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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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顯學篇》，《史記》中各哲學家的列傳，皆屬于此類。
近世文集裡有許多傳狀序跋，也往往可供參考。
至于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及黃宗羲、黃百家、全祖望的《宋元學案》更為重要的哲學史副料。
若古代中世的哲學都有這一類的學案，我們今日編哲學史便不至如此困難了。
副料的重要，約有三端：第一，各哲學家的年代、家世、事迹，未必在各家著作之中，往往須靠這種副料，方才可以考見。
第二，各家哲學的學派系統、傳授源流，幾乎全靠這種副料作根據。
例如《莊子·天下篇》與《韓非子·顯學篇》論墨家派别，為他書所無。
《天下篇》說墨家的後人，“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角奇>偶不亻午之辭相應”，可考證後世俗儒所分别的“名家”，原不過是墨家的一派。
不但“名家出于禮官之說”不能成立，還可證明古代本無所謂“名家”（說詳見本書第八篇）。
第三，有許多學派的原著已失，全靠這種副料裡面，論及這種散佚的學派，借此可以考見他們的學說大旨。
如《莊子·天下篇》所論宋钅開、彭蒙、田骈、慎到、惠施、公孫龍、桓團及其他辯者的學說；如《荀子·正論篇》所稱宋研的學說，都是此例。
上節所說的“史料鈎沉”，也都全靠這些副料裡所引的各家學說。
以上論哲學史料的是什麼。
史料的審定中國人作史，最不講究史料。
神話官書，都可作史料，全不問這些材料是否可靠。
卻不知道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曆史便無信史的價值。
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孟子何等崇拜孔子，但他對于孔子手定之書，還持懷疑态度。
何況我們生在今日，去古已遠，豈可一味迷信古書，甘心受古代作僞之人的欺騙？哲學史最重學說的真相，先後的次序和沿革的線索。
若把那些不可靠的材料信為真書，必緻（一）失了各家學說的真相；（二）亂了學說先後的次序；（三）亂了學派相承的系統。
我且舉《管子》一部書為例。
《管子》這書，定非管仲所作，乃是後人把戰國末年一些法家的議論和一些儒家的議論（如《内業篇》，如《弟子職篇》）和一些道家的議論（如《白心》、《心術》等篇），還有許多夾七夾八的話，并作一書；又僞造了一些桓公與管仲問答諸篇，又雜湊了一些紀管仲功業的幾篇；遂附會為管仲所作。
今定此書為假造的，證據甚多，單舉三條： （一）《小稱篇》記管仲将死之言，又記桓公之死。
管仲死于西曆前６４３年。
《小稱篇》又稱毛嫱、西施，西施當吳亡時還在。
吳亡在西曆前４７２年，管仲已死百七十年了。
此外如《形勢解》說“五伯”，《七臣七主》說“吳王好劍，楚王好細腰”，皆可見此書為後人僞作。
（二）《立政篇》說：“寝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立政九敗解》說“兼愛”道：“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人國如吾國。
如是則無并兼攘奪之心。
”這明指墨子的學說，遠在管仲以後了（《法法篇》亦有求廢兵之語）。
（三）《左傳》紀子産鑄刑書（西曆前５３６），叔向極力反對。
過了二十幾年，晉國也作刑鼎、鑄刑書，孔子也極不贊成（西曆前５１３）。
這都在管仲死後一百多年。
若管仲生時已有了那樣完備的法治學說，何以百餘年後，賢如叔向、孔子，竟無一毫法治觀念？（或言孔子論晉鑄刑鼎一段，不很可靠。
但叔向谏子産書，決不是後人能假造的）何以子産答叔向書，也隻能說“吾以救世而已”？為什麼不能利用百餘年前已發揮盡緻的法治學說？這可見《管子》書中的法治學說，乃是戰國末年的出産物，決不是管仲時代所能突然發生的。
全書的文法筆勢也都不是老子、孔子以前能産生的。
