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篇 荀子以前的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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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大學與中庸研究古代儒家的思想，有一層大困難。
因為那些儒書，這裡也是“子曰”，那裡也是“子曰”。
正如上海的陸稿薦，東也是，西也是，隻不知哪一家是真陸稿薦（此不獨儒家為然。
希臘哲學亦有此弊。
柏拉圖書中皆以梭格拉底為主人。
又披塔格拉（Pythagorag）學派之書，多稱“夫子曰”）。
我們研究這些書，須要特别留神，須要仔細觀察書中的學說是否屬于某個時代。
即如《禮記》中許多儒書，隻有幾篇可以代表戰國時代的儒家哲學。
我們如今隻用一部《大學》，一部《中庸》，一部《孟子》，代表西曆前第四世紀和第三世初年的儒家學說。
《大學》一書，不知何人所作。
書中有“曾子曰”三字，後人遂以為是曾子和曾子的門人同作的。
這話固不可信。
但是這部書在《禮記》内比了那些《仲尼燕居》、《孔子閑居》諸篇，似乎可靠。
《中庸》古說是孔子之孫子思所作。
大概《大學》和《中庸》兩部書都是孟子、荀子以前的儒書。
我這句話，并無他種證據，隻是細看儒家學說的趨勢，似乎孟子、荀子之前總該有幾部這樣的書，才可使學說變遷有線索可尋。
不然，那極端倫常主義的儒家，何以忽然發生了一個尊崇個人的孟子？那重君權的儒家，何以忽然生出一個鼓吹民權的孟子？那儒家的極端實際的人生哲學，何以忽然生出孟子和荀子這兩派心理的人生哲學？若《大學》、《中庸》這兩部書是孟子、荀子以前的書，這些疑問便都容易解決了。
所以我以為這兩部書大概是前四紀的書，但是其中也不能全無後人加入的材料（《中庸》更為駁雜）。
《大學》和《中庸》兩部書的要點約有三端，今分别陳說如下： 第一，方法《大學》、《中庸》兩部書最重要的在于方法一方面（此兩書後來極為宋儒所推尊，也隻是為此。
程子論《大學》道：“于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
”朱子序《中庸》道：“曆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
”可證）。
大學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本末、終始、先後，便是方法問題。
《大學》的方法是：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
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欲誠其意者，先緻其知。
緻知在格物。
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中庸》的方法總綱是：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誠者，天之道也。
誠之者，人之道也（《孟子·離婁篇》也有此語。
誠之作思誠）。
自誠明，謂之性。
自明誠，謂之教。
又說“誠之”之道：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笃行之。
“行”的範圍，仍隻是“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
與《大學》齊家、治國、平天下，略相同。
《大學》、《中庸》的長處隻在于方法明白，條理清楚。
至于那“格物”二字究竟作何解說？“尊德性”與“道問學”究竟誰先誰後？這些問題乃是宋儒發生的問題，在當時都不成問題的。
第二，個人之注重我從前講孔門弟子的學說時，曾說孔門有一派把一個“孝”字看得太重了，後來的結果，便把個人埋沒在家庭倫理之中。
“我”竟不是一個“我”，隻是“我的父母的兒子”。
例如“戰陳無勇”一條，不說我當了兵便不該如此，卻說凡是孝子，便不該如此。
這種家庭倫理的結果，自然生出兩種反動：一種是極端的個人主義，如楊朱的為我主義，不肯“損一毫利天下”；一種是極端的為人主義，如墨家的兼愛主義，要“視人之身若其身，視人之家若其家，視人之國若其國”。
有了這兩種極端的學說，不由得儒家不變換他們的倫理觀念了。
所以《大學》的主要方法，如上文所引，把“修身”作一切的根本。
格物、緻知、正心、誠意，都是修身的工夫。
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是修身的效果。
這個“身”，這個“個人”，便是一切倫理的中心點。
如下圖： 《孝經》說： 自天子至于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大學》說： 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這兩句“自天子至于庶人”的不同之處，便是《大學》的儒教和《孝經》的儒教大不相同之處了。
又如《中庸》說：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
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
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
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曾子說的“大孝尊親，其次弗辱”，這是“思事親不可以不修身”。
