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之上
關燈
小
中
大
，相戾相傷者也。
欲其相通，故為典禮以養其和平，為倫常以笃其恩愛；不欲相害，故以刑辟治其獄訟，以兵戎除其叛逆，欲使太和之理常在人心，太和之氣常在天下，充滿洋溢，上達乎天德，下達乎物類，而禮樂可興也。
禮樂者，三綱之規矩繩墨，九疇之門戶塗徑也。
三網不紊，九疇不刓，則人心皆正，嗜欲不熾，莊正齊肅，從容簡靜，而和氣盈于中矣。
又能宣人心和氣而使不郁，養人心和氣而使不戕，故其效也，馨香之德格于祖考，雨露之恩施及方外，莫非大和之所緻。
周之蔔世蔔年，豈不由此。
故為治者，一代之初宜事事與民休息，不可以禁暴鋤奸開苛察之門，惟以仁義為心，則風俗可厚，國脈可久。
晉帥以位相讓，而一國之民皆和，四鄰諸侯遂睦。
晉國以平，數世賴之。
商之末年，小民相為敵仇，卿士師師非度而大臣出奔，宗廟弗守，亂亡随之。
有國家者可使乖戾之風通于上下，以為無與治亂之數而若罔聞乎？蓋上有好善之慶，則下蒙其福；上萌不和之心，則下與其禍。
理之必然，無可逃者。
至于急務之事，宜就世所偏重，随事察之，觀其掣肘所在，定是何處。
若事事至此掣肘，不可舍此而别求急務。
如漢成帝時事事為王氏所礙，唐中葉以後事事為強藩宦豎所礙，魯自宣公以後事事為三桓所礙。
貴者執政，當觀時之所礙，若所礙牢不可破，更不必徘徊顧戀，即當納履去矣。
何也？以其不能第三代以上事業也。
故曰，為治之道在乎休息。
若慮豪強梗化，惟當重禮讓而尊賢哲，使教化大行，則豪強自斂。
故董子對策亦雲，教化以正人心，人心苟正，刑罰可省。
後世上下之間所以相馭者，法律而已矣。
法律刑名，正禮樂對壘之敵，此重則彼輕，此進則彼退。
先王以禮養人，欲其免于用法也。
然法以繩人，禮必自繩，故有位之人敢于持法，憚于循禮。
賢者在上，不過風裁齊物，未嘗謀及大體。
賢者在下，不過惶恐趨命，未嘗奮其學識。
不幸遇不賢，則以法懼人而求其貨，以貨事人而免其法，不恥無禮，不愧權谲，廢棄典型，姗笑正士。
其稍能潔白者，亦皆不自為政，不免胥史竊權、幕客鬻貨而成其否隔。
是以戕賊人生，敗壞人倫，愁苫相尋，怨怒并興，小則告讦日紛，大則寇攘并作。
其餘竊位固寵、徇私忘公者，皆自足于旦夕之間，而無複指擿，後生小子恬不知怪，所謂邪吏、弊政、僭令、薄民，四者并見，可比堯時四兇也。
若以禮義相尚，則鄰德而助信，何戾氣之有哉！ 敦信 天下之事取必于同，則僞者出矣。
一售其僞，則作者怠矣。
僞之一字，通于上下，則天下之亂可立而待。
君子知同之必僞，故不以君上之命責信從之虛名。
發言盈廷，莫執其咎，末季之風也；詢謀佥同，龜筮協從，盛世之典也。
是以緻治之道莫如敦信。
所謂信者，非直不背盟誓、不爽期會之謂也。
居心行政，有不可對匹夫者，非信也；承流宣化，有不可告君上者，非信也；賞善罰惡，有不可質鬼神者，非信也。
洗滌利欲之私，一動一靜皆為法度，使臣民有所依據，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所勸人者，身先行之；所禁人者，身先虔之。
上之于下有驺虞之仁，下之于上有死麕之貞，則可謂信矣。
易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言上亦有求，下亦有與，故君民自有相關之義。
