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篇 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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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舊貫”；即是依違混同，不肯出奇立異，正如上篇所引的話：“物之生也，若馳若驟，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
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将自化。
”萬物如此，是非善惡也是如此。
何須人力去改革呢？所以說： 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大宗師》）這種極端“不譴是非”的達觀主義，即是極端的守舊主義。
二、莊子的人生哲學上文我說莊子的名學的結果，便已侵入人生哲學的範圍了。
莊子的人生哲學，隻是一個達觀主義。
達觀本有多種區别，上文所說，乃是對于非的達觀。
莊子對于人生一切壽夭、生死、禍福，也一概達觀，一概歸到命定。
這種達觀主義的根據，都在他的天道觀念。
試看上章所引的話： 化其萬化而不知其禅之者。
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
因為他把一切變化都看作天道的運行；又把天道看得太神妙不可思議了，所以他覺得這區區的我哪有作主的地位。
他說： 庸讵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那《大宗師》中說子輿有病，子祀問他，“女惡之乎？”子輿答道： 亡。
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
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炙。
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物之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後來子來又有病了，子犁去看他，子來說： 父母于子，東西南北，唯命是從。
陰陽于人，不翅于父母。
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
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镆铘？”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
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
今一以天地為大爐，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又說子桑臨終時說道： 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
父母豈欲我貧哉？天天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
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這幾段把“命”寫得真是《大宗師》篇所說：“物之所不得遁。
”既然不得遁逃，不如還是樂天安命。
所以又說： 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
其出不訴，其入不距。
悠然而往，悠然而來而已矣。
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
受而喜之，忘而複之。
是之謂不以心揖（一本作捐，一本作楫）道，不以人助天。
是之謂真人。
《養生主篇》說庖丁解牛的秘訣隻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八個字。
莊子的人生哲學，也隻是這八個字。
所以《養生主篇》說老聃死時，秦失道： 适來，夫子時也。
适去，夫子順也。
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安時而處順”，即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都是樂天安命的意思。
《人間世篇》又說蘧伯玉教人處世之道，說： 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
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
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
達之，入于無疵。
這種話初看去好像是高超得很。
其實這種人生哲學的流弊，重的可以養成一種阿谀依違、苟且媚世的無恥小人；輕的也會造成一種不關社會痛癢，不問民生痛苦，樂天安命，聽其自然的廢物。
三、結論莊子的哲學，總而言之，隻是一個出世主義。
因為他雖然與世人往來，卻不問世上的是非、善惡、得失、禍福、生死、喜怒、貧富，……一切隻是達觀，一切隻要“正而待之”，隻要“依乎天理，因其固然”。
他雖在人世，卻和不在人世一樣，眼光見地處處都要超出世俗之上，都要超出“形骸之外”。
這便是出世主義。
因為他要人超出“形骸之外”，故《人間世》和《德充符》兩篇所說的那些支離疏、兀者王骀、兀者申徒嘉、兀者叔山無趾、哀骀它、趾支離無、甕{央瓦}大瘿，或是天生，或由人刑，都是極其醜惡殘廢的人，卻都能自己不覺得殘醜，别人也都不覺得他們的殘醜，都和他們往來，愛敬他們。
這便是能超出“形骸之外”。
《德充符篇》說： 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
自其睹視之，萬物皆一也。
……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這是莊子哲學的綱領。
他隻要人能于是非、得失、善惡、好醜、貧富、貴賤，……種種不同之中，尋出一個同的道理。
惠施說過：“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
”莊子隻是要人懂得這個道理，故說：“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
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莊子的名學和人生哲學，都隻是要人知道“萬物皆一”四個大字。
他的“不譴是非”、“外死生”、“無終始”、“無成與毀”，……都隻是說“萬物皆一”。
《齊物論》說： 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
莫壽乎殇子，而彭祖為夭。
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
我曾用一個比喻來說莊子的哲學道：譬如我說我比你高半寸，你說你比我高半寸。
你我争論不休，莊子走過來排解道：“你們二位不用争了罷，我剛才在那愛拂兒塔上（EiffelTowor在巴黎，高九百八十四英尺有奇，為世界第一高塔）看下來，覺得你們二位的高低實在沒有什麼分别。
何必多争，不如算作一樣高低罷。
”他說的“辯也者，有不見也”，隻是這個道理。
莊子這種學說，初聽了似乎極有道理。
卻不知世界上學識的進步隻是争這半寸的同異；世界上社會的維新，政治的革命，也隻是争這半寸的同異。
若依莊子的話，把一切是非同異的區别都看破了，說太山不算大，秋毫之末不算小；堯未必是，桀未必非：這種思想，見地固是“高超”，其實可使社會國家世界的制度習慣思想永遠沒有進步，永遠沒有革新改良的希望。
