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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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孔子略傳孔丘，字仲尼，魯國人。
生于周靈王二十一年（西曆經元前５５１），死于周敬王四十一年（西曆紀元前４７９）。
他一生的行事，大概中國人也都知道，不消一一的叙述了。
他曾見過老子。
大概此事在孔子３４歲之後（說詳上章）。
孔子本是一個實行的政治家。
他曾做過魯國的司空，又做過司寇。
魯定公十年，孔子以司寇的資格，做定公的傧相，和齊侯會于夾谷，很替魯國争得些面子。
後來因為他的政策不行，所以把官丢了。
去周遊列國。
他在國外遊了１３年，也不曾遇有行道的機會。
到了６８歲回到魯國，專做著述的事業。
把古代的官書，删成《尚書》；把古今的詩歌，删存三百多篇；還訂定了禮書、樂書。
孔子晚年最喜《周易》，那時的《周易》不過是六十四條卦辭和三百八十四條爻辭。
孔子把他的心得，做成了六十四條卦象傳，三百八十四條爻象傳，六十四條彖辭。
後人又把他的雜說篡輯成書，便是《系辭傳》、《文言》。
這兩種之中，已有許多話是後人胡亂加入的。
如《文言》中論四德的一段。
此外還有《雜卦》、《序卦》、《說卦》，更靠不住了。
除了删《詩》、《書》，定《禮》、《樂》之外，孔子還作了一部《春秋》。
孔子自己說他是“述而不作”的。
所以《詩》、《書》、《禮》、《樂》都是他删定的，不是自己著作的。
就是《易經》的諸傳，也是根據原有的《周易》作的，就是《春秋》也是根據魯國的史記作的。
此外還有許多書，名為是孔子作的，其實都是後人依托的，例如一部《孝經》，稱孔子為“仲尼”，稱曾參為“曾子”，又夾許多“詩雲”、“子曰”，可見決不是孔子做的。
《孝經·鈎命訣》說的“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的話，也是漢人假造的诳語，決不可信。
一部《論語》雖不是孔子做的，卻極可靠，極有用。
這書大概是孔門弟子的弟子們所記孔子及孔門諸子的談話議論。
研究孔子學說的人，須用這書和《易傳》、《春秋》兩書參考互證，此外便不可全信了。
孔子本有志于政治改良，所以他說： 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
三年有成。
又說： 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後來他見時勢不合，沒有政治改良的機會。
所以專心教育，要想從教育上收效。
他深信教育功效最大，所以說“有教無類”，又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史記》說他的弟子有三千之多。
這話雖不知真假，但是他教學幾十年，周遊幾十國，他的弟子定必不少。
孔子的性情德行，是不用細述的了。
我且引他自己說自己的話： 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
這話雖不像“食不厭精，脍不厭細”，“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的人的口氣，卻很可想見孔子的為人。
他又說他自己道： 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将至雲爾。
這是何等精神！《論語》說： 子路宿于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
”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欤？”“知其不可而為之”七個字寫出一個孳孳懇懇終身不倦的志士。
◎第二章孔子的時代孟子說孔子的時代，是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這個時代，既叫做邪說暴行的時代，且看是些什麼樣的邪說暴行。
第一，“暴行”就是孟子所說的“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了。
《春秋》二百四十年中，共有弑君３６次，内中有許多是子弑父的，如楚太子商臣之類。
此外還有貴族世卿專權竊國，如齊之田氏，晉之六卿，魯之三家。
還有種種醜行，如魯之文姜，陳之夏姬，衛之南子、彌子瑕，怪不得那時的隐君子要說：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之？第二，“邪說”一層，孟子卻不曾細述。
我如今且把那時代的“邪說”略舉幾條。
（一）老子老子的學說，在當時真可以算得“大逆不道”的“邪說”了。
你看他說“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又說“聖人不仁”，又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又說“絕仁棄義，民複孝慈；絕聖去知，民利百倍”。
這都是最激烈的破壞派的理想（詳見上篇）。
（二）少正卯孔子作司寇，７日便殺了一個“亂政大夫少正卯”。
有人問他為什麼把少正卯殺了。
孔子數了他的三大罪： 一、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
二、其談話足以飾袤熒衆。
三、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
這三件罪名，譯成今文，便是“聚衆結社，鼓吹邪說，淆亂是非”。
