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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圻、俞越諸人,對于經書與子書,簡直沒有上下輕重和正道異端的分别了。

    到了最近世,如孫诒讓、章炳麟諸君,竟都用全副精力,發明諸子學。

     于是從前作經學附屬品的諸子學,到此時代,竟成專門學。

    一般普通學者,崇拜子書,也往往過于儒書。

    豈但是“附庸蔚為大國”,簡直是“婢作夫人”了。

    綜觀清代學術變遷的大勢,可稱為古學昌明的時代。

    自從有了那些漢學家考據、校勘、訓诂的工夫,那些經書子書,方才勉強可以讀得。

    這個時代,有點像歐洲的“再生時代”(再生時代西名Ponaissance,舊譯文藝複興時代)。

    歐洲到了“再生時代”,昌明古希臘的文學哲學,故能推翻中古“經院哲學”(舊譯煩瑣哲學,極不通。

    原文為Scholasticism,今譯原文)的勢力,産出近世的歐洲文化。

    我們中國到了這個古學昌明的時代,不但有古書可讀,又恰當西洋學術思想輸入的時代,有西洋的新舊學說可供我們的參考研究。

    我們今日的學術思想,有這兩大源頭:一方面是漢學家傳給我們的古書;一方面是西洋的新舊學說。

    這兩大潮流彙合以後,中國若不能産生一種中國的新哲學,那就真是辜負了這個好機會了。

     哲學史的史料上文說哲學史有三個目的:一是明變,二是求因,三是評判。

     但是哲學史先須做了一番根本工夫,方才可望達到這三個目的。

    這個根本工夫,叫做述學。

    述學是用正确的手段,科學的方法,精密的心思,從所有的史料裡面,求出各位哲學家的一生行事、思想淵源沿革和學說的真面目。

    為什麼說“學說的真面目”呢?因為古人讀書編書最不細心,往往把不相幹的人的學說并入某人的學說(例如《韓非子》的第一篇是張儀說秦王的書。

    又如《墨子·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諸篇,決不是墨翟的書);或把假書作為真書(如《管子》、《關尹子》、《晏子春秋》之類);或把後人加入的篇章,作為原有的篇章(此弊諸子書皆不能免。

    試舉《莊子》為例,莊子書中僞篇最多。

     世人竟有認《說劍》、《漁父》諸篇為真者。

    其他諸篇,更無論矣);或不懂得古人的學說,遂緻埋沒了(如《墨子·經上》諸篇);或把古書解錯了,遂失原意(如漢人用分野、爻辰、卦氣說《易經》,宋人用太極圖、先天卦位圖說《易經》。

    又如漢人附會《春秋》來說災異,宋人颠倒《大學》任意補增,皆是其例);或各用已意解古書,鬧得後來衆說紛紛,糊塗混亂(如《大學》中“格物”兩字,解者多至七十餘家。

    又如老莊之書,說者紛紛,無兩家相同者)。

    有此種種障礙,遂把各家學說的真面目大半失掉了。

    至于哲學家的一生行事和所居的時代,古人也最不留意。

    老子可見楊朱;莊周可見魯哀公;管子能說毛嫱、西施;墨子能見吳起之死和中山之滅;商鞅能知長平之戰;韓非能說荊、齊、燕、魏之亡。

    此類笑柄,不可勝數。

    《史記》說老子活了一百六十多歲,或言二百餘歲,又說孔子死後一百二十九年,老子還不曾死。

    那種神話,更不足論了。

    哲學家的時代,既不分明,如何能知道他們思想的傳授沿革?最荒謬的是漢朝的劉歆、班固說諸子的學說都出于王官;又說“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漢書·藝文志》。

