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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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之可否存乎天下，無所容吾私也。
大小夏侯皆以經學教授，彼此相非，勝之非建則曰章句小儒，破碎大道。
建亦非勝為學疏略，難以應敵。
二人之論幾難折衷，然以窮理洽務為心，則志在應敵，所以破碎大道也。
鮑宣經學甚明，史家稱其谏章少文多質，此豈應敵之謂？聖王既沒，詩書禮樂之指皆成絕響，悉緣應敵之說誤之。
文中子不欲斯道之絶，故取後代文詞續前代典訓，其意欲使前王之道不絕于後世，後世之義理皆可續前王統緒也。
紛紛論其僭拟，擿其同異，何益世道人心乎？ 史籍 作史必有定法。
周之史法，周公所制以頒天下同文之國。
使書于策者無不鄭重雅馴。
蓋周公思三王以施四事，因聖王而定史法。
周公之法，即堯舜之道也。
幽平以後為史官者，褒貶勸戒不昭明，赴告策書違舊章。
孔子樂堯舜之道而欲措諸實事，因當代史書着其是非，舉周公之制而申儆之，使三百四十年之紀載一遵周公之法，文有害于教者改而正之，事有畔于義者貶而責之、誅而絕之，雖屬辭有文有質，叙事有詳有略，苟非有害大義，皆因舊編，不必更易。
故其為法直而不顯，諱而不盈。
直而不顯者，以義斥其事，不必顯設于文。
後人因文求義，則其事亦明。
諱而不盈者，畔道之人工于匿迹，猶必不能掩志史之所書，諱其迹而着其志，後人因志以察迹，則向之所諱，原未嘗掩其實，故曰不盈也。
所以有阙文，有微詞。
阙文者，舊史阙誤不複補綴改正，恐拟度意指而失當時本質，則為舛為訛，後人據其舛且訛者為正義，則所害多矣，故于所不知甯阙如也。
微詞者本為逆事，委曲其詞，以從順理，以為臣子之義，固當諱尊隆恩，掩君父不善之迹，但使順理不滅，雖人以曲文見責，猶未失大順之義，不以激烈之空言觸權貴之怒、嬰直言之戮，則人不以行義為殺身之具，亦可保全大義，使不沒于人心。
蓋多方以存周公之法而不使中絕也，故其書可以制治未亂，又能撥亂反正，貫通百王，生成萬物，輿日月并而不息也。
後之史書既無定例，例亦不如周公言事不言道，是以入雜伯之路。
言人不言天，是以違天地之心。
論理不主于善，不協于一，故是非可否皆不純粹，叙事大小錯亂，真僞糾紛，先後舛午，賓主易位，雅俗雜沓。
或言其始不言其終，察其一不通其類，以此窒彼，以彼戾此，靡所歸宿。
折衷史法，日下又何疑焉？夫古之君子，能詳一身一家之事，而于一代之事缺略不備者猶抱恨以終其身，張衡之于漢儀是也。
漢家六世而有史書，私作本紀，非奉命供職。
班固因之，幾受私修國史之禍。
既受诏，許成其書，猶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而後就，故西漢之史遂能遠絕後世。
東觀以來，以史館叢文士，其法漸替。
陳壽甚有史才，而遷、固以記繁志寡專美于前，故壽亦慕之，不盡其才。
範甯能得春秋之意，而向、歆棄經任傳既有成法，故甯亦仿之，未盡其意。
史所以翼經，而作史者多不本于經，其害使人信史而疑經。
記傳所以證史，而記事者多取不經之說，其害使人信非經而疑正史。
皆信道未笃，辯博是務也。
故帝王世紀其說甚多，班氏作律暦獨引郯子之言為征，以其見諸經傳，為可信從。
故知作史之法必本于經，鄭氏說詩亦先譜列侯世家而後及篇什，蓋變風多裡巷之事、兒婦人之言，若不本諸國事，不可入經。
是以說經之法必本于傳，此皆古人敬慎立言之微旨也。
夫聖人删詩，必使善惡并存。
其作易也，亦必吉兇同列。
蓋使人去彼就此，由此避彼也。
況史籍之書所以繼往開來，世代不能無治亂，君舉不能無得失，猶山川不能無險阻，晝夜不能無明晦。
若為善之事則詳，為惡之事則略，是古今不相續，而人世有斷絕矣。
人君惡史氏之不諱，故置總裁官以蓋藏其惡，又時時觀史以箝制其直詞，既無古來列國皆有史書之例以相塞考，故柱下之史不過頌美稱德，蓋有不入學人之目者，以其嘉言懿行雖多，而誠實不足也。
所以易世之後，遂以史籍為可有可無之書，而前代之史絕不屬意，然則史事不幾絕哉？且讀史之法亦不可不講也，夫載事之書容有過其實者，讀者當識其意而已。
凡大體之得失，所以昭勸戒于來世，他若制度原委，處事方略，财賦盈縮，用兵勝敗，有守正可久者，有行權應變者。
守其常而通其變，則經權皆能盡善；逐于變而棄其常，則成敗皆必有損。
是皆益人才智者也。