不必供吾财賦，助吾禦侮，然後愛之也；不必撫我則後，虐我則仇，操潢池之戈，铤而走險，然後畏之也。
矯天下不善而歸于善，齊天下不一而歸于一，非曰既善既一之後吾可晏然享其成功，而免兢業之勤。
人皆憬然從吾政令而無刑辟之慘也，總是相關之義，自然至此爾。
雖以聖人立法，不能盡塞天下之奸，皆合衆人之欲，但取便國利事，察失立防，斯善政矣。
故聖賢論治，不輕變法，以為法行既久，上下相信，易以成功。
雖偶有流弊，其自然之理，常在人心。
故法有時弊而理未嘗弊，理有時湮而心未嘗湮。
但僅守其法，弊自可除。
雖以奸邪侮而玩之，而在廷有必争之臣，則猶可反正，蓋深人人心者不能湮滅而遂熸也。
若一朝從而革除，更賦新規，人心風俗又别是一局，得無數世之利，失則數世之害也。
孔子未嘗不欲變法也，所謂變者，反功利誇詐而之禮教信學，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業則無争心，各申其理則無怨心。
違義則罹法，行禮則蒙賞，罰順乎義，賞順乎義，焉有不服者哉？如高帝反秦人之風，霍光改武帝之行，不立變法之名，因民所欲，與以休息，使天下大勢默移于不言不動中，夫豈強人從己，震動天下以行其意見、就其功名也哉？後之變法者，行法是也，而寬猛不出于公正，則遠義矣；愛人是也，而厚薄不得其宜稱，則遠禮矣。
且學術淺陋，心志頗僻，非真有良法以革敝政也，亦非如商鞅變秦、管仲變齊，舍繁重而從簡捷，厭遠圖而趨近功也。
不過奸吏欲壞已成之法以遂陰私，先為猖狂之說竦動人情、擾亂人心，使倥偬危惙、驚駭顧盼。
重足一迹，道路以目，而不暇诘其短長、指其瑕罅，雖有大禍，不卬自恤，此非兩觀之誅不能禁也。
大凡以變法進者，不待觀其成敗，但舉事之初，如商鞅折盈廷之論，安石樹舉朝之幟，使寮采不和，上下不親，固可蔔其終必有害而亟弭其端，斯不傷元氣矣。
若會昌翻開成之案，元佑埽豐熙之迹，一時矯偏則有之，終不可經久，故君子無取焉。
春秋之義，名從主人者，本其所自始也；物從中國者，以義禮裁制之也。
雖有聖主，不能奪人所自始；雖雲天性，不可不受裁于法。
故發此二義以明治人治物之道，非直為一名一物也。
法可輕變哉？ 名器 堯舜禹湯垂拱而視天民之阜，桀纣幽厲安坐而視天之民死，此無他，禮之存亡而已矣。
君子讓下，小人事上，是謂有禮，有禮則治；上人陵下，下人伐上，是謂無禮，無禮則亂。
夫名器者，禮之所托以長存也。
公卿、大夫、士庶、輿台、阜隸、牧圉各有勝人之心，各緻争勝之力，聖人使之安其職業，當其名實，名以命之，器以旌之，尊卑上下，賢愚清濁，各當其所。
會見有朝廷之上不争升降，鄉曲之間不争隆薄，而幹戈驟動，獄訟繁興，盜賊竊發者乎？故奸人利改制度，制度改則政令紛而易于藏奸；亂人利無等級，等級去則人類混而易于俯陷。
一哄之市，必立之平，防其奸也；袵席之上，讓而坐下，防其亂也。
人事尊卑不亂則天道陰陽不逆，人主與萬民皆蒙福佑。
故名器者，天下所欲共尊也，苟不自賤，誰敢賤之？或以私佞幸則賤矣，以私宮闱則賤矣，以易貨賄則賤矣。
出于己者甚賤，人亦從而賤之，得之不以為榮。
用其器者甚輕，則主其器考人亦從而輕之，謂可攘而取也，此夷王所以下堂而見，成周所以陵替而微也。
不獨此也，文德為君子而設，武備為小人而設也。
爵賞旌諸朝，宅裡旌其家，名器旌其身，皆所以待君子也。
小人危則謀亂，安則思欲，故有弓矢甲兵以誅其叛，有邱甸井裡以防其奸，有刑戮囹圄以繩其陵犯，此專為小人設也。