即以論法治諸篇看來，如《法法篇》兩次說“《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
可見是後人僞作的了。
《管子》一書既不是真書，若用作管仲時代的哲學史料，便生出上文所說的三弊：㈠管仲本無這些學說，今說他有，便是張冠李戴，便是無中生有。
㈡老子之前，忽然有《心術》、《白心》諸篇那樣詳細的道家學說；孟子、荀子之前數百年，忽然有《内業》那樣深密的儒家心理學；法家之前數百年，忽然有《法法》、《明法》、《禁藏》諸篇那樣發達的法治主義。
若果然如此，哲學史便無學說先後演進的次序，竟變成了靈異記、神秘記了！㈢管仲生當老子、孔子之前一百多年，已有那樣規模廣大的哲學。
這與老子以後一步一步、循序漸進的思想發達史，完全不合。
故認《管子》為真書，便把諸子學直接間接的淵源系統一齊推翻。
以上用《管子》作例，表示史料的不可不審定。
讀古書的人，須知古書有種種作僞的理由。
第一，有一種人實有一種主張，卻恐怕自己的人微言輕，不見信用，故往往借用古人的名字。
《莊子》所說的“重言”即是這一種借重古人的主張。
康有為稱這一種為“托古改制”，極有道理。
古人言必稱堯舜，隻因為堯舜年代久遠，可以由我們任意把我們理想中的制度一概推到堯舜的時代。
即如《黃帝内經》假托黃帝，《周髀算經》假托周公，都是這個道理。
韓非說得好： 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
堯舜不複生，将誰使定儒墨之誠乎？（《顯學篇》）正為古人死無對證，故人多可随意托古改制。
這是作僞書的第一類。
第二，有一種人為了錢财，有意僞作古書。
試看漢代求遺書的令和諸王貴族求遺書的競争心，便知作假書在當時定可發财。
這一類造假書的，與造假古董的同一樣心理。
他們為的是錢，故東拉西扯，篇幅越多，越可多賣錢。
故《管子》、《晏子春秋》諸書，篇幅都極長。
有時得了真本古書，因為管幅太短，不能多得錢，故又東拉西扯，增加許多卷數。
如《莊子》、《韓非子》都屬于此類。
但他們的買主，大半是一些假棄内行的收藏家，設有真正的賞鑒本領。
故這一類的假書，于書中年代事實，往往不曾考校正确。
因此莊子可以見魯哀公，管子可以說西施。
這是第二類的僞書。
大概這兩類之中，第一類“托古改制”的書，往往有第一流的思想家在内。
第二類“托古發财”的書，全是下流人才，思想既不高尚，心思又不精密，故最容易露出馬腳來。
如《周禮》一書，是一種托古改制的國家組織法。
我們雖可斷定他不是“周公緻太平”之書，卻不容易定他是什麼時代的人假造的。
至于《管子》一類的書，說了作者死後的許多史事，便容易斷定了。
審定史料之法審定史料乃是史學家第下根本工夫。
西洋近百年來史學大進步，大半都由于審定史料的方法更嚴密了。
凡審定史料的真僞，須要有證據，方能使人心服。
這種證據，大概可分五種（此專指哲學史料）： （一）史事書中的史事，是否與作書的人的年代相符。
如不相符，即可證那一書或那一篇是假的。
如莊子見魯哀公，便太前了；如管仲說西施，便太後了。
這都是作僞之證。
（二）文字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字，不緻亂用。
作僞書的人，多不懂這個道理，故往往露出作僞的形迹來。
如《關尹子》中所用字：“術咒”、“誦咒”、“役神”、“豆中攝鬼、杯中釣魚、畫門可開、土鬼可語”，“嬰兒蕊女、金樓绛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是道士的話。
“石火”、“想”、“識”、“五識并馳”、“尚自不見我，将何為我所”，是佛家的話。
這都是作僞之證。
（三）文體不但文字可作證，文體也可作證。
如《管子》那種長篇大論的文體，決不是孔子前一百多年所能作的。
後人盡管仿古，古人決不仿今。
如《關尹子》中“譬犀望月，月影入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又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無去來”：這決不是佛經輸入以前的文體。
不但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件，一個人也有一個人的文體。
