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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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迤■行也。
”引《禹貢》: “東迤北會于彙。
”《孟子·離婁篇》:“施從良人之所之。
”趙注:“施者,邪施而行。
”丁公著音迤。
《淮南·齊俗篇》:“去非者,非批邪施也。
”高注曰:“施,微曲也。
”《要略篇》:“接徑直施。
”高注曰:“施,邪也。
”是施與迤通。
《史記·賈生傳》:“庚子日施兮。
”《漢書》施作斜。
斜亦邪也。
《韓子·解老篇》釋此章之義曰:“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
所謂貌施也者,邪道也。
”此尤其明證矣。
這一則中引古字典一條,古書類似之例五條,古注四條。
這都是根據古義的注書法。
㈡根據文字假借、聲類通轉的道理。
古字通用,全由聲音。
但古今聲韻有異,若不懂音韻變遷的道理,便不能領會古字的意義。
自顧炎武、江永、錢大昕、孔廣森諸人以來,音韻學大興。
應用于訓诂學,收效更大。
今舉二例。
《易·系辭傳》:“旁行而不流。
”又《乾·文言》:“旁通情也。
”舊注多解旁為邊旁。
王引之說:“旁之言溥也。
遍也。
《說文》:‘旁,溥也,’旁溥遍一聲之轉。
《周官》男巫曰:‘旁招以茅’,謂遍招于四方也。
《月令》曰:‘命有司大難、旁磔’,亦謂遍磔于四方也。
……《楚語》曰:武丁使以楚象‘旁求四方之賢’,謂遍求四方之賢也。
”又《書·堯典》:“湯湯洪水方割”;《微子》: “小民方興,相為敵仇”;《立政》:“方行天下,至于海表”;《呂刑》: “方告無辜于上。
”舊說方字都作四方解。
王念孫說:“方皆讀為旁。
旁之言溥也,遍也。
《說文》曰:‘旁,溥也。
’旁與方古字通。
(《堯典》:“共工方鸠亻孱功”,《史記》引作旁。
《臯陶谟》方施象刑惟明”,新序引作旁。
)《商頌》:‘方命厥後’,鄭箋曰:‘謂遍告諸侯’。
是方為遍也。
……‘方告無辜于上’,《論衡·變動篇》引此,方作旁,旁亦遍也。
”以上兩例,說方旁兩字皆作溥遍解。
今音讀方為輕唇音,旁為重唇音。
不知古無輕唇音,故兩字同音,相通。
與溥字遍字,皆為同紐之字。
這是音韻幫助訓诂學的例。
(三)根據文法的研究。
古人講書最不講究文法上的構造,往往把助字、介字、連字、狀字等都解作名字代字等等的實字。
清朝訓诂學家最講究文法的,是王念孫、王引之父子兩人。
他們的《經傳釋詞》用歸納的方法,比較同類的例句,尋出各字的文法上的作用,可算得《馬氏文通》之前的一部文法學要書。
這種研究法,在訓诂學上,别開一新天地。
今舉一條例如下: 《老子》三十一章:“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釋文》:“佳,善也。
”河上雲:“飾也。
”念孫案,善飾二訓,皆于義未安。
……今案佳字當作隹,字之誤也。
隹,古唯字也。
唯兵為不祥之器,故有道者不處。
上言“夫唯,”下言“故”,文義正相承也。
八章雲:“夫唯不争,故無尤。
”十五章雲:“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又雲:“夫唯不盈。
故能蔽不新成。
”二十二章雲:“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與之争。
”皆其證也。
古鐘鼎文,唯安作隹。
石鼓文亦然。
又夏竦《古文四聲韻》載《道德經》唯字做■,據此則今本作唯者,皆後人所改。
此隹字若不誤為佳,則後人亦必改為唯矣。
(王念孫《讀書雜志餘篇》上)以上所述三種根據,乃是訓诂學的根本方法。
(三)貫通上文說整理哲學史料之法,已說兩種。
校勘是書的本子上的整理,訓诂是書的字義上的整理。
