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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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中《主道》、《揚榷》（今作揚權）等篇和《五蠹》、《顯學》等篇，明是兩個人的文體。
（四）思想凡能著書立說成一家言的人，他的思想學說，總有一個系統可尋，決不緻有大相矛盾沖突之處。
故看一部書裡的學說是否能連絡貫串，也可幫助證明那書是否真的。
最淺近的，例如《韓非子》的第一篇，勸秦王攻韓，第二篇，勸秦王存韓。
這是絕對不相容的。
司馬光不仔細考察，便罵韓非請人滅他自己的祖國，死有餘辜，豈不是冤煞韓非了！大凡思想進化有一定的次序，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問題，即有那個時代的思想。
如《墨子》裡《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等篇，所讨論的問題，乃是墨翟死後百餘年才發生的，決非墨翟時代所能提出。
因此可知這六篇書決不是墨子自己做的。
不但如此，大凡一種重要的新學說發生以後決不會完全沒有影響。
若管仲時代已有《管子》書中的法治學說，決不會二三百年中沒有法治觀念的影響。
又如《關尹子》說： “即吾心中，可作萬物”；又說：“風雨雷電，皆緣氣而生。
而氣緣心生，猶如内想大火，久之覺熱；内想大水，久之覺寒。
”這是極端的萬物唯心論。
若老子、關尹子時代已有這種唯心論，決無毫不發生影響之理。
周秦諸子竟無人受這種學說的影響，可見《關尹子》完全是佛學輸入以後的書，決不是周秦的書。
這都是用思想來考證古書的方法。
（五）旁證以上所說四種證據，史事、文字、文體、思想，皆可叫做内證。
因這四種都是從本書裡尋出來的。
還有一些證據，是從别書裡尋出的，故名為旁證。
旁證的重要，有時竟與内證等。
如西洋哲學史家，考定柏拉圖（Plato）的著作，凡是他的弟子亞裡士多德（Aristotle）書中所曾稱引的書，都定為真是柏拉圖的書。
又如清代惠棟、閻若璩諸人考證梅氏《古文尚書》之僞，所用方法，幾乎全是旁證（看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及惠棟《古文尚書考》）。
又如《荀子·正論篇》引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鬥。
”又曰：“人之情欲寡（欲是動詞），而皆以己文情為欲多，是過也。
”《尹文子》說：“見侮不辱，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鬥。
”《莊子·天下篇》合論宋钅開、尹文的學說道：“見侮不辱，救民之鬥；禁攻寝兵，救世之戰。
”又說：“以禁攻寝兵為外，以情欲寡小為内。
”又孟子記宋■聽見秦楚交戰，便要去勸他們息兵。
以上四條，互相印證，即互為旁證，證明宋钅開、尹文實有這種學說。
以上說審定史料方法的大概。
今人談古代哲學，不但根據《管子》、《列子》、《鬻子》、《晏子春秋》、《冠子》等書，認為史料。
甚至于高談“邃古哲學”、“唐虞哲學”，全不問用何史料。
最可怪的是竟有人引《列子·天瑞篇》“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一段，及《淮南子》“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一段，用作“邃古哲學”的材料，說這都是“古說而諸子述之。
吾國哲學思想初萌之時，大抵其說即如此！”（謝無量《中國哲學史》第一編第一章，頁六）。
這種辦法，似乎不合作史的方法。
韓非說得好： 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
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
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即誣也。
（《顯學篇》）參驗即是我所說的證據。
以現在中國考古學的程度看來，我們對于東周以前的中國古史，隻可存一個懷疑的态度。
至于“邃古”的哲學，更難憑信了。