治天下者必君子之道治之，則有無限公正仁義之事相因而出，積而為三代之直道。
苟概以小人待之，必有無限暴惡奸宄之事相因而出，積而為秦隋之末俗。
聖賢所以偃武修文，不欲倒用，以釀天下之亂也。
至于廪祿所以養廉，尤不宜愛惜。
蓋有德之人非有奢望于世也，得其所當得之禀饩則亦足以養矣，膺其所當受之典章則亦足以勸矣。
故祿以養廉，章服以勸善，人君待天下賢士止于如此，此外雖欲隆厚賢者，亦将辭讓而不敢受。
若賤名器而惜廪祿，簡俊造而寬恩幸，于所當得刓而弗與，所不當授濫而不戢，俾賢者卷懷而去，而貪叨掊克厭其溪壑，帑藏山積，金穴萬仞，顧視锱铢之饩，給半通之銀黃，不啻鴻毛之輕、升鬥之微，不能系屬人心矣。
漢之順帝減官吏奉、借王侯租、貸戶口錢以供軍國之費，而内庭嬖幸耗其大半，徒使史官書之、後世诮之，謂忘艱難而效辟惑也。
若夫制治之本，尤在君心。
君心精白則和惠可親，宮府一體。
無論在上在下，胸中皆有所敬畏而不敢肆，體中皆有檢束而不敢放，耳目之前皆有所持循而不可離，日用之間皆有所懲戒而不可犯。
以此助流政教，則至治之道也。
若道德不充其内，則志氣昏惰，嗜欲流行矣；義理不明于世，則陰陽易位，天地倒置矣；法令不行于下，則奸邪得志，疆圉不靜矣；禮義不重于朝，則讒說殄行，忠信蒙難矣；制度不謹于俗，則物力窮屈，盜賊公行矣。
時已至此，居官以墨敗而人不恥，上下為奸利而誅不行，天下之患孰大于是？所以人主兢業之心與明斷之才最不可少。
凡端扆之學、輔弼之谟、谏诤之力、左右史之書，皆以助其兢業與明斷，其在春秋之義，諱大惡不諱小惡，亦此道也。
有王者起，意欲治人，必先自治。
己無大惡，然後可正人之大惡。
故臣子之義當諱其不可告人者而勸以側身修行，所為皆可以治人，使其君為治世之君，與堯舜比德。
至于利心不戢，舉動無常，喜怒失中，黜陟乖方，猶在過誤之列，可以速改。
故亟書之，欲其知所懲戒而不必諱，以為大節未虧猶可起而正人之大惡，其王道固在也。
若在四鄰之國，于義已疏，姑正其大體大綱，以存達道于天下，不苛責細微，傷吾忠厚，是以大惡書小惡不書也，此洽己治人詳略寬嚴之别也。
去害 凡害治最甚者，莫如與民争利。
放利之事亦多端矣，大略可數者：有司通問遺，一也；倚公求取，二也；吏為商賈，三也；地方物産賦于下以販賣，四也；鬻爵，五也；通暮夜金，六也；多罰锾，七也；迫脅下僚，八也；破壞富家，九也；恃通顯而請求無厭，十也。
此十端者皆乘富貴資力與民争利者也。
董子對法天稽古，其說甚大，而要指則曰，食祿之家不與民争利。
大學一書論治平事極備，乃舉孟獻子不察雞豚、不畜牛羊以終篇，誠見治道之壤，無如在位之人莫不好利，至治之興，無若屏除好利之風以安民生也。
故王者為治必先去人求利之心。
漢之初年，天子不能具鈞驷，将相或乘牛車，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
高帝立法，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市井子孫不得仕宦為吏，蓋貴廉惡貪如是其嚴。
是以人皆力作治生，吏皆奉法愛民，蕭何不治垣屋，曹參貴清靜而民自定。
自高祖至交景數十年間，民間逸樂，風俗淳厚，馴緻刑措不用，稱隆盛焉。
當此之時，王侯将相之家，豈有僮仆被文繡，犬馬餘粟肉，一食萬錢猶雲無可下箸者？從宦歸家，豈有資裝徧路車轝駝馬負重什襲，絡繹數百裡間，填塞旅舍，頓勤間左者？大府胥吏，