這和《中庸》說的“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恰相反。
一是“孝”的人生哲學，一是“修身”的人生哲學。
《中庸》最重一個“誠”字。
誠即是充分發達
因為那些儒書，這裡也是“子曰”，那裡也是“子曰”。
正如上海的陸稿薦，東也是，西也是，隻不知哪一家是真陸稿薦（此不獨儒家為然。
希臘哲學亦有此弊。
柏拉圖書中皆以梭格拉底為主人。
又披塔格拉（Pythagorag）學派之書，多稱“夫子曰”）。
我們研究這些書，須要特别留神，須要仔細觀察書中的學說是否屬于某個時代。
即如《禮記》中許多儒書，隻有幾篇可以代表戰國時代的儒家哲學。
我們如今隻用一部《大學》，一部《中庸》，一部《孟子》，代表西曆前第四世紀和第三世初年的儒家學說。
《大學》一書，不知何人所作。
書中有“曾子曰”三字，後人遂以為是曾子和曾子的門人同作的。
這話固不可信。
但是這部書在《禮記》内比了那些《仲尼燕居》、《孔子閑居》諸篇，似乎可靠。
《中庸》古說是孔子之孫子思所作。
大概《大學》和《中庸》兩部書都是孟子、荀子以前的儒書。
我這句話，并無他種證據，隻是細看儒家學說的趨勢，似乎孟子、荀子之前總該有幾部這樣的書，才可使學說變遷有線索可尋。
不然，那極端倫常主義的儒家，何以忽然發生了一個尊崇個人的孟子？那重君權的儒家，何以忽然生出一個鼓吹民權的孟子？那儒家的極端實際的人生哲學，何以忽然生出孟子和荀子這兩派心理的人生哲學？若《大學》、《中庸》這兩部書是孟子、荀子以前的書，這些疑問便都容易解決了。
所以我以為這兩部書大概是前四紀的書，但是其中也不能全無後人加入的材料（《中庸》更為駁雜）。
《大學》和《中庸》兩部書的要點約有三端，今分别陳說如下： 第一，方法《大學》、《中庸》兩部書最重要的在于方法一方面（此兩書後來極為宋儒所推尊，也隻是為此。
程子論《大學》道：“于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
”朱子序《中庸》道：“曆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
”可證）。
大學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本末、終始、先後，便是方法問題。
《大學》的方法是：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
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欲誠其意者，先緻其知。
緻知在格物。
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中庸》的方法總綱是：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誠者，天之道也。
誠之者，人之道也（《孟子·離婁篇》也有此語。
誠之作思誠）。
自誠明，謂之性。
自明誠，謂之教。
又說“誠之”之道：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笃行之。
“行”的範圍，仍隻是“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
與《大學》齊家、治國、平天下，略相同。
《大學》、《中庸》的長處隻在于方法明白，條理清楚。
至于那“格物”二字究竟作何解說？“尊德性”與“道問學”究竟誰先誰後？這些問題乃是宋儒發生的問題，在當時都不成問題的。
第二，個人之注重我從前講孔門弟子的學說時，曾說孔門有一派把一個“孝”字看得太重了，後來的結果，便把個人埋沒在家庭倫理之中。
“我”竟不是一個“我”，隻是“我的父母的兒子”。
例如“戰陳無勇”一條，不說我當了兵便不該如此，卻說凡是孝子，便不該如此。
這種家庭倫理的結果，自然生出兩種反動：一種是極端的個人主義，如楊朱的為我主義，不肯“損一毫利天下”；一種是極端的為人主義，如墨家的兼愛主義，要“視人之身若其身，視人之家若其家，視人之國若其國”。
有了這兩種極端的學說，不由得儒家不變換他們的倫理觀念了。
所以《大學》的主要方法，如上文所引，把“修身”作一切的根本。
格物、緻知、正心、誠意，都是修身的工夫。
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是修身的效果。
這個“身”，這個“個人”，便是一切倫理的中心點。
如下圖： 《孝經》說： 自天子至于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大學》說： 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這兩句“自天子至于庶人”的不同之處，便是《大學》的儒教和《孝經》的儒教大不相同之處了。
又如《中庸》說：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
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
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
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曾子說的“大孝尊親，其次弗辱”，這是“思事親不可以不修身”。
這和《中庸》說的“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恰相反。
一是“孝”的人生哲學，一是“修身”的人生哲學。
《中庸》最重一個“誠”字。
誠即是充分發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