唐、虞、夏、商的事實，今所根據，止有一部《尚書》。
但《尚書》是否可作史料，正難決定。
梅赜僞古文，固不用說。
即２８篇之“真古文”，依我看來，也沒有信史價值。
如《臯陶谟》的“鳳皇來儀”，“百獸率舞”，如《金》的“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
禾則盡起。
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孰”，這豈可用作史料？我以為《尚書》或是儒家造出的“托古改制”的書或是古代歌功公頌德的官書。
無論如何，沒有史料的價值。
古代的書隻有一部《詩經》可算得是中國最古的史料。
《詩經·小雅》說：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
後來的曆學家，如梁虞廣刂，隋張胄元，唐傅仁均、僧一行，元郭守敬，都推定此次日食在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日人食限。
清朝閻若璩、阮元推算此日食也在幽王六年。
近來西洋學者，也說《詩經》所記月日（西曆紀元前７７６年８月２９日），中國北部可見日蝕。
這不是偶然相合的事，乃是科學上的鐵證。
《詩經》有此一種鐵證，便使《詩經》中所說的國政、民情、風欲、思想，一一都有史料的價值了。
至于《易經》更不能用作上古哲學史料。
《易經》除去《十翼》，止剩得六十四個卦，六十四條卦辭，三百八十四條爻辭，乃是一部蔔筮之書，全無哲學史料可說。
故我以為我們現在作哲學史，隻可從老子、孔子說起。
用《詩經》作當日詩勢的參考資料。
其餘一切“無征則不信”的材料，一概阙疑。
這個辦法，雖比不上别的史家的淹博，或可免“非愚即誣”的譏評了。
整理史料之法哲學史料既經審定，還須整理。
無論古今哲學史料，都有須整理之外。
但古代哲學書籍，更不能不加整理的工夫。
今說整理史料的方法，約有三端： （一）校勘古書經了多少次傳寫，遭了多少兵火蟲魚之劫，往往有脫誤、損壞種種缺點。
校勘之學，便是補救這些缺點的方法。
這種學問，從古以來，多有人研究，但總不如清朝王念孫、王引之、盧文召、孫星衍、顧廣圻、俞樾、孫诒讓諸人的完密謹嚴，合科學的方法。
孫诒讓論諸家校書的方法道： 綜論厥善，大氏以舊刊精校為據依，而究其微旨，通其大例，精研博考，不參成見。
其讠是正文字訛舛，或求之于本書，或旁證之他籍，及授引之類書，而以聲類通轉為之官鍵。
（《劄辶多序》）大抵校書有三種根據：（一）是舊刊精校的古本。
例如《荀子·解蔽篇》： “不以己所臧害所将受。
”宋錢佃本，元刻本，明世德堂本，皆作“所己臧”，可據以改正。
（二）是他書或類書所授引。
例如《荀子·天論篇》“修道而不貳”。
王念孫校曰：“修當為循。
貳當為。
字之誤也。
與忒同。
……《群書治要》作循道而不忒。
”（三）是本書通用的義例。
例如《墨子·小取篇》：“辟也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
”畢沅删第二“也”字，便無意思。
王念孫說：“也與他同。
舉他物以明此物，謂之譬。
……《墨子》書通以也為他。
說見《備城門篇》。
”這是以本書的通例作根據。
又如《小取篇》說：“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
墨者有此而非之，無故也焉。
”王引之曰：“無故也焉，當作無也故焉。
也故即他故。
下文雲，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
墨者有此而罪非之，無也故焉。
文正與此同。
”這是先用本篇構造相同的文句，來證“故也”當作“也故”；又用全書以也為他的通例，來證“也故”即“他故”。
（二）訓诂古書年代已久遠，書中的字義，古今不同。
宋儒解書，往往妄用已意，故常失古義。
清代的訓诂學，所以超過前代，正因為戴震以下的漢學家，注釋古書，都有法度，都用客觀的佐證，不用主觀的猜測。
三百年來，周、秦、兩漢的古書所以可讀，不單靠校勘的精細，還靠訓诂的謹嚴。
今述訓诂學的大要，約有三端：㈠根據古義或用古代的字典（如《爾雅》、《說文》、《廣雅》之類），或用古代箋注（如《詩》的毛、鄭，如《淮南子》的許高）作根據，或用古書中相同的字句作印證。
今引王念孫《讀書雜記餘編》上一條為例： 《老子》五十三章：“行于大道，唯施是畏。