欲其相通，故為典禮以養其和平，為倫常以笃其恩愛；不欲相害，故以刑辟治其獄訟，以兵戎除其叛逆，欲使太和之理常在人心，太和之氣常在天下，充滿洋溢，上達乎天德，下達乎物類，而禮樂可興也。
禮樂者，三綱之規矩繩墨，九疇之門戶塗徑也。
三網不紊，九疇不刓，則人心皆正，嗜欲不熾，莊正齊肅，從容簡靜，而和氣盈于中矣。
又能宣人心和氣而使不郁，養人心和氣而使不戕，故其效也，馨香之德格于祖考，雨露之恩施及方外，莫非大和之所緻。
周之蔔世蔔年，豈不由此。
故為治者，一代之初宜事事與民休息，不可以禁暴鋤奸開苛察之門，惟以仁義為心，則風俗可厚，國脈可久。
晉帥以位相讓，而一國之民皆和，四鄰諸侯遂睦。
晉國以平，數世賴之。
商之末年，小民相為敵仇，卿士師師非度而大臣出奔，宗廟弗守，亂亡随之。
有國家者可使乖戾之風通于上下，以為無與治亂之數而若罔聞乎？蓋上有好善之慶，則下蒙其福；上萌不和之心，則下與其禍。
理之必然，無可逃者。
至于急務之事，宜就世所偏重，随事察之，觀其掣肘所在，定是何處。
若事事至此掣肘，不可舍此而别求急務。
如漢成帝時事事為王氏所礙，唐中葉以後事事為強藩宦豎所礙，魯自宣公以後事事為三桓所礙。
貴者執政，當觀時之所礙，若所礙牢不可破，更不必徘徊顧戀，即當納履去矣。
何也？以其不能第三代以上事業也。
故曰，為治之道在乎休息。
若慮豪強梗化，惟當重禮讓而尊賢哲，使教化大行，則豪強自斂。
故董子對策亦雲，教化以正人心，人心苟正，刑罰可省。
後世上下之間所以相馭者，法律而已矣。
法律刑名，正禮樂對壘之敵，此重則彼輕，此進則彼退。
先王以禮養人，欲其免于用法也。
然法以繩人，禮必自繩，故有位之人敢于持法，憚于循禮。
賢者在上，不過風裁齊物，未嘗謀及大體。
賢者在下，不過惶恐趨命，未嘗奮其學識。
不幸遇不賢，則以法懼人而求其貨，以貨事人而免其法，不恥無禮，不愧權谲，廢棄典型，姗笑正士。
其稍能潔白者，亦皆不自為政，不免胥史竊權、幕客鬻貨而成其否隔。
是以戕賊人生，敗壞人倫，愁苫相尋，怨怒并興，小則告讦日紛，大則寇攘并作。
其餘竊位固寵、徇私忘公者，皆自足于旦夕之間，而無複指擿，後生小子恬不知怪，所謂邪吏、弊政、僭令、薄民，四者并見，可比堯時四兇也。
若以禮義相尚，則鄰德而助信，何戾氣之有哉！ 敦信 天下之事取必于同，則僞者出矣。
一售其僞，則作者怠矣。
僞之一字，通于上下，則天下之亂可立而待。
君子知同之必僞，故不以君上之命責信從之虛名。
發言盈廷，莫執其咎，末季之風也；詢謀佥同，龜筮協從，盛世之典也。
是以緻治之道莫如敦信。
所謂信者，非直不背盟誓、不爽期會之謂也。
居心行政，有不可對匹夫者，非信也；承流宣化，有不可告君上者，非信也；賞善罰惡，有不可質鬼神者，非信也。
洗滌利欲之私，一動一靜皆為法度，使臣民有所依據，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所勸人者，身先行之；所禁人者，身先虔之。
上之于下有驺虞之仁，下之于上有死麕之貞，則可謂信矣。
易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言上亦有求，下亦有與，故君民自有相關之義。
不必供吾财賦，助吾禦侮，然後愛之也；不必撫我則後，虐我則仇，操潢池之戈，铤而走險，然後畏之也。