（三）鄧析孔子同時思想界的革命家，除了老子，便該算鄧析。
鄧析是鄭國人，和子産、孔子同時。
《左傳》魯定公九年（西曆前５０１），“鄭驷颛殺鄧析而用其竹刑”。
那時子産已死了２１年（子産死于昭公二十年，西曆前５２２），《呂氏春秋》和《列子》都說鄧析是子産殺的，這話恐怕不确。
第一因為子産是極不願意壓制言論自由的。
《左傳》說： 鄭人遊于鄉校以論執政。
然明謂子産曰：“毀鄉校，如何？”子産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
其所善者，吾則行之。
其所惡者，吾則改之。
是吾師也。
若之何毀之？”可見子産決不是殺鄧析的人。
第二子産鑄刑書，在西曆前５３６年。
驷颛用竹刑，在西曆前５０１年。
兩件事相差三十餘年。
可見子産鑄的是“金刑”，驷颛用的是“竹刑”，決不是一件事（金刑還是極笨的刑鼎，竹刑是可以傳寫流通的刑書）。
鄧析的書都散失了。
如今所傳《鄧析子》，乃是後人假造的。
我看一部《鄧析子》，隻有開端幾句或是鄧析的話。
那幾句是： 天于人無厚也。
君于民無厚也。
……何以言之？天不能屏悖厲之氣，全夭折之人，使為善之民必壽，此于民無厚也。
凡民有穿窬為盜者，有詐僞相迷者，此皆生于不足，起于貧窮，而君必欲執法誅之，此于民無厚也。
……這話和老子“天地不仁”的話相同，也含有激烈的政治思想。
《列子》書說：“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
”《呂氏春秋》說： 鄧析……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
民之獻衣襦而學訟者，不可勝數。
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
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
又說： 鄭國多相縣以書者（這就是出報紙的起點）。
子産令無縣書，鄧析緻之。
子産令無緻書，鄧析倚之（縣書是把議論挂在一處叫人觀看，緻書是送上門去看，倚書是混在他物裡夾帶去看）。
令無窮而鄧析應之亦無窮矣。
又說： 洧有甚大，鄭之富人有溺者。
人得其死者，富人請贖之。
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
鄧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
”得死者患之，以告鄧析。
鄧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
”這種人物簡直同希臘古代的“哲人”（Sophists）一般。
希臘的“哲人”所說的都有老子那樣激烈，所行的也往往有少正卯、鄧析那種遭忌的行為。
希臘的守舊派，如梭格拉底、柏拉圖之流，對于那些“哲人”，非常痛恨。
中國古代的守舊派，如孔子之流，對于這種“邪說”自然也非常痛恨。
所以孔做司寇便殺少正卯。
孔子說： 放鄭聲，遠佞人。
鄭聲氵?，佞人殆。
又說： 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他又說：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在懂得孔子的學說，必須先懂得孔子的時代，是一個“邪說橫行，處士橫議”的時代。
這個時代的情形既是如此“無道”，自然總有許多“有心人”對于這種時勢生出種種的反動。
如今看來，那時代的反動大約有三種： 第一，極端的破壞派。
老子的學說，便是這一派，鄧析的反對政府，也屬于這一派。
第二，極端的厭世派。
還有些人看見時勢那樣腐敗，便灰心絕望，隐世埋名，甯願做極下等的生活，不肯幹預世事。
這一派人，在孔子的時代，也就不少。
所以孔子說： 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作者七人矣。
那《論語》上所記“晨門”、“荷蒉”、“丈人”、“長沮桀溺”都是這一派。
接輿說：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桀溺對子路說：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第三，積極的救世派。
孔子對于以上兩派，都不贊成。
他對于那幾個辟世的隐者，雖很原諒他們的志趣，終不贊成他們的行為。
所以他批評伯夷、叔齊……柳下惠、少連諸人的行為，道： 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
又他聽了長沮，桀溺的話，便覺得大失所望，因說道： 鳥獸不可與同群。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正為“天下無道”，所以他才去栖栖皇皇的奔走，要想把無道變成有道。
懂得這一層，方才可懂得孔子的學說。
◎第三章易孔子生在這個“邪說暴行”的時代，要想變無道為有道，卻從何處下手呢？他說：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
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
《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易·文言》）。
社會國家的變化，都不是“一朝一夕之故”，都是漸漸變成的。
如今要改良社會國家，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工夫所能辦到的，必須從根本上下手。