”王弼曰：“唯施為之是畏也。
”河上公注略同。
念孫按二家以“施為”釋施字，非也。
施讀為迤。
迤，邪也。
言行于大道之中，唯懼其入于邪道也。
……《說文》
（四）思想凡能著書立說成一家言的人，他的思想學說，總有一個系統可尋，決不緻有大相矛盾沖突之處。
故看一部書裡的學說是否能連絡貫串，也可幫助證明那書是否真的。
最淺近的，例如《韓非子》的第一篇，勸秦王攻韓，第二篇，勸秦王存韓。
這是絕對不相容的。
司馬光不仔細考察，便罵韓非請人滅他自己的祖國，死有餘辜，豈不是冤煞韓非了！大凡思想進化有一定的次序，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問題，即有那個時代的思想。
如《墨子》裡《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等篇，所讨論的問題，乃是墨翟死後百餘年才發生的，決非墨翟時代所能提出。
因此可知這六篇書決不是墨子自己做的。
不但如此，大凡一種重要的新學說發生以後決不會完全沒有影響。
若管仲時代已有《管子》書中的法治學說，決不會二三百年中沒有法治觀念的影響。
又如《關尹子》說： “即吾心中，可作萬物”；又說：“風雨雷電，皆緣氣而生。
而氣緣心生，猶如内想大火，久之覺熱；内想大水，久之覺寒。
”這是極端的萬物唯心論。
若老子、關尹子時代已有這種唯心論，決無毫不發生影響之理。
周秦諸子竟無人受這種學說的影響，可見《關尹子》完全是佛學輸入以後的書，決不是周秦的書。
這都是用思想來考證古書的方法。
（五）旁證以上所說四種證據，史事、文字、文體、思想，皆可叫做内證。
因這四種都是從本書裡尋出來的。
還有一些證據，是從别書裡尋出的，故名為旁證。
旁證的重要，有時竟與内證等。
如西洋哲學史家，考定柏拉圖（Plato）的著作，凡是他的弟子亞裡士多德（Aristotle）書中所曾稱引的書，都定為真是柏拉圖的書。
又如清代惠棟、閻若璩諸人考證梅氏《古文尚書》之僞，所用方法，幾乎全是旁證（看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及惠棟《古文尚書考》）。
又如《荀子·正論篇》引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鬥。
”又曰：“人之情欲寡（欲是動詞），而皆以己文情為欲多，是過也。
”《尹文子》說：“見侮不辱，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鬥。
”《莊子·天下篇》合論宋钅開、尹文的學說道：“見侮不辱，救民之鬥；禁攻寝兵，救世之戰。
”又說：“以禁攻寝兵為外，以情欲寡小為内。
”又孟子記宋■聽見秦楚交戰，便要去勸他們息兵。
以上四條，互相印證，即互為旁證，證明宋钅開、尹文實有這種學說。
以上說審定史料方法的大概。
今人談古代哲學，不但根據《管子》、《列子》、《鬻子》、《晏子春秋》、《冠子》等書，認為史料。
甚至于高談“邃古哲學”、“唐虞哲學”，全不問用何史料。
最可怪的是竟有人引《列子·天瑞篇》“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一段，及《淮南子》“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一段，用作“邃古哲學”的材料，說這都是“古說而諸子述之。
吾國哲學思想初萌之時，大抵其說即如此！”（謝無量《中國哲學史》第一編第一章，頁六）。
這種辦法，似乎不合作史的方法。
韓非說得好： 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
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
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即誣也。
（《顯學篇》）參驗即是我所說的證據。
以現在中國考古學的程度看來，我們對于東周以前的中國古史，隻可存一個懷疑的态度。
至于“邃古”的哲學，更難憑信了。
唐、虞、夏、商的事實，今所根據，止有一部《尚書》。
但《尚書》是否可作史料，正難決定。
梅赜僞古文，固不用說。
即２８篇之“真古文”，依我看來，也沒有信史價值。