如《莊子》中《說劍》、《讓王》、《漁父》、《盜跖》等篇，決不是莊周的文體。
《韓非
近世文集裡有許多傳狀序跋，也往往可供參考。
至于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及黃宗羲、黃百家、全祖望的《宋元學案》更為重要的哲學史副料。
若古代中世的哲學都有這一類的學案，我們今日編哲學史便不至如此困難了。
副料的重要，約有三端：第一，各哲學家的年代、家世、事迹，未必在各家著作之中，往往須靠這種副料，方才可以考見。
第二，各家哲學的學派系統、傳授源流，幾乎全靠這種副料作根據。
例如《莊子·天下篇》與《韓非子·顯學篇》論墨家派别，為他書所無。
《天下篇》說墨家的後人，“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角奇>偶不亻午之辭相應”，可考證後世俗儒所分别的“名家”，原不過是墨家的一派。
不但“名家出于禮官之說”不能成立，還可證明古代本無所謂“名家”（說詳見本書第八篇）。
第三，有許多學派的原著已失，全靠這種副料裡面，論及這種散佚的學派，借此可以考見他們的學說大旨。
如《莊子·天下篇》所論宋钅開、彭蒙、田骈、慎到、惠施、公孫龍、桓團及其他辯者的學說；如《荀子·正論篇》所稱宋研的學說，都是此例。
上節所說的“史料鈎沉”，也都全靠這些副料裡所引的各家學說。
以上論哲學史料的是什麼。
史料的審定中國人作史，最不講究史料。
神話官書，都可作史料，全不問這些材料是否可靠。
卻不知道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曆史便無信史的價值。
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孟子何等崇拜孔子，但他對于孔子手定之書，還持懷疑态度。
何況我們生在今日，去古已遠，豈可一味迷信古書，甘心受古代作僞之人的欺騙？哲學史最重學說的真相，先後的次序和沿革的線索。
若把那些不可靠的材料信為真書，必緻（一）失了各家學說的真相；（二）亂了學說先後的次序；（三）亂了學派相承的系統。
我且舉《管子》一部書為例。
《管子》這書，定非管仲所作，乃是後人把戰國末年一些法家的議論和一些儒家的議論（如《内業篇》，如《弟子職篇》）和一些道家的議論（如《白心》、《心術》等篇），還有許多夾七夾八的話，并作一書；又僞造了一些桓公與管仲問答諸篇，又雜湊了一些紀管仲功業的幾篇；遂附會為管仲所作。
今定此書為假造的，證據甚多，單舉三條： （一）《小稱篇》記管仲将死之言，又記桓公之死。
管仲死于西曆前６４３年。
《小稱篇》又稱毛嫱、西施，西施當吳亡時還在。
吳亡在西曆前４７２年，管仲已死百七十年了。
此外如《形勢解》說“五伯”，《七臣七主》說“吳王好劍，楚王好細腰”，皆可見此書為後人僞作。
（二）《立政篇》說：“寝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立政九敗解》說“兼愛”道：“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人國如吾國。
如是則無并兼攘奪之心。
”這明指墨子的學說，遠在管仲以後了（《法法篇》亦有求廢兵之語）。
（三）《左傳》紀子産鑄刑書（西曆前５３６），叔向極力反對。
過了二十幾年，晉國也作刑鼎、鑄刑書，孔子也極不贊成（西曆前５１３）。
這都在管仲死後一百多年。
若管仲生時已有了那樣完備的法治學說，何以百餘年後，賢如叔向、孔子，竟無一毫法治觀念？（或言孔子論晉鑄刑鼎一段，不很可靠。
但叔向谏子産書，決不是後人能假造的）何以子産答叔向書，也隻能說“吾以救世而已”？為什麼不能利用百餘年前已發揮盡緻的法治學說？這可見《管子》書中的法治學說，乃是戰國末年的出産物，決不是管仲時代所能突然發生的。
全書的文法筆勢也都不是老子、孔子以前能産生的。
即以論法治諸篇看來，如《法法篇》兩次說“《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
可見是後人僞作的了。
《管子》一書既不是真書，若用作管仲時代的哲學史料，便生出上文所說的三弊：㈠管仲本無這些學說，今說他有，便是張冠李戴，便是無中生有。