孔子學說的一切根本，依我看來，都在一部《易經》。
我且先講《易經》的哲學。
《易經》這一部書，古今來多少學者做了幾屋子的書，也還講不明白。
我講《易經》和前人不同。
我以為從前一切河圖、洛書、識緯術數、先天太極，……種種議論，都是謬說。
如今若要懂得《易經》的真意，須先把這些謬說掃除幹淨。
我講《易》，以為一部《易經》，隻有三個基本觀念：（一）易，（二）象，（三）辭。
第一，易易便是變易的易。
天地萬物都不是一成不變的，都是時時刻刻在那裡變化的。
孔子有一天在一條小河上，看那滾滾不絕的河水，不覺歎了一口氣說道：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逝者”便是“過去種種。
”（程子說：“此道體也。
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無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
”朱子說：“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
”此兩說大旨都不錯。
）天地萬物，都像這滔滔河水，才到了現在，便早又成了過去，這便是“易”字的意義。
一部《易》講“易”的狀态，以為天地萬物的變化，都起于一個動字。
何以會有“動”呢？這都因為天地之間，本有兩種原力：一種是剛性的，叫做“陽”；一種是柔性的，叫做“陰”。
這剛柔兩種原力，互相沖突，互相推擠，于是生出種種運動，種種變化。
所以說：“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又說：“一陰一陽之謂道”。
孔子大概受了老子的影響，故他說萬物變化完全是自然的唯物的，不是唯神的（孔子受老子的影響，最明顯的證據，如《論語》極推崇“無為而治”又如“或曰，以德報怨”亦是老子的學說）。
在《易經》裡，陽與陰兩種原力，用“一”“Ａ”兩種符号代表。
《易·系辭傳》說：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這是代表萬物由極簡易的變為極繁雜的公式。
此處所說“太極”并不是宋儒說的“太極圖”。
《說文》說：“極，棟也。
”極便是屋頂上的橫梁，在《易經》上便是一畫的“一”，“儀，匹也。
”兩儀便是那一對“－”、“－－”。
四象便是“Ａ”。
由八卦變為六十四卦，便可代表種種的“天下之至赜”和“天下之至動”，卻又都從一條小小的橫畫上生出來。
這便是“變化由簡而繁”的明例了。
《易經》常把乾坤（“－”、“－－”）代表“易”、“簡”。
有了極易極簡的，才有極繁赜的。
所以說：“乾坤其易之門耶。
”又說：“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萬物變化，既然都從極簡易的原起漸漸變出來，若能知道那簡易的遠因，便可以推知後來那些複雜的後果，所以《易
生于周靈王二十一年（西曆經元前５５１），死于周敬王四十一年（西曆紀元前４７９）。
他一生的行事，大概中國人也都知道，不消一一的叙述了。
他曾見過老子。
大概此事在孔子３４歲之後（說詳上章）。
孔子本是一個實行的政治家。
他曾做過魯國的司空，又做過司寇。
魯定公十年，孔子以司寇的資格，做定公的傧相，和齊侯會于夾谷，很替魯國争得些面子。
後來因為他的政策不行，所以把官丢了。
去周遊列國。
他在國外遊了１３年，也不曾遇有行道的機會。
到了６８歲回到魯國，專做著述的事業。
把古代的官書，删成《尚書》；把古今的詩歌，删存三百多篇；還訂定了禮書、樂書。
孔子晚年最喜《周易》，那時的《周易》不過是六十四條卦辭和三百八十四條爻辭。
孔子把他的心得，做成了六十四條卦象傳，三百八十四條爻象傳，六十四條彖辭。
後人又把他的雜說篡輯成書，便是《系辭傳》、《文言》。
這兩種之中，已有許多話是後人胡亂加入的。
如《文言》中論四德的一段。
此外還有《雜卦》、《序卦》、《說卦》，更靠不住了。
除了删《詩》、《書》，定《禮》、《樂》之外，孔子還作了一部《春秋》。
孔子自己說他是“述而不作”的。
所以《詩》、《書》、《禮》、《樂》都是他删定的，不是自己著作的。
就是《易經》的諸傳，也是根據原有的《周易》作的，就是《春秋》也是根據魯國的史記作的。
此外還有許多書，名為是孔子作的，其實都是後人依托的，例如一部《孝經》，稱孔子為“仲尼”，稱曾參為“曾子”，又夾許多“詩雲”、“子曰”，可見決不是孔子做的。
《孝經·鈎命訣》說的“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的話，也是漢人假造的诳語，決不可信。
一部《論語》雖不是孔子做的，卻極可靠，極有用。
這書大概是孔門弟子的弟子們所記孔子及孔門諸子的談話議論。
研究孔子學說的人，須用這書和《易傳》、《春秋》兩書參考互證，此外便不可全信了。
孔子本有志于政治改良，所以他說： 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
三年有成。
又說： 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後來他見時勢不合，沒有政治改良的機會。
所以專心教育，要想從教育上收效。
他深信教育功效最大，所以說“有教無類”，又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史記》說他的弟子有三千之多。
這話雖不知真假，但是他教學幾十年，周遊幾十國，他的弟子定必不少。
孔子的性情德行，是不用細述的了。
我且引他自己說自己的話： 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
