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第十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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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我注意到了。
” “今天您會有一個電話号碼。
再給您一部電話機，隻是您不用時，一定要取下來收在某個地方。
鈴聲的音量要開到最小。
幾點鐘可以給您打電話呢？” “差15分11點，那時我剛治療回來。
” “10點45分我給您打電話。
” 傑尼索夫送娜斯佳到汽車旁，道了晚安，才慢慢地回到房間。
是呀，我沒有看錯她。
如果她不行，還有誰能勝任呢？她多大年紀了？阿納托裡說她33歲。
當然不是小女孩了。
但看起來還是個女孩的樣子，誰都不會認真對待她——這正是她的一個秘密武器。
不，她的秘密武器是她的頭腦、記憶力、思辨性、邏輯性和判斷力。
而其餘的東西隻不過是一種僞裝，讓人不注意她的武器而已。
“真聰明，你怎麼這麼聰明呢！”傑尼索夫幾乎愛憐地想到。
尤裡-費多羅維奇-馬爾采夫蜷縮在自己“秘密的”住處的沙發上，兩手抱膝抵在胸前。
他剛看完一遍片子。
他一直害怕的時刻又出現了。
電影幾乎沒有用。
從上一次發作到現在過去了一個半月。
以後又怎麼辦呢？什麼時間才給他提供新的藥物呢？ “她，是個蠢貨，專門和我找茬。
”他想着。
馬爾采夫的性格出現了雙重性。
作為小尤拉的他越來越專橫武斷，但是如今馬爾采夫卻沒有力量抵擋。
從前他寄希望“藥物”給他力量，信心便産生在不可抗拒的效應中。
現在對抗小尤拉的力量再也沒有了。
“我，尤裡-費多羅維奇-馬爾采夫——學校的教導主任、英國語言和美國文學教師，我有妻子和快成年的女兒。
”他不知絮叨了多少次這番話，竭力淹沒一個對嚴格要求和監管的母親不滿和仇恨的8歲男孩的聲音。
馬爾采夫感到，他的大腦已被軟化，改變了形态，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比較小，是屬于他的；另一部分很大，是屬于小尤拉的。
天啊，太糟了，太糟了！ 他不再詛咒，緊緊地閉上眼睛。
刹那間他的頭腦中充滿了歇斯底裡般的吼叫聲：“我恨她！我要她死！讓她死去算了！馬上就死！讓她死去算了！” 馬爾采夫從沙發上躍起，在房間裡轉來轉去。
在“他的”半個大腦裡産生的思想和小尤拉的思想交織在一起。
“為什麼他們不把電影拍完呢？他們答應了的……” “我恨，讓她死掉……” “那個姑娘在哪兒呢？必須找到她，無論如何要找到……” “她甚至罵我是四腳爬蟲，對我百般挑剔……” “要找到她，送到那兒去，讓他們立即……” “沒有她我還要好過一些，讓她死了算了！” “快打藥吧，趁着現在還沒發作……” “讓她永遠消失，我打死她！” “趁着還沒發生最可怕的事，趁着我還沒殺人……” “我要她死去！” “最好我殺死那個姑娘，誰也不會知道，我就要殺死她……” “我殺死她！” “我就要殺死她！” 兩種聲音彙合在一起，變成一種頑固不化、義無反顧的号叫。
馬爾采夫渾身冒着冷汗，停住腳步。
他清楚該做什麼。
不管用什麼代價都要使這次發作解脫，不然一切都完了。
為此就要殺死母親或非常像她的女人。
在戈羅德能找到這種女人，殺死她就會換來解脫。
他，馬爾采夫在拍片的許多女人中親眼見過她。
隻要能找到她就行。
先要到攝影棚去找，那裡為他拍過兩部片子。
一切并不複雜…… 市長無可奈何地放下電話聽筒。
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人們拒絕他的提議。
其實，也不是明目張膽地拒絕。
無論電視台、電台，甚至市報對他提出采訪莫斯科偵查員的想法都持贊成态度，可是忽然出現了許許多多完全不可克服的困難，于是市長的建議也就無法實現了。
市長感到自己是個徹頭徹尾的大傻瓜。