矯天下不善而歸于善，齊天下不一而歸于一，非曰既善既一之後吾可晏然享其成功，而免兢業之勤。
人皆憬然從吾政令而無刑辟之慘也，總是相關之義，自然至此爾。
雖以聖人立法，不能盡塞天下之奸，皆合衆人之欲，但取便國利事，察失立防，斯善政矣。
故聖賢論治，不輕變法，以為法行既久，上下相信，易以成功。
雖偶有流弊，其自然之理，常在人心。
故法有時弊而理未嘗弊，理有時湮而心未嘗湮。
但僅守其法，弊自可除。
雖以奸邪侮而玩之，而在廷有必争之臣，則猶可反正，蓋深人人心者不能湮滅而遂熸也。
若一朝從而革除，更賦新規，人心風俗又别是一局，得無數世之利，失則數世之害也。
孔子未嘗不欲變法也，所謂變者，反功利誇詐而之禮教信學，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業則無争心，各申其理則無怨心。
違義則罹法，行禮則蒙賞，罰順乎義，賞順乎義，焉有不服者哉？如高帝反秦人之風，霍光改武帝之行，不立變法之名，因民所欲，與以休息，使天下大勢默移于不言不動中，夫豈強人從己，震動天下以行其意見、就其功名也哉？後之變法者，行法是也，而寬猛不出于公正，則遠義矣；愛人是也，而厚薄不得其宜稱，則遠禮矣。
且學術淺陋，心志頗僻，非真有良法以革敝政也，亦非如商鞅變秦、管仲變齊，舍繁重而從簡捷，厭遠圖而趨近功也。
不過奸吏欲壞已成之法以遂陰私，先為猖狂之說竦動人情、擾亂人心，使倥偬危惙、驚駭顧盼。
重足一迹，道路以目，而不暇诘其短長、指其瑕罅，雖有大禍，不卬自恤，此非兩觀之誅不能禁也。
大凡以變法進者，不待觀其成敗，但舉事之初，如商鞅折盈廷之論，安石樹舉朝之幟，使寮采不和，上下不親，固可蔔其終必有害而亟弭其端，斯不傷元氣矣。
若會昌翻開成之案，元佑埽豐熙之迹，一時矯偏則有之，終不可經久，故君子無取焉。
春秋之義，名從主人者，本其所自始也；物從中國者，以義禮裁制之也。
雖有聖主，不能奪人所自始；雖雲天性，不可不受裁于法。
故發此二義以明治人治物之道，非直為一名一物也。
法可輕變哉？ 名器 堯舜禹湯垂拱而視天民之阜，桀纣幽厲安坐而視天之民死，此無他，禮之存亡而已矣。
君子讓下，小人事上，是謂有禮，有禮則治；上人陵下，下人伐上，是謂無禮，無禮則亂。
夫名器者，禮之所托以長存也。
公卿、大夫、士庶、輿台、阜隸、牧圉各有勝人之心，各緻争勝之力，聖人使之安其職業，當其名實，名以命之，器以旌之，尊卑上下，賢愚清濁，各當其所。
會見有朝廷之上不争升降，鄉曲之間不争隆薄，而幹戈驟動，獄訟繁興，盜賊竊發者乎？故奸人利改制度，制度改則政令紛而易于藏奸；亂人利無等級，等級去則人類混而易于俯陷。
一哄之市，必立之平，防其奸也；袵席之上，讓而坐下，防其亂也。
人事尊卑不亂則天道陰陽不逆，人主與萬民皆蒙福佑。
故名器者，天下所欲共尊也，苟不自賤，誰敢賤之？或以私佞幸則賤矣，以私宮闱則賤矣，以易貨賄則賤矣。
出于己者甚賤，人亦從而賤之，得之不以為榮。
用其器者甚輕，則主其器考人亦從而輕之，謂可攘而取也，此夷王所以下堂而見，成周所以陵替而微也。
不獨此也，文德為君子而設，武備為小人而設也。
爵賞旌諸朝，宅裡旌其家，名器旌其身，皆所以待君子也。
小人危則謀亂，安則思欲，故有弓矢甲兵以誅其叛，有邱甸井裡以防其奸，有刑戮囹圄以繩其陵犯，此專為小人設也。
治天下者必君子之道治之，則有無限公正仁義之事相因而出，積而為三代之直道。
苟概以小人待之，必有無限暴惡奸宄之事相因而出，積而為秦隋之末俗。