這話雖不像“食不厭精，脍不厭細”，“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的人的口氣，卻很可想見孔子的為人。
他又說他自己道： 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将至雲爾。
這是何等精神！《論語》說： 子路宿于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
”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欤？”“知其不可而為之”七個字寫出一個孳孳懇懇終身不倦的志士。
◎第二章孔子的時代孟子說孔子的時代，是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這個時代，既叫做邪說暴行的時代，且看是些什麼樣的邪說暴行。
第一，“暴行”就是孟子所說的“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了。
《春秋》二百四十年中，共有弑君３６次，内中有許多是子弑父的，如楚太子商臣之類。
此外還有貴族世卿專權竊國，如齊之田氏，晉之六卿，魯之三家。
還有種種醜行，如魯之文姜，陳之夏姬，衛之南子、彌子瑕，怪不得那時的隐君子要說：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之？第二，“邪說”一層，孟子卻不曾細述。
我如今且把那時代的“邪說”略舉幾條。
（一）老子老子的學說，在當時真可以算得“大逆不道”的“邪說”了。
你看他說“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又說“聖人不仁”，又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又說“絕仁棄義，民複孝慈；絕聖去知，民利百倍”。
這都是最激烈的破壞派的理想（詳見上篇）。
（二）少正卯孔子作司寇，７日便殺了一個“亂政大夫少正卯”。
有人問他為什麼把少正卯殺了。
孔子數了他的三大罪： 一、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
二、其談話足以飾袤熒衆。
三、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
這三件罪名，譯成今文，便是“聚衆結社，鼓吹邪說，淆亂是非”。
（三）鄧析孔子同時思想界的革命家，除了老子，便該算鄧析。
鄧析是鄭國人，和子産、孔子同時。
《左傳》魯定公九年（西曆前５０１），“鄭驷颛殺鄧析而用其竹刑”。
那時子産已死了２１年（子産死于昭公二十年，西曆前５２２），《呂氏春秋》和《列子》都說鄧析是子産殺的，這話恐怕不确。
第一因為子産是極不願意壓制言論自由的。
《左傳》說： 鄭人遊于鄉校以論執政。
然明謂子産曰：“毀鄉校，如何？”子産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
其所善者，吾則行之。
其所惡者，吾則改之。
是吾師也。
若之何毀之？”可見子産決不是殺鄧析的人。
第二子産鑄刑書，在西曆前５３６年。
驷颛用竹刑，在西曆前５０１年。
兩件事相差三十餘年。
可見子産鑄的是“金刑”，驷颛用的是“竹刑”，決不是一件事（金刑還是極笨的刑鼎，竹刑是可以傳寫流通的刑書）。
鄧析的書都散失了。
如今所傳《鄧析子》，乃是後人假造的。
我看一部《鄧析子》，隻有開端幾句或是鄧析的話。
那幾句是： 天于人無厚也。
君于民無厚也。
……何以言之？天不能屏悖厲之氣，全夭折之人，使為善之民必壽，此于民無厚也。
凡民有穿窬為盜者，有詐僞相迷者，此皆生于不足，起于貧窮，而君必欲執法誅之，此于民無厚也。
……這話和老子“天地不仁”的話相同，也含有激烈的政治思想。
《列子》書說：“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
”《呂氏春秋》說： 鄧析……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
民之獻衣襦而學訟者，不可勝數。
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
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
又說： 鄭國多相縣以書者（這就是出報紙的起點）。
子産令無縣書，鄧析緻之。
子産令無緻書，鄧析倚之（縣書是把議論挂在一處叫人觀看，緻書是送上門去看，倚書是混在他物裡夾帶去看）。
令無窮而鄧析應之亦無窮矣。
又說： 洧有甚大，鄭之富人有溺者。
人得其死者，富人請贖之。
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
鄧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
”得死者患之，以告鄧析。
鄧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
”這種人物簡直同希臘古代的“哲人”（Sophists）一般。
希臘的“哲人”所說的都有老子那樣激烈，所行的也往往有少正卯、鄧析那種遭忌的行為。
希臘的守舊派，如梭格拉底、柏拉圖之流，對于那些“哲人”，非常痛恨。
中國古代的守舊派，如孔子之流，對于這種“邪說”自然也非常痛恨。
所以孔做司寇便殺少正卯。
孔子說： 放鄭聲，遠佞人。
鄭聲氵?，佞人殆。