     看胡适“諸子不出于王官論”,《太平洋》雜志第一卷第七号)。

    諸子既都出于王官與六經,還有什麼别的淵源傳授可說?以上所說,可見“述學”之難。

    述學的所以難,正為史料或不完備,或不可靠。

    哲學史的史料,大概可分為兩種:一為原料,一為副料。

    今分說于下: 一、原料哲學史的原料,即是各哲學家的著作。

    近世哲學史對于這一層,大概沒有什麼大困難。

    因為近世哲學發生在印書術通行以後,重要的哲學家的著作,都有刻闆流傳;偶有散失埋沒的書,終究不多。

    但近世哲學史的史料,也不能完全沒有疑窦。

    如謝良佐的《上蔡語錄》裡,是否有江民表的書?如朱熹的《家禮》是否可信為他自己的主張?這都是可疑的問題。

    又宋儒以來,各家都有語錄,都是門弟子筆記的。

    這些語錄,是否無誤記誤解之處,也是一個疑問。

    但是大緻看來,近世哲學史料還不至有大困難。

    到了中世哲學史,便有大困難了。

     漢代的書,如賈誼的《新書》,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都有後人增加的痕迹。

     又如王充的《論衡》,是漢代一部奇書,但其中如《亂龍篇》極力為董仲舒作土龍求雨一事辯護,與全書的宗旨恰相反。

    篇末又有“論衡終之,故曰亂龍。

    亂者,終也”的話,全無道理。

    明是後人假造的。

    此外重複的話極多。

    僞造的書定不止這一篇。

    又如仲長統的《昌言》,乃是中國政治哲學史上有數的書,如今已失,僅存三篇魏晉人的書,散失更多。

    《三國志》、《晉書》、《世說新語》所稱各書,今所存的,不過幾部書。

    如《世說新語》說魏晉注《莊子》的有幾十家,今但有郭象注完全存在。

    《晉書》說魯勝有《墨辯注》,今看其序,可見那注定極有價值,可惜現在不傳了。

    後人所編的漢魏六朝人的集子,大抵多系東抄西摘而成的,那原本的集子大半都散失了。

    故中古哲學史料最不完全。

    我們不能完全恢複魏晉人的哲學著作,是中國哲學史最不幸的事。

    到了古代哲學史,這個史料問題更困難了。

    表面上看來,古代哲學史的重要材料,如孔、老、墨、莊、孟、荀、韓非的書,都還存在。

    仔細研究起來,這些書差不多沒有一部是完全可靠的。

    大概《老子》裡假的最少。

    《孟子》或是全真,或是全假(宋人疑《孟子》者甚多)。

     依我看來,大約是真的。

    稱“子曰”或“孔子曰”的書極多,但是真可靠的實在不多。

    《墨子》、《荀子》兩部書裡,很多後人雜湊僞造的文字,《莊子》一書,大概十分之八九是假造的。

    《韓非子》也隻有十分之一二可靠。

    此外如《管子》、《列子》、《晏子春秋》諸書,是後人雜湊成的。

    《關尹子》、《冠子》、《商君書》,是後人僞造的。

    《鄧析子》也是假書。

    《尹文子》似乎是真書,但不無後人加入的材料。

    《公孫龍子》有真有假,又多錯誤。

    這是我們所有的原料。

     更想到《莊子·天下篇》和《荀子·非十二子篇》、《天論篇》、《解蔽篇》所舉它器、魏牟、陳仲(即孟子之陳仲子)、宋钅開(即孟子之宋■)、彭蒙、田骈、慎到(今所傳《慎子》五篇是佚文)、惠施、申不害;和王充《論衡》所舉的世碩、漆雕開、宓子賤、公孫尼子,都沒有著作遺傳下來。

    更想到孔門一脈的儒家,所著書籍,何止大小戴《禮記》裡所采的幾篇?如此一想,可知中國古代哲學的史料于今所存不過十分之一二。

    其餘的十分之八九,都不曾保存下來。

    古人稱“惠施多方,其書五車”。

    于今惠施的學說,隻剩得一百多個字。

    若依此比例,恐怕現存的古代史料,還沒有十分之一二呢!原著的書既散失了這許多,于今又無發見古書的希望,于是有一班學者,把古書所記各人的殘章斷句,一一搜集成書。

    如汪繼培或孫星衍的《屍子》,如馬國翰的《玉函山房輯佚書》。

    這種書可名為“史料鈎沉”,在哲學史上也極為重要。

    如惠施的五車書都失掉了,幸虧有《莊子·天下篇》所記的十事,還可以考見他的學說的性質。

    又如告子與宋钅開的書,都不傳了,今幸虧有《孟子》的《告子篇》和《荀子》的《正論篇》,還可以考見他們的學說的大概。

    又如各代曆史的列傳裡,也往往保存了許多中古和近世的學說。

    例如《後漢書》和《仲長統傳》保存了三篇《昌言》;《梁書》的《範缜傳》保存了他的《神滅論》。

    這都是哲學史的原料的一部分。

     二、副料原料之外,還有一些副料,也極重要。

    凡古人所作關于哲學家的傳記、轶事、評論、學案、書目都是哲學史的副料。

    例如《禮記》中的《檀弓》,《論語》中的十八、十九兩篇,《莊子》中的《天下篇》,《荀子》中的《正論篇》、《呂氏春秋》,《韓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