㈡老子之前，忽然有《心術》、《白心》諸篇那樣詳細的道家學說；孟子、荀子之前數百年，忽然有《内業》那樣深密的儒家心理學；法家之前數百年，忽然有《法法》、《明法》、《禁藏》諸篇那樣發達的法治主義。
若果然如此，哲學史便無學說先後演進的次序，竟變成了靈異記、神秘記了！㈢管仲生當老子、孔子之前一百多年，已有那樣規模廣大的哲學。
這與老子以後一步一步、循序漸進的思想發達史，完全不合。
故認《管子》為真書，便把諸子學直接間接的淵源系統一齊推翻。
以上用《管子》作例，表示史料的不可不審定。
讀古書的人，須知古書有種種作僞的理由。
第一，有一種人實有一種主張，卻恐怕自己的人微言輕，不見信用，故往往借用古人的名字。
《莊子》所說的“重言”即是這一種借重古人的主張。
康有為稱這一種為“托古改制”，極有道理。
古人言必稱堯舜，隻因為堯舜年代久遠，可以由我們任意把我們理想中的制度一概推到堯舜的時代。
即如《黃帝内經》假托黃帝，《周髀算經》假托周公，都是這個道理。
韓非說得好： 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
堯舜不複生，将誰使定儒墨之誠乎？（《顯學篇》）正為古人死無對證，故人多可随意托古改制。
這是作僞書的第一類。
第二，有一種人為了錢财，有意僞作古書。
試看漢代求遺書的令和諸王貴族求遺書的競争心，便知作假書在當時定可發财。
這一類造假書的，與造假古董的同一樣心理。
他們為的是錢，故東拉西扯，篇幅越多，越可多賣錢。
故《管子》、《晏子春秋》諸書，篇幅都極長。
有時得了真本古書，因為管幅太短，不能多得錢，故又東拉西扯，增加許多卷數。
如《莊子》、《韓非子》都屬于此類。
但他們的買主，大半是一些假棄内行的收藏家，設有真正的賞鑒本領。
故這一類的假書，于書中年代事實，往往不曾考校正确。
因此莊子可以見魯哀公，管子可以說西施。
這是第二類的僞書。
大概這兩類之中，第一類“托古改制”的書，往往有第一流的思想家在内。
第二類“托古發财”的書，全是下流人才，思想既不高尚，心思又不精密，故最容易露出馬腳來。
如《周禮》一書，是一種托古改制的國家組織法。
我們雖可斷定他不是“周公緻太平”之書，卻不容易定他是什麼時代的人假造的。
至于《管子》一類的書，說了作者死後的許多史事，便容易斷定了。
審定史料之法審定史料乃是史學家第下根本工夫。
西洋近百年來史學大進步，大半都由于審定史料的方法更嚴密了。
凡審定史料的真僞，須要有證據，方能使人心服。
這種證據，大概可分五種（此專指哲學史料）： （一）史事書中的史事，是否與作書的人的年代相符。
如不相符，即可證那一書或那一篇是假的。
如莊子見魯哀公，便太前了；如管仲說西施，便太後了。
這都是作僞之證。
（二）文字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字，不緻亂用。
作僞書的人，多不懂這個道理，故往往露出作僞的形迹來。
如《關尹子》中所用字：“術咒”、“誦咒”、“役神”、“豆中攝鬼、杯中釣魚、畫門可開、土鬼可語”，“嬰兒蕊女、金樓绛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是道士的話。
“石火”、“想”、“識”、“五識并馳”、“尚自不見我，将何為我所”，是佛家的話。
這都是作僞之證。
（三）文體不但文字可作證，文體也可作證。
如《管子》那種長篇大論的文體，決不是孔子前一百多年所能作的。
後人盡管仿古，古人決不仿今。
如《關尹子》中“譬犀望月，月影入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又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無去來”：這決不是佛經輸入以前的文體。
不但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件，一個人也有一個人的文體。
如《莊子》中《說劍》、《讓王》、《漁父》、《盜跖》等篇，決不是莊周的文體。
《韓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