又說： 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他又說：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在懂得孔子的學說，必須先懂得孔子的時代，是一個“邪說橫行，處士橫議”的時代。
這個時代的情形既是如此“無道”，自然總有許多“有心人”對于這種時勢生出種種的反動。
如今看來，那時代的反動大約有三種： 第一，極端的破壞派。
老子的學說，便是這一派，鄧析的反對政府，也屬于這一派。
第二，極端的厭世派。
還有些人看見時勢那樣腐敗，便灰心絕望，隐世埋名，甯願做極下等的生活，不肯幹預世事。
這一派人，在孔子的時代，也就不少。
所以孔子說： 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作者七人矣。
那《論語》上所記“晨門”、“荷蒉”、“丈人”、“長沮桀溺”都是這一派。
接輿說：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桀溺對子路說：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第三，積極的救世派。
孔子對于以上兩派，都不贊成。
他對于那幾個辟世的隐者，雖很原諒他們的志趣，終不贊成他們的行為。
所以他批評伯夷、叔齊……柳下惠、少連諸人的行為，道： 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
又他聽了長沮，桀溺的話，便覺得大失所望，因說道： 鳥獸不可與同群。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正為“天下無道”，所以他才去栖栖皇皇的奔走，要想把無道變成有道。
懂得這一層，方才可懂得孔子的學說。
◎第三章易孔子生在這個“邪說暴行”的時代，要想變無道為有道，卻從何處下手呢？他說：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
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
《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易·文言》）。
社會國家的變化，都不是“一朝一夕之故”，都是漸漸變成的。
如今要改良社會國家，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工夫所能辦到的，必須從根本上下手。
孔子學說的一切根本，依我看來，都在一部《易經》。
我且先講《易經》的哲學。
《易經》這一部書，古今來多少學者做了幾屋子的書，也還講不明白。
我講《易經》和前人不同。
我以為從前一切河圖、洛書、識緯術數、先天太極，……種種議論，都是謬說。
如今若要懂得《易經》的真意，須先把這些謬說掃除幹淨。
我講《易》，以為一部《易經》，隻有三個基本觀念：（一）易，（二）象，（三）辭。
第一，易易便是變易的易。
天地萬物都不是一成不變的，都是時時刻刻在那裡變化的。
孔子有一天在一條小河上，看那滾滾不絕的河水，不覺歎了一口氣說道：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逝者”便是“過去種種。
”（程子說：“此道體也。
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無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
”朱子說：“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
”此兩說大旨都不錯。
）天地萬物，都像這滔滔河水，才到了現在，便早又成了過去，這便是“易”字的意義。
一部《易》講“易”的狀态，以為天地萬物的變化，都起于一個動字。
何以會有“動”呢？這都因為天地之間，本有兩種原力：一種是剛性的，叫做“陽”；一種是柔性的，叫做“陰”。
這剛柔兩種原力，互相沖突，互相推擠，于是生出種種運動，種種變化。
所以說：“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又說：“一陰一陽之謂道”。
孔子大概受了老子的影響，故他說萬物變化完全是自然的唯物的，不是唯神的（孔子受老子的影響，最明顯的證據，如《論語》極推崇“無為而治”又如“或曰，以德報怨”亦是老子的學說）。
在《易經》裡，陽與陰兩種原力，用“一”“Ａ”兩種符号代表。
《易·系辭傳》說：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這是代表萬物由極簡易的變為極繁雜的公式。
此處所說“太極”并不是宋儒說的“太極圖”。
《說文》說：“極，棟也。
”極便是屋頂上的橫梁，在《易經》上便是一畫的“一”，“儀，匹也。
”兩儀便是那一對“－”、“－－”。
四象便是“Ａ”。
由八卦變為六十四卦，便可代表種種的“天下之至赜”和“天下之至動”，卻又都從一條小小的橫畫上生出來。
這便是“變化由簡而繁”的明例了。
《易經》常把乾坤（“－”、“－－”）代表“易”、“簡”。
有了極易極簡的，才有極繁赜的。
所以說：“乾坤其易之門耶。
”又說：“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萬物變化，既然都從極簡易的原起漸漸變出來，若能知道那簡易的遠因，便可以推知後來那些複雜的後果，所以《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