沒有校勘,我們定讀誤書;沒有訓诂,我們便不能懂得書的真意義。
這兩層雖極重要,但是作哲學史還須有第三層整理的方法。
這第三層,可叫做“貫通”。
貫通便是把每一部書的内容要旨融會貫串,尋出一個脈絡條理,演成一家有頭緒有條理的學說。
宋儒注重貫通,漢學家注重校勘訓诂。
但是宋儒不明校勘訓诂之學(朱子稍知之而不甚精),故流于空疏,流于臆說。
清代的漢學家,最精校勘訓诂,但多不肯做貫通的工夫,故流于支離碎瑣。
校勘訓诂的工夫,到了孫诒讓的《墨子間诂》,可謂最完備了(此書尚多缺點,此所雲最完備,乃比較之辭耳)。
但終不能貫通全書,述墨學的大旨。
到章太炎方才于校勘訓诂的諸子學之外,别出一種有條理系統的諸子學。
太談的《原道》、《原名》、《明見》、《原墨》、《訂孔》、《原法》、《齊物論釋》都屬于貫通的一類。
《原名》、《明見》、《齊物論釋》三篇,更為空前的著作。
今細看這三篇,所以能如此精到,正因太炎精于佛學,先有佛家的因明學、心理學、純粹哲學,作為比較印證的材料,故能融會貫通,于墨翟、莊周、惠施、荀卿的學說裡面尋出一個條理系統。
于此可見整理哲學史料的第三步,必須于校勘訓诂之外,還要有比較參考的哲學資料。
為什麼呢?因為古代哲學去今太遠,久成了絕學。
當時發生那些學說的特别時勢,特别原因,現在都沒有了。
當時讨論最激烈的問題,現在都不成問題了。
當時通行的學術名詞,現在也都失了原意了。
但是别國的哲學史上,有時也曾發生那些問題,也曾用過那些名詞,也曾産出大同小異或小同大異的學說。
我們有了這種比較參考的材料,往往能互相印證,互相發明。
今舉一個極顯明的例。
《墨子》的《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六篇,從魯勝以後,幾乎無人研究。
到了近幾十年之中,有些人懂得幾何算學了,方才知道那幾篇裡有幾何算學的道理。
後來有些人懂得光學力學了,方才知道那幾篇裡又有光學力學的道理。
後來有些人懂得印度的名學心理學了,方才知道這幾篇裡又有名學知識論的道理。
到了今日,這幾篇二千年沒人過問的書,竟成中國古代的第一部奇書了!我做這部哲學史的最大奢望,在于把各家的哲學融會貫通,要使他們各成有頭緒條理的學說。
我所用的比較參證資料,便是西洋的哲學。
但是我雖用西洋哲學作參考資料,并不以為中國古代也有某種學說,便可以自誇自喜。
做曆史的人,千萬不可存一毫主觀的成見。
須知東西的學術思想的互相印證,互相發明,至多不過可以見得人類的官能心理大概相同,故遇着大同小異的境地時勢,便會産出大同小異的思想學派。
東家所有,西家所無,隻因為時勢境地不同,西家未必不如東家,東家也不配誇炫于西家。
何況東西所同有,誰也不配誇張自豪。
故本書的主張,但以為我們若想貫通整理中國哲學史的史料,不可不借用别系的哲學,作一種解釋演述的工具。
此外别無他種穿鑿附會、發揚國光、自己誇耀的心。
史料結論以上論哲學史料:先論史料為何,次論史料所以必須審定,次論審定的方法,次論整理史料的方法。
前後差不多說了一萬字。
我的理想中,以為要做一部可靠的中國哲學史,必須要用這幾條方法。
第一步須搜集史料。
第二步須審定史料的真假。
第三步須把一切不可信的史料全行除去不用。
第四步須把可靠的史料仔細整理一番:先把本子校勘完好,次把字句解釋明白,最後又把各家的書貫串領會,使一家一家的學說,都成有條理有統系的哲學。
做到這個地位,方才做到“述學”兩個字。
然後還須把各家的學說,籠統研究一番,依時代的先後,看他們傳授的淵源,交互的影響,變遷的次序,這便叫做“明變”。
然後研究各家學派興廢沿革變遷的原故,這便叫做“求因”。
然後用完全中立的眼光,曆史的觀念,一一尋求各家學說的效果影響,再用這種種影響效果來批評各家學說的價值,這便叫做“評判”。
這是我理想中的《中國哲學史》,我自己深知道當此初次嘗試的時代,我這部書定有許多未能做到這個目的和未能謹守這些方法之處。
所以我特地把這些做哲學史的方法詳細寫出。