聖賢所以偃武修文，不欲倒用，以釀天下之亂也。
至于廪祿所以養廉，尤不宜愛惜。
蓋有德之人非有奢望于世也，得其所當得之禀饩則亦足以養矣，膺其所當受之典章則亦足以勸矣。
故祿以養廉，章服以勸善，人君待天下賢士止于如此，此外雖欲隆厚賢者，亦将辭讓而不敢受。
若賤名器而惜廪祿，簡俊造而寬恩幸，于所當得刓而弗與，所不當授濫而不戢，俾賢者卷懷而去，而貪叨掊克厭其溪壑，帑藏山積，金穴萬仞，顧視锱铢之饩，給半通之銀黃，不啻鴻毛之輕、升鬥之微，不能系屬人心矣。
漢之順帝減官吏奉、借王侯租、貸戶口錢以供軍國之費，而内庭嬖幸耗其大半，徒使史官書之、後世诮之，謂忘艱難而效辟惑也。
若夫制治之本，尤在君心。
君心精白則和惠可親，宮府一體。
無論在上在下，胸中皆有所敬畏而不敢肆，體中皆有檢束而不敢放，耳目之前皆有所持循而不可離，日用之間皆有所懲戒而不可犯。
以此助流政教，則至治之道也。
若道德不充其内，則志氣昏惰，嗜欲流行矣；義理不明于世，則陰陽易位，天地倒置矣；法令不行于下，則奸邪得志，疆圉不靜矣；禮義不重于朝，則讒說殄行，忠信蒙難矣；制度不謹于俗，則物力窮屈，盜賊公行矣。
時已至此，居官以墨敗而人不恥，上下為奸利而誅不行，天下之患孰大于是？所以人主兢業之心與明斷之才最不可少。
凡端扆之學、輔弼之谟、谏诤之力、左右史之書，皆以助其兢業與明斷，其在春秋之義，諱大惡不諱小惡，亦此道也。
有王者起，意欲治人，必先自治。
己無大惡，然後可正人之大惡。
故臣子之義當諱其不可告人者而勸以側身修行，所為皆可以治人，使其君為治世之君，與堯舜比德。
至于利心不戢，舉動無常，喜怒失中，黜陟乖方，猶在過誤之列，可以速改。
故亟書之，欲其知所懲戒而不必諱，以為大節未虧猶可起而正人之大惡，其王道固在也。
若在四鄰之國，于義已疏，姑正其大體大綱，以存達道于天下，不苛責細微，傷吾忠厚，是以大惡書小惡不書也，此洽己治人詳略寬嚴之别也。
去害 凡害治最甚者，莫如與民争利。
放利之事亦多端矣，大略可數者：有司通問遺，一也；倚公求取，二也；吏為商賈，三也；地方物産賦于下以販賣，四也；鬻爵，五也；通暮夜金，六也；多罰锾，七也；迫脅下僚，八也；破壞富家，九也；恃通顯而請求無厭，十也。
此十端者皆乘富貴資力與民争利者也。
董子對法天稽古，其說甚大，而要指則曰，食祿之家不與民争利。
大學一書論治平事極備，乃舉孟獻子不察雞豚、不畜牛羊以終篇，誠見治道之壤，無如在位之人莫不好利，至治之興，無若屏除好利之風以安民生也。
故王者為治必先去人求利之心。
漢之初年，天子不能具鈞驷，将相或乘牛車，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
高帝立法，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市井子孫不得仕宦為吏，蓋貴廉惡貪如是其嚴。
是以人皆力作治生，吏皆奉法愛民，蕭何不治垣屋，曹參貴清靜而民自定。
自高祖至交景數十年間，民間逸樂，風俗淳厚，馴緻刑措不用，稱隆盛焉。
當此之時，王侯将相之家，豈有僮仆被文繡，犬馬餘粟肉，一食萬錢猶雲無可下箸者？從宦歸家，豈有資裝徧路車轝駝馬負重什襲，絡繹數百裡間，填塞旅舍，頓勤間左者？大府胥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