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篇 荀子以前的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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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本性。
所以說：“誠者，天之道也。
誠之者，人之道也。
”這一句當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三句合看。
人的天性本來是誠的，若能依着這天性做去，若能充分發達天性的誠，這便是“教”，這便是“誠之”的工夫。
因為《中庸》把個人看作本來是含有誠的天性的，所以他極看重個人的地位，所以說：“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所以說：“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所以說：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孝經》說： 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
《孝經》的最高目的是要把父“配天”，像周公把後稷配天，把文王配上帝之類。
《中庸》的至高目的，是要充分發達個人的天性，使自己可以配天，可與“天地參”。
第三，心理的研究《大學》和《中庸》的第三個要點是關于心理一方面的研究。
換句話說，儒家到了《大學》、《中庸》時代，已從外務的儒學進入内觀的儒學。
那些最早的儒家隻注重實際的倫理和政治，隻注重禮樂儀節，不講究心理的内觀。
即如曾子說“吾日三省吾身”，似乎是有點内省的工夫了。
及到問他省的甚麼事，原來隻是“為了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還隻是外面的倫理，那時有一派孔門弟子，卻也研究心性的方面。
如王充《論衡·本性篇》所說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論性情與周人世碩相出入。
如今這幾個人的書都不傳了。
論衡說：“世碩以為人性有善有惡，……善惡在所養。
”據此看來，這些人論性的學說，似乎還隻和孔子所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的話相差不遠。
若果如此，那一派人論性，還不能算得“心理的内觀”。
到了《大學》便不同了。
《大學》的重要心理學說，在于分别“心”與“意”。
孔穎達《大學疏》說：“扌包萬慮謂之心，為情所憶念謂之意。
”這個界說不甚明白，大概心有所在便是意。
今人說某人是何“居心”？也說是何“用意”？兩句同意。
大概《大學》的“意”字隻是“居心”。
《大學》說：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小人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
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于中，形于外。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如今人說“居心總要對得住自己”，正是此意。
這一段所說，最足形容我上文說的“内觀的儒學”。
大凡論是非善惡，有兩種觀念：一種是從“居心”一方面（Attitude；motive）立論，一種是從“效果”一方面（Effects；Consequences）立論。
例如秦楚交戰，宋■說是不利，孟轲說是不義。
義不義是居心，利不利是效果。
《大學》既如此注重誠意，自然偏向居心一方面。
所以《大學》的政治哲學說：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
……德者，本也。
财者，末也。
外本内末，争民施奪。
又說： 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長國家而務财用者，必自小人矣。
這種極端非功利派的政治論，根本隻在要誠意。
《大學》論正心，與《中庸》大略相同。
《大學》說：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忄，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顔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豐坊石經本有此二十二字，周從龍《遵古編》雲：舊原有此二十二字，後為唐明皇削去）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中庸》說：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大學說的“正”，就是中庸說的“中”。
但《中庸》的“和”，卻是進一層說了。
若如《大學》所說，心要無忿忄、無恐懼、無好樂、無憂患，豈不成了木石了。
所以《中庸》隻要喜怒哀樂發得“中節”，便算是和。
喜怒哀樂本是人情，不能沒有。
隻是平常的人往往太過了，或是太缺乏了，便不是了。
所以《中庸》說： 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了，愚者不及也。
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明行兩字，今本皆倒置。
今據北宋人引經文改正）《中庸》的人生哲學隻是要人喜怒哀樂皆無過無不及。
譬如飲食，隻是要學那“知味”的人适可而止，不當吃壞肚子，也不當打餓肚子。
◎第二章孟子一、孟子考孟轲，鄒人。
曾受業于子思的門人，孟子的生死年歲，頗不易考定。
據明人所纂《孟子譜》，孟子生于周烈王四年四月二日，死于■王二十六年十一
所以說：“誠者，天之道也。
誠之者，人之道也。
”這一句當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三句合看。
人的天性本來是誠的，若能依着這天性做去，若能充分發達天性的誠，這便是“教”，這便是“誠之”的工夫。
因為《中庸》把個人看作本來是含有誠的天性的，所以他極看重個人的地位，所以說：“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所以說：“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所以說：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孝經》說： 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
《孝經》的最高目的是要把父“配天”，像周公把後稷配天，把文王配上帝之類。
《中庸》的至高目的，是要充分發達個人的天性，使自己可以配天，可與“天地參”。
第三，心理的研究《大學》和《中庸》的第三個要點是關于心理一方面的研究。
換句話說，儒家到了《大學》、《中庸》時代，已從外務的儒學進入内觀的儒學。
那些最早的儒家隻注重實際的倫理和政治，隻注重禮樂儀節，不講究心理的内觀。
即如曾子說“吾日三省吾身”，似乎是有點内省的工夫了。
及到問他省的甚麼事，原來隻是“為了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還隻是外面的倫理，那時有一派孔門弟子，卻也研究心性的方面。
如王充《論衡·本性篇》所說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論性情與周人世碩相出入。
如今這幾個人的書都不傳了。
論衡說：“世碩以為人性有善有惡，……善惡在所養。
”據此看來，這些人論性的學說，似乎還隻和孔子所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的話相差不遠。
若果如此，那一派人論性，還不能算得“心理的内觀”。
到了《大學》便不同了。
《大學》的重要心理學說，在于分别“心”與“意”。
孔穎達《大學疏》說：“扌包萬慮謂之心，為情所憶念謂之意。
”這個界說不甚明白，大概心有所在便是意。
今人說某人是何“居心”？也說是何“用意”？兩句同意。
大概《大學》的“意”字隻是“居心”。
《大學》說：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小人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
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于中，形于外。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如今人說“居心總要對得住自己”，正是此意。
這一段所說，最足形容我上文說的“内觀的儒學”。
大凡論是非善惡，有兩種觀念：一種是從“居心”一方面（Attitude；motive）立論，一種是從“效果”一方面（Effects；Consequences）立論。
例如秦楚交戰，宋■說是不利，孟轲說是不義。
義不義是居心，利不利是效果。
《大學》既如此注重誠意，自然偏向居心一方面。
所以《大學》的政治哲學說：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
……德者，本也。
财者，末也。
外本内末，争民施奪。
又說： 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長國家而務财用者，必自小人矣。
這種極端非功利派的政治論，根本隻在要誠意。
《大學》論正心，與《中庸》大略相同。
《大學》說：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忄，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顔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豐坊石經本有此二十二字，周從龍《遵古編》雲：舊原有此二十二字，後為唐明皇削去）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中庸》說：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大學說的“正”，就是中庸說的“中”。
但《中庸》的“和”，卻是進一層說了。
若如《大學》所說，心要無忿忄、無恐懼、無好樂、無憂患，豈不成了木石了。
所以《中庸》隻要喜怒哀樂發得“中節”，便算是和。
喜怒哀樂本是人情，不能沒有。
隻是平常的人往往太過了，或是太缺乏了，便不是了。
所以《中庸》說： 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了，愚者不及也。
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明行兩字，今本皆倒置。
今據北宋人引經文改正）《中庸》的人生哲學隻是要人喜怒哀樂皆無過無不及。
譬如飲食，隻是要學那“知味”的人适可而止，不當吃壞肚子，也不當打餓肚子。
◎第二章孟子一、孟子考孟轲，鄒人。
曾受業于子思的門人，孟子的生死年歲，頗不易考定。
據明人所纂《孟子譜》，孟子生于周烈王四年四月二日，死于■王二十六年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