莊子是知道進化的道理，但他不幸把進化看作天道的自然，以為人力全無助進的效能，因此他雖說天道進化，卻實在是守舊黨的祖師。
他的學說實在是社會進步和學術進步的大阻力。
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将自化。
”萬物如此，是非善惡也是如此。
何須人力去改革呢？所以說： 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大宗師》）這種極端“不譴是非”的達觀主義，即是極端的守舊主義。
二、莊子的人生哲學上文我說莊子的名學的結果，便已侵入人生哲學的範圍了。
莊子的人生哲學，隻是一個達觀主義。
達觀本有多種區别，上文所說，乃是對于非的達觀。
莊子對于人生一切壽夭、生死、禍福，也一概達觀，一概歸到命定。
這種達觀主義的根據，都在他的天道觀念。
試看上章所引的話： 化其萬化而不知其禅之者。
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
因為他把一切變化都看作天道的運行；又把天道看得太神妙不可思議了，所以他覺得這區區的我哪有作主的地位。
他說： 庸讵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那《大宗師》中說子輿有病，子祀問他，“女惡之乎？”子輿答道： 亡。
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
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炙。
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物之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後來子來又有病了，子犁去看他，子來說： 父母于子，東西南北，唯命是從。
陰陽于人，不翅于父母。
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
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镆铘？”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
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
今一以天地為大爐，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又說子桑臨終時說道： 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
父母豈欲我貧哉？天天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
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這幾段把“命”寫得真是《大宗師》篇所說：“物之所不得遁。
”既然不得遁逃，不如還是樂天安命。
所以又說： 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
其出不訴，其入不距。
悠然而往，悠然而來而已矣。
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
受而喜之，忘而複之。
是之謂不以心揖（一本作捐，一本作楫）道，不以人助天。
是之謂真人。
《養生主篇》說庖丁解牛的秘訣隻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八個字。
莊子的人生哲學，也隻是這八個字。
所以《養生主篇》說老聃死時，秦失道： 适來，夫子時也。
适去，夫子順也。
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安時而處順”，即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都是樂天安命的意思。
《人間世篇》又說蘧伯玉教人處世之道，說： 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
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
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
達之，入于無疵。
這種話初看去好像是高超得很。
其實這種人生哲學的流弊，重的可以養成一種阿谀依違、苟且媚世的無恥小人；輕的也會造成一種不關社會痛癢，不問民生痛苦，樂天安命，聽其自然的廢物。
三、結論莊子的哲學，總而言之，隻是一個出世主義。
因為他雖然與世人往來，卻不問世上的是非、善惡、得失、禍福、生死、喜怒、貧富，……一切隻是達觀，一切隻要“正而待之”，隻要“依乎天理，因其固然”。
他雖在人世，卻和不在人世一樣，眼光見地處處都要超出世俗之上，都要超出“形骸之外”。
這便是出世主義。
因為他要人超出“形骸之外”，故《人間世》和《德充符》兩篇所說的那些支離疏、兀者王骀、兀者申徒嘉、兀者叔山無趾、哀骀它、趾支離無、甕{央瓦}大瘿，或是天生，或由人刑，都是極其醜惡殘廢的人，卻都能自己不覺得殘醜，别人也都不覺得他們的殘醜，都和他們往來，愛敬他們。
這便是能超出“形骸之外”。
《德充符篇》說： 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
自其睹視之，萬物皆一也。
……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這是莊子哲學的綱領。
他隻要人能于是非、得失、善惡、好醜、貧富、貴賤，……種種不同之中，尋出一個同的道理。
惠施說過：“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
”莊子隻是要人懂得這個道理，故說：“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
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莊子的名學和人生哲學，都隻是要人知道“萬物皆一”四個大字。
他的“不譴是非”、“外死生”、“無終始”、“無成與毀”，……都隻是說“萬物皆一”。
《齊物論》說： 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
莫壽乎殇子，而彭祖為夭。
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
我曾用一個比喻來說莊子的哲學道：譬如我說我比你高半寸，你說你比我高半寸。
你我争論不休，莊子走過來排解道：“你們二位不用争了罷，我剛才在那愛拂兒塔上（EiffelTowor在巴黎，高九百八十四英尺有奇，為世界第一高塔）看下來，覺得你們二位的高低實在沒有什麼分别。
何必多争，不如算作一樣高低罷。
”他說的“辯也者，有不見也”，隻是這個道理。
莊子這種學說，初聽了似乎極有道理。
卻不知世界上學識的進步隻是争這半寸的同異；世界上社會的維新，政治的革命，也隻是争這半寸的同異。
若依莊子的話，把一切是非同異的區别都看破了，說太山不算大，秋毫之末不算小；堯未必是，桀未必非：這種思想，見地固是“高超”，其實可使社會國家世界的制度習慣思想永遠沒有進步，永遠沒有革新改良的希望。
莊子是知道進化的道理，但他不幸把進化看作天道的自然，以為人力全無助進的效能，因此他雖說天道進化，卻實在是守舊黨的祖師。
他的學說實在是社會進步和學術進步的大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