子講政治的中心學說是“政者，正也”，他的目的隻要“正名”、“正己”、“正人”，以至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想的郅治。
孟子生在孔子之後一百多年，受了楊墨兩家的影響（凡攻擊某派最力的人，便是受那派影響最大的人。
孟子攻楊墨最力，其實他受楊墨影響最大。
荀子攻擊辯者，其實他得辯者的影響很大。
宋儒攻擊佛家，其實若沒有佛家，又哪有宋儒），故不但尊重個人，尊重百姓過于君主（這是老子、楊朱一派的影響。
有這種無形的影響，故孟子的性善論遂趨于極端，遂成“萬物皆備于我”的個人主義）；還要使百姓享受樂利（這是墨家的影響，孟子自不覺得）。
孟子論政治不用孔子的“正”字，卻用墨子的“利”字。
但他又不肯公然用“利”字，故用“仁政”兩字。
他對當時的君主說道：“你好色也不妨，好貨也不妨，好田獵也不妨，好遊玩也不妨，好音樂也不妨。
但是你好色時，須念中國有怨女曠夫；你好貨時，須念中國中窮人的饑寒；你出去打獵、作樂遊玩時，須念中國的百姓有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的痛苦。
總而言之，你須要能善推其所為，你須要行仁政。
”這是孟子政治學說的中心點。
這可不是孔子“正”字的政治哲學了。
若用西方政治學的名詞，我們可說孔子的，是“爸爸政策”（Patemalism或譯父性政策）；孟子的，是“媽媽政策”（Matemalism或譯母性政策）。
爸爸政策要人正經規矩，要人有道德；媽媽政策要人快活安樂，要人享受幸福。
故孟子所說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這一類“衣帛食肉”的政治，簡直是媽媽的政治。
這是孔子、孟子不同之處（孔子有時也說富民，孟子有時也說格君心。
但這都不是他們最注意的）。
後人不知道這個區别代表一百多年儒家政治學說的進化，所以爸爸媽媽的分不清楚；：一面說仁民愛物，一面又隻知道正心誠意。
這就是沒有曆史觀念的大害了。
孟子的政治學說含有樂利主義的意味，這是萬無可諱的。
但他同時又極力把義利兩字分得很嚴。
他初見梁惠王，一開口便駁倒他的“利”字；他見宋■，也勸他莫用“利”字來勸秦楚兩國停戰。
細看這兩章，可見孟子所攻擊的“利”字隻是自私自利的利。
大概當時的君主官吏都是營私謀利的居多。
這種為利主義，與利民主義絕相反對。
故孟子說： 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
”今之所謂良臣，吉之所謂民賊也！（《告子》）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梁惠王》）孟子所攻擊的“利”，隻是這種利。
他所主張的“仁義”，隻是最大多數的最大樂利。
他所怕的是言利的結果必至于“上下交征利”；必至于“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
到了“上下交征利”、“懷利以相接”的地位，便要做出“率獸而食人”的政策了。
所以孟子反對“利”的理由，還隻是因為這種“利”究竟不是真利。
他說：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自得之，則居之安。
居之安，則資之深。
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
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離婁》）《公孫醜》篇論養氣的一段，可以與此印證： 必有事焉而勿正。
心勿忘，勿助長也。
無若宋人然，宋人有憫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
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
以為無益百舍之者，不耘苗者也。
助之長者，揠苗者也。
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孟子說“君子之所行教者五”，那第一種是“有如時雨化之者”。
不耘苗也不好，揠苗也不好，最好是及時的雨露。
（乙）養性的人性既本來是善的，教育的宗旨隻是要使這本來的善性充分發達。
孟子說： 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離婁》）教育隻是要保存這“人之所以異于禽獸”的人性。
《孟子》書中說此點最多，不用細舉了。
（丙）标準的教育雖是自動的，卻不可沒有标準。
孟子說： 羿之教人射必至于彀，學者亦必至于彀。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告子》）又說： 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廢其彀率。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
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盡心》）這标準的教育法，依孟子說來，是教育的捷徑。
他說：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圓平直，不可勝用也。
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
（《離婁》）前人出了多少力，才造出這種種标準。
我們用了這些标準，便可不勞而得前人的益處了。
這是标準的教育法的原理。
五、政治哲學孟子的政治哲學很帶有尊重民權的意味，上文已略說過了。
孟子的政治哲學與孔子的政治哲學有一個根本不同之處。
孔子講政治的中心學說是“政者，正也”，他的目的隻要“正名”、“正己”、“正人”，以至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想的郅治。
孟子生在孔子之後一百多年，受了楊墨兩家的影響（凡攻擊某派最力的人，便是受那派影響最大的人。
孟子攻楊墨最力，其實他受楊墨影響最大。
荀子攻擊辯者，其實他得辯者的影響很大。
宋儒攻擊佛家，其實若沒有佛家，又哪有宋儒），故不但尊重個人，尊重百姓過于君主（這是老子、楊朱一派的影響。
有這種無形的影響，故孟子的性善論遂趨于極端，遂成“萬物皆備于我”的個人主義）；還要使百姓享受樂利（這是墨家的影響，孟子自不覺得）。
孟子論政治不用孔子的“正”字，卻用墨子的“利”字。
但他又不肯公然用“利”字，故用“仁政”兩字。
他對當時的君主說道：“你好色也不妨，好貨也不妨，好田獵也不妨，好遊玩也不妨，好音樂也不妨。
但是你好色時，須念中國有怨女曠夫；你好貨時，須念中國中窮人的饑寒；你出去打獵、作樂遊玩時，須念中國的百姓有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的痛苦。
總而言之，你須要能善推其所為，你須要行仁政。
”這是孟子政治學說的中心點。
這可不是孔子“正”字的政治哲學了。
若用西方政治學的名詞，我們可說孔子的，是“爸爸政策”（Patemalism或譯父性政策）；孟子的，是“媽媽政策”（Matemalism或譯母性政策）。
爸爸政策要人正經規矩，要人有道德；媽媽政策要人快活安樂，要人享受幸福。
故孟子所說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這一類“衣帛食肉”的政治，簡直是媽媽的政治。
這是孔子、孟子不同之處（孔子有時也說富民，孟子有時也說格君心。
但這都不是他們最注意的）。
後人不知道這個區别代表一百多年儒家政治學說的進化，所以爸爸媽媽的分不清楚；：一面說仁民愛物，一面又隻知道正心誠意。
這就是沒有曆史觀念的大害了。
孟子的政治學說含有樂利主義的意味，這是萬無可諱的。
但他同時又極力把義利兩字分得很嚴。
他初見梁惠王，一開口便駁倒他的“利”字；他見宋■，也勸他莫用“利”字來勸秦楚兩國停戰。
細看這兩章，可見孟子所攻擊的“利”字隻是自私自利的利。
大概當時的君主官吏都是營私謀利的居多。
這種為利主義，與利民主義絕相反對。
故孟子說： 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
”今之所謂良臣，吉之所謂民賊也！（《告子》）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梁惠王》）孟子所攻擊的“利”，隻是這種利。
他所主張的“仁義”，隻是最大多數的最大樂利。
他所怕的是言利的結果必至于“上下交征利”；必至于“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
到了“上下交征利”、“懷利以相接”的地位，便要做出“率獸而食人”的政策了。
所以孟子反對“利”的理由，還隻是因為這種“利”究竟不是真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