一來呢,我希望國中學者用這些方法來評判我的書;二來呢,我更希望将來的學者用這些方法來做一部更完備更精确的《中國哲學史》。
”引《禹貢》: “東迤北會于彙。
”《孟子·離婁篇》:“施從良人之所之。
”趙注:“施者,邪施而行。
”丁公著音迤。
《淮南·齊俗篇》:“去非者,非批邪施也。
”高注曰:“施,微曲也。
”《要略篇》:“接徑直施。
”高注曰:“施,邪也。
”是施與迤通。
《史記·賈生傳》:“庚子日施兮。
”《漢書》施作斜。
斜亦邪也。
《韓子·解老篇》釋此章之義曰:“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
所謂貌施也者,邪道也。
”此尤其明證矣。
這一則中引古字典一條,古書類似之例五條,古注四條。
這都是根據古義的注書法。
㈡根據文字假借、聲類通轉的道理。
古字通用,全由聲音。
但古今聲韻有異,若不懂音韻變遷的道理,便不能領會古字的意義。
自顧炎武、江永、錢大昕、孔廣森諸人以來,音韻學大興。
應用于訓诂學,收效更大。
今舉二例。
《易·系辭傳》:“旁行而不流。
”又《乾·文言》:“旁通情也。
”舊注多解旁為邊旁。
王引之說:“旁之言溥也。
遍也。
《說文》:‘旁,溥也,’旁溥遍一聲之轉。
《周官》男巫曰:‘旁招以茅’,謂遍招于四方也。
《月令》曰:‘命有司大難、旁磔’,亦謂遍磔于四方也。
……《楚語》曰:武丁使以楚象‘旁求四方之賢’,謂遍求四方之賢也。
”又《書·堯典》:“湯湯洪水方割”;《微子》: “小民方興,相為敵仇”;《立政》:“方行天下,至于海表”;《呂刑》: “方告無辜于上。
”舊說方字都作四方解。
王念孫說:“方皆讀為旁。
旁之言溥也,遍也。
《說文》曰:‘旁,溥也。
’旁與方古字通。
(《堯典》:“共工方鸠亻孱功”,《史記》引作旁。
《臯陶谟》方施象刑惟明”,新序引作旁。
)《商頌》:‘方命厥後’,鄭箋曰:‘謂遍告諸侯’。
是方為遍也。
……‘方告無辜于上’,《論衡·變動篇》引此,方作旁,旁亦遍也。
”以上兩例,說方旁兩字皆作溥遍解。
今音讀方為輕唇音,旁為重唇音。
不知古無輕唇音,故兩字同音,相通。
與溥字遍字,皆為同紐之字。
這是音韻幫助訓诂學的例。
(三)根據文法的研究。
古人講書最不講究文法上的構造,往往把助字、介字、連字、狀字等都解作名字代字等等的實字。
清朝訓诂學家最講究文法的,是王念孫、王引之父子兩人。
他們的《經傳釋詞》用歸納的方法,比較同類的例句,尋出各字的文法上的作用,可算得《馬氏文通》之前的一部文法學要書。
這種研究法,在訓诂學上,别開一新天地。
今舉一條例如下: 《老子》三十一章:“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釋文》:“佳,善也。
”河上雲:“飾也。
”念孫案,善飾二訓,皆于義未安。
……今案佳字當作隹,字之誤也。
隹,古唯字也。
唯兵為不祥之器,故有道者不處。
上言“夫唯,”下言“故”,文義正相承也。
八章雲:“夫唯不争,故無尤。
”十五章雲:“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又雲:“夫唯不盈。
故能蔽不新成。
”二十二章雲:“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與之争。
”皆其證也。
古鐘鼎文,唯安作隹。
石鼓文亦然。
又夏竦《古文四聲韻》載《道德經》唯字做■,據此則今本作唯者,皆後人所改。
此隹字若不誤為佳,則後人亦必改為唯矣。
(王念孫《讀書雜志餘篇》上)以上所述三種根據,乃是訓诂學的根本方法。
(三)貫通上文說整理哲學史料之法,已說兩種。
校勘是書的本子上的整理,訓诂是書的字義上的整理。
沒有校勘,我們定讀誤書;沒有訓诂,我們便不能懂得書的真意義。
這兩層雖極重要,但是作哲學史還須有第三層整理的方法。
這第三層,可叫做“貫通”。
貫通便是把每一部書的内容要旨融會貫串,尋出一個脈絡條理,演成一家有頭緒有條理的學說。