因為一開始他還真的相信存在這些困難，而且熱心地提出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
但他越堅持自己的意見，越清楚不會有任何結果。
市長本是個聰明人，隻是易于輕信。
就其性格而言，他活像一頭大象。
即使長時間忍受侮辱，也不信是他人的惡意。
而一旦他被激怒，便把一切都掃蕩一空。
提出在電視台中播出或在報刊上發表市内犯罪情況的想法弄到如此荒誕的地步，對他近乎是一種蔑視。
于是，他召見主管政法部門的負責人列夫-米哈依洛維奇-列普金。
“列夫-米哈依洛維奇，請告訴我，我能否和我們的任何一個居民進行誠摯的談話？” “當然。
” “那麼，和從外地來這個城市的人呢？” “問題真新鮮！我們是個自由的國家，不禁止自由交往。
您具體指什麼人？” “是的，列夫-米哈依洛維奇，我有意會見莫斯科刑事偵查局的工作人員。
他出差來到我市，您能為我安排一下嗎？” “為什麼呢？” “難道我有義務向您說明嗎？”市長發火說，“您剛說過可以自由交往，不受限制。
我請您，列夫-米哈依洛維奇，找到這個人并安排我與他會面。
” “為什麼您不找您的助理呢？對他來說這更容易。
” “因為我的助理不知為什麼不願意安排這次會面，同時我也想弄清楚為什麼。
” “您知道，”列普金猶豫不決地說，“市内務處的領導不喜歡我們插手他們的事，而且我們應該和他們商議一下。
他們會把這看做向他們施加壓力，應該理解他們……” “尊敬的列夫-米哈依洛維奇，我同樣不喜歡别人插手幹涉我的事務和向我施加壓力。
我作為市長要實現我的思想，但有人妨礙我的事務，有人擋住我的路，而且企圖向我施加壓力，迫使我放棄自己的想法。
對此，我很反感。
因此，現在您或是把莫斯科的偵查員找來，而且要快，不講條件，或是正式向我表明您與擋在我路上的牆有直接關系，那就請您遞交辭職申請。
我說的還清楚吧？” “再清楚不過，”列普金嘲笑着說，“是誰保證您實現您的拿破侖式的計劃的呢？” “您想說什麼？”市長皺着眉頭問。
“我已經都說了，”列普金笑着說，“不要企圖摧毀石頭牆。
您隻能打壞自己的手，而牆照樣巋然不動。
聰明人應當利用牆，在它旁邊建個小屋，心安理得地生活在牆角之下。
” 列夫-米哈依洛維奇走了。
市長還久久地坐着，呆呆地望着窗外。
他似乎感到生命已到了盡頭。
” “今天您會有一個電話号碼。
再給您一部電話機，隻是您不用時，一定要取下來收在某個地方。
鈴聲的音量要開到最小。
幾點鐘可以給您打電話呢？” “差15分11點，那時我剛治療回來。
” “10點45分我給您打電話。
” 傑尼索夫送娜斯佳到汽車旁，道了晚安，才慢慢地回到房間。
是呀，我沒有看錯她。
如果她不行，還有誰能勝任呢？她多大年紀了？阿納托裡說她33歲。
當然不是小女孩了。
但看起來還是個女孩的樣子，誰都不會認真對待她——這正是她的一個秘密武器。
不，她的秘密武器是她的頭腦、記憶力、思辨性、邏輯性和判斷力。
而其餘的東西隻不過是一種僞裝，讓人不注意她的武器而已。
“真聰明，你怎麼這麼聰明呢！”傑尼索夫幾乎愛憐地想到。
尤裡-費多羅維奇-馬爾采夫蜷縮在自己“秘密的”住處的沙發上，兩手抱膝抵在胸前。
他剛看完一遍片子。
他一直害怕的時刻又出現了。
電影幾乎沒有用。
從上一次發作到現在過去了一個半月。
以後又怎麼辦呢？什麼時間才給他提供新的藥物呢？ “她，是個蠢貨，專門和我找茬。
”他想着。
馬爾采夫的性格出現了雙重性。
作為小尤拉的他越來越專橫武斷，但是如今馬爾采夫卻沒有力量抵擋。
從前他寄希望“藥物”給他力量，信心便産生在不可抗拒的效應中。
現在對抗小尤拉的力量再也沒有了。
“我，尤裡-費多羅維奇-馬爾采夫——學校的教導主任、英國語言和美國文學教師，我有妻子和快成年的女兒。
”他不知絮叨了多少次這番話，竭力淹沒一個對嚴格要求和監管的母親不滿和仇恨的8歲男孩的聲音。
馬爾采夫感到，他的大腦已被軟化，改變了形态，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比較小，是屬于他的；另一部分很大，是屬于小尤拉的。
天啊，太糟了，太糟了！ 他不再詛咒，緊緊地閉上眼睛。