如《臯陶谟》的“鳳皇來儀”，“百獸率舞”，如《金》的“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
禾則盡起。
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孰”，這豈可用作史料？我以為《尚書》或是儒家造出的“托古改制”的書或是古代歌功公頌德的官書。
無論如何，沒有史料的價值。
古代的書隻有一部《詩經》可算得是中國最古的史料。
《詩經·小雅》說：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
後來的曆學家，如梁虞廣刂，隋張胄元，唐傅仁均、僧一行，元郭守敬，都推定此次日食在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日人食限。
清朝閻若璩、阮元推算此日食也在幽王六年。
近來西洋學者，也說《詩經》所記月日（西曆紀元前７７６年８月２９日），中國北部可見日蝕。
這不是偶然相合的事，乃是科學上的鐵證。
《詩經》有此一種鐵證，便使《詩經》中所說的國政、民情、風欲、思想，一一都有史料的價值了。
至于《易經》更不能用作上古哲學史料。
《易經》除去《十翼》，止剩得六十四個卦，六十四條卦辭，三百八十四條爻辭，乃是一部蔔筮之書，全無哲學史料可說。
故我以為我們現在作哲學史，隻可從老子、孔子說起。
用《詩經》作當日詩勢的參考資料。
其餘一切“無征則不信”的材料，一概阙疑。
這個辦法，雖比不上别的史家的淹博，或可免“非愚即誣”的譏評了。
整理史料之法哲學史料既經審定，還須整理。
無論古今哲學史料，都有須整理之外。
但古代哲學書籍，更不能不加整理的工夫。
今說整理史料的方法，約有三端： （一）校勘古書經了多少次傳寫，遭了多少兵火蟲魚之劫，往往有脫誤、損壞種種缺點。
校勘之學，便是補救這些缺點的方法。
這種學問，從古以來，多有人研究，但總不如清朝王念孫、王引之、盧文召、孫星衍、顧廣圻、俞樾、孫诒讓諸人的完密謹嚴，合科學的方法。
孫诒讓論諸家校書的方法道： 綜論厥善，大氏以舊刊精校為據依，而究其微旨，通其大例，精研博考，不參成見。
其讠是正文字訛舛，或求之于本書，或旁證之他籍，及授引之類書，而以聲類通轉為之官鍵。
（《劄辶多序》）大抵校書有三種根據：（一）是舊刊精校的古本。
例如《荀子·解蔽篇》： “不以己所臧害所将受。
”宋錢佃本，元刻本，明世德堂本，皆作“所己臧”，可據以改正。
（二）是他書或類書所授引。
例如《荀子·天論篇》“修道而不貳”。
王念孫校曰：“修當為循。
貳當為。
字之誤也。
與忒同。
……《群書治要》作循道而不忒。
”（三）是本書通用的義例。
例如《墨子·小取篇》：“辟也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
”畢沅删第二“也”字，便無意思。
王念孫說：“也與他同。
舉他物以明此物，謂之譬。
……《墨子》書通以也為他。
說見《備城門篇》。
”這是以本書的通例作根據。
又如《小取篇》說：“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
墨者有此而非之，無故也焉。
”王引之曰：“無故也焉，當作無也故焉。
也故即他故。
下文雲，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
墨者有此而罪非之，無也故焉。
文正與此同。
”這是先用本篇構造相同的文句，來證“故也”當作“也故”；又用全書以也為他的通例，來證“也故”即“他故”。
（二）訓诂古書年代已久遠，書中的字義，古今不同。
宋儒解書，往往妄用已意，故常失古義。
清代的訓诂學，所以超過前代，正因為戴震以下的漢學家，注釋古書，都有法度，都用客觀的佐證，不用主觀的猜測。
三百年來，周、秦、兩漢的古書所以可讀，不單靠校勘的精細，還靠訓诂的謹嚴。
今述訓诂學的大要，約有三端：㈠根據古義或用古代的字典（如《爾雅》、《說文》、《廣雅》之類），或用古代箋注（如《詩》的毛、鄭，如《淮南子》的許高）作根據，或用古書中相同的字句作印證。
今引王念孫《讀書雜記餘編》上一條為例： 《老子》五十三章：“行于大道，唯施是畏。
”王弼曰：“唯施為之是畏也。
”河上公注略同。
念孫按二家以“施為”釋施字，非也。
施讀為迤。
迤，邪也。
言行于大道之中，唯懼其入于邪道也。
……《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