宋儒注重貫通,漢學家注重校勘訓诂。
但是宋儒不明校勘訓诂之學(朱子稍知之而不甚精),故流于空疏,流于臆說。
清代的漢學家,最精校勘訓诂,但多不肯做貫通的工夫,故流于支離碎瑣。
校勘訓诂的工夫,到了孫诒讓的《墨子間诂》,可謂最完備了(此書尚多缺點,此所雲最完備,乃比較之辭耳)。
但終不能貫通全書,述墨學的大旨。
到章太炎方才于校勘訓诂的諸子學之外,别出一種有條理系統的諸子學。
太談的《原道》、《原名》、《明見》、《原墨》、《訂孔》、《原法》、《齊物論釋》都屬于貫通的一類。
《原名》、《明見》、《齊物論釋》三篇,更為空前的著作。
今細看這三篇,所以能如此精到,正因太炎精于佛學,先有佛家的因明學、心理學、純粹哲學,作為比較印證的材料,故能融會貫通,于墨翟、莊周、惠施、荀卿的學說裡面尋出一個條理系統。
于此可見整理哲學史料的第三步,必須于校勘訓诂之外,還要有比較參考的哲學資料。
為什麼呢?因為古代哲學去今太遠,久成了絕學。
當時發生那些學說的特别時勢,特别原因,現在都沒有了。
當時讨論最激烈的問題,現在都不成問題了。
當時通行的學術名詞,現在也都失了原意了。
但是别國的哲學史上,有時也曾發生那些問題,也曾用過那些名詞,也曾産出大同小異或小同大異的學說。
我們有了這種比較參考的材料,往往能互相印證,互相發明。
今舉一個極顯明的例。
《墨子》的《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六篇,從魯勝以後,幾乎無人研究。
到了近幾十年之中,有些人懂得幾何算學了,方才知道那幾篇裡有幾何算學的道理。
後來有些人懂得光學力學了,方才知道那幾篇裡又有光學力學的道理。
後來有些人懂得印度的名學心理學了,方才知道這幾篇裡又有名學知識論的道理。
到了今日,這幾篇二千年沒人過問的書,竟成中國古代的第一部奇書了!我做這部哲學史的最大奢望,在于把各家的哲學融會貫通,要使他們各成有頭緒條理的學說。
我所用的比較參證資料,便是西洋的哲學。
但是我雖用西洋哲學作參考資料,并不以為中國古代也有某種學說,便可以自誇自喜。
做曆史的人,千萬不可存一毫主觀的成見。
須知東西的學術思想的互相印證,互相發明,至多不過可以見得人類的官能心理大概相同,故遇着大同小異的境地時勢,便會産出大同小異的思想學派。
東家所有,西家所無,隻因為時勢境地不同,西家未必不如東家,東家也不配誇炫于西家。
何況東西所同有,誰也不配誇張自豪。
故本書的主張,但以為我們若想貫通整理中國哲學史的史料,不可不借用别系的哲學,作一種解釋演述的工具。
此外别無他種穿鑿附會、發揚國光、自己誇耀的心。
史料結論以上論哲學史料:先論史料為何,次論史料所以必須審定,次論審定的方法,次論整理史料的方法。
前後差不多說了一萬字。
我的理想中,以為要做一部可靠的中國哲學史,必須要用這幾條方法。
第一步須搜集史料。
第二步須審定史料的真假。
第三步須把一切不可信的史料全行除去不用。
第四步須把可靠的史料仔細整理一番:先把本子校勘完好,次把字句解釋明白,最後又把各家的書貫串領會,使一家一家的學說,都成有條理有統系的哲學。
做到這個地位,方才做到“述學”兩個字。
然後還須把各家的學說,籠統研究一番,依時代的先後,看他們傳授的淵源,交互的影響,變遷的次序,這便叫做“明變”。
然後研究各家學派興廢沿革變遷的原故,這便叫做“求因”。
然後用完全中立的眼光,曆史的觀念,一一尋求各家學說的效果影響,再用這種種影響效果來批評各家學說的價值,這便叫做“評判”。
這是我理想中的《中國哲學史》,我自己深知道當此初次嘗試的時代,我這部書定有許多未能做到這個目的和未能謹守這些方法之處。
所以我特地把這些做哲學史的方法詳細寫出。
一來呢,我希望國中學者用這些方法來評判我的書;二來呢,我更希望将來的學者用這些方法來做一部更完備更精确的《中國哲學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