刹那間他的頭腦中充滿了歇斯底裡般的吼叫聲：“我恨她！我要她死！讓她死去算了！馬上就死！讓她死去算了！” 馬爾采夫從沙發上躍起，在房間裡轉來轉去。
在“他的”半個大腦裡産生的思想和小尤拉的思想交織在一起。
“為什麼他們不把電影拍完呢？他們答應了的……” “我恨，讓她死掉……” “那個姑娘在哪兒呢？必須找到她，無論如何要找到……” “她甚至罵我是四腳爬蟲，對我百般挑剔……” “要找到她，送到那兒去，讓他們立即……” “沒有她我還要好過一些，讓她死了算了！” “快打藥吧，趁着現在還沒發作……” “讓她永遠消失，我打死她！” “趁着還沒發生最可怕的事，趁着我還沒殺人……” “我要她死去！” “最好我殺死那個姑娘，誰也不會知道，我就要殺死她……” “我殺死她！” “我就要殺死她！” 兩種聲音彙合在一起，變成一種頑固不化、義無反顧的号叫。
馬爾采夫渾身冒着冷汗，停住腳步。
他清楚該做什麼。
不管用什麼代價都要使這次發作解脫，不然一切都完了。
為此就要殺死母親或非常像她的女人。
在戈羅德能找到這種女人，殺死她就會換來解脫。
他，馬爾采夫在拍片的許多女人中親眼見過她。
隻要能找到她就行。
先要到攝影棚去找，那裡為他拍過兩部片子。
一切并不複雜…… 市長無可奈何地放下電話聽筒。
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人們拒絕他的提議。
其實，也不是明目張膽地拒絕。
無論電視台、電台，甚至市報對他提出采訪莫斯科偵查員的想法都持贊成态度，可是忽然出現了許許多多完全不可克服的困難，于是市長的建議也就無法實現了。
市長感到自己是個徹頭徹尾的大傻瓜。
因為一開始他還真的相信存在這些困難，而且熱心地提出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
但他越堅持自己的意見，越清楚不會有任何結果。
市長本是個聰明人，隻是易于輕信。
就其性格而言，他活像一頭大象。
即使長時間忍受侮辱，也不信是他人的惡意。
而一旦他被激怒，便把一切都掃蕩一空。
提出在電視台中播出或在報刊上發表市内犯罪情況的想法弄到如此荒誕的地步，對他近乎是一種蔑視。
于是，他召見主管政法部門的負責人列夫-米哈依洛維奇-列普金。
“列夫-米哈依洛維奇，請告訴我，我能否和我們的任何一個居民進行誠摯的談話？” “當然。
” “那麼，和從外地來這個城市的人呢？” “問題真新鮮！我們是個自由的國家，不禁止自由交往。
您具體指什麼人？” “是的，列夫-米哈依洛維奇，我有意會見莫斯科刑事偵查局的工作人員。
他出差來到我市，您能為我安排一下嗎？” “為什麼呢？” “難道我有義務向您說明嗎？”市長發火說，“您剛說過可以自由交往，不受限制。
我請您，列夫-米哈依洛維奇，找到這個人并安排我與他會面。
” “為什麼您不找您的助理呢？對他來說這更容易。
” “因為我的助理不知為什麼不願意安排這次會面，同時我也想弄清楚為什麼。
” “您知道，”列普金猶豫不決地說，“市内務處的領導不喜歡我們插手他們的事，而且我們應該和他們商議一下。
他們會把這看做向他們施加壓力，應該理解他們……” “尊敬的列夫-米哈依洛維奇，我同樣不喜歡别人插手幹涉我的事務和向我施加壓力。
我作為市長要實現我的思想，但有人妨礙我的事務，有人擋住我的路，而且企圖向我施加壓力，迫使我放棄自己的想法。
對此，我很反感。
因此，現在您或是把莫斯科的偵查員找來，而且要快，不講條件，或是正式向我表明您與擋在我路上的牆有直接關系，那就請您遞交辭職申請。
我說的還清楚吧？” “再清楚不過，”列普金嘲笑着說，“是誰保證您實現您的拿破侖式的計劃的呢？” “您想說什麼？”市長皺着眉頭問。
“我已經都說了，”列普金笑着說，“不要企圖摧毀石頭牆。
您隻能打壞自己的手，而牆照樣巋然不動。
聰明人應當利用牆，在它旁邊建個小屋，心安理得地生活在牆角之下。
” 列夫-米哈依洛維奇走了。
市長還久久地坐着，呆呆地望着窗外。
他似乎感到生命已到了盡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