更有智數險詐之事，亦一時風氣所為，又有雖無名位而其人亦能間大事成敗，造禍福端倪，有世道之責者或駕馭之，或防閑之，不使逸于檢柙以害吾成，亦不可遺漏也。
故讀史者必深識三才去就之理以決治亂得失，當知治亂因乎得失而治亂之源流不盡在得失中。
有小事無失而所壞乃在大事者，不可不知也。
又當知是非決于邪正，而人品之邪正亦不盡在是非中，惟當以邪正定人品，不可以是非定邪正也。
不當抽出書中一事一句正其是非，議其疏密，遂欲翻前人之案而自處匏瓜之系。
又不當辄徇己見，偶值吾之所憎，因而憎及前人；偶值吾之所善，因而善及前人。
不思吾所是非未能盡符五經之指，即不能契合聖賢之心，雖意在勸戒，而大指已乖，勸戒皆謬也。
總之閱一史畢，然後更讀一史，此許魯齋之法。
秦人罷侯置守而史亦廢，此程子之論唐時。
事事覆車，代代冰鑒，此朱子之說。
管讀史關鍵也。
班氏漢書小序是非純正，去取分明，每章不過數言，而治亂之形，賢否之迹，若布碁局而指白黑，常誦述及，此亦可知為政之大綱，立身之先務。
左氏一書，隐桓之際傳聞多略，而臧氏、展氏頗載其事。
蓋臧有文仲，展有柳季，其家必各有紀載，故左氏有所據以立傳，此家乘之益也。
野史之作，非夫人而作之也，必身在朝列，可以得政事之詳，又藏書甚多，參考古今立言之準，又讀書有法，不以偏霸小術閑廁正道，然後可以補金匮石室之遺，此野史法也。
太史公不好儒衛，故傳董仲舒甚略。
班氏美其尊孔子黜百家，故錄其著作甚詳，此二家學術之别也。
公孫弘、蔔式皆見诋于司馬，而班氏猶為之表章，蓋事久論定輿。
并時而生者，愛憎自不同，孔子作春秋，定哀之際其辭微，猶書其事也。
王通作元經，褒貶不及仁壽，則不敢筆削本朝之事矣。
此又先後事勢之别也。
論著 天地之道非文不宣，猶玉不可不琢，皮不可去毛。
故陰陽相錯之謂反，物我相交之謂文。
入則有夫婦，出恥有友朋。
位有君臣，體有左右。
大小夏侯皆以經學教授，彼此相非，勝之非建則曰章句小儒，破碎大道。
建亦非勝為學疏略，難以應敵。
二人之論幾難折衷，然以窮理洽務為心，則志在應敵，所以破碎大道也。
鮑宣經學甚明，史家稱其谏章少文多質，此豈應敵之謂？聖王既沒，詩書禮樂之指皆成絕響，悉緣應敵之說誤之。
文中子不欲斯道之絶，故取後代文詞續前代典訓，其意欲使前王之道不絕于後世，後世之義理皆可續前王統緒也。
紛紛論其僭拟，擿其同異，何益世道人心乎？ 史籍 作史必有定法。
周之史法，周公所制以頒天下同文之國。
使書于策者無不鄭重雅馴。
蓋周公思三王以施四事，因聖王而定史法。
周公之法，即堯舜之道也。
幽平以後為史官者，褒貶勸戒不昭明，赴告策書違舊章。
孔子樂堯舜之道而欲措諸實事，因當代史書着其是非，舉周公之制而申儆之，使三百四十年之紀載一遵周公之法，文有害于教者改而正之，事有畔于義者貶而責之、誅而絕之，雖屬辭有文有質，叙事有詳有略，苟非有害大義，皆因舊編，不必更易。
故其為法直而不顯，諱而不盈。
直而不顯者，以義斥其事，不必顯設于文。
後人因文求義，則其事亦明。
諱而不盈者，畔道之人工于匿迹，猶必不能掩志史之所書，諱其迹而着其志，後人因志以察迹，則向之所諱，原未嘗掩其實，故曰不盈也。
所以有阙文，有微詞。
阙文者，舊史阙誤不複補綴改正，恐拟度意指而失當時本質，則為舛為訛，後人據其舛且訛者為正義，則所害多矣，故于所不知甯阙如也。
微詞者本為逆事，委曲其詞，以從順理，以為臣子之義，固當諱尊隆恩，掩君父不善之迹，但使順理不滅，雖人以曲文見責，猶未失大順之義，不以激烈之空言觸權貴之怒、嬰直言之戮，則人不以行義為殺身之具，亦可保全大義，使不沒于人心。
蓋多方以存周公之法而不使中絕也，故其書可以制治未亂，又能撥亂反正，貫通百王，生成萬物，輿日月并而不息也。
後之史書既無定例，例亦不如周公言事不言道，是以入雜伯之路。
言人不言天，是以違天地之心。
論理不主于善，不協于一，故是非可否皆不純粹，叙事大小錯亂，真僞糾紛，先後舛午，賓主易位，雅俗雜沓。
或言其始不言其終，察其一不通其類，以此窒彼，以彼戾此，靡所歸宿。
折衷史法，日下又何疑焉？夫古之君子，能詳一身一家之事，而于一代之事缺略不備者猶抱恨以終其身，張衡之于漢儀是也。
漢家六世而有史書，私作本紀，非奉命供職。
班固因之，幾受私修國史之禍。
既受诏，許成其書，猶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而後就，故西漢之史遂能遠絕後世。
東觀以來，以史館叢文士，其法漸替。
陳壽甚有史才，而遷、固以記繁志寡專美于前，故壽亦慕之，不盡其才。
範甯能得春秋之意，而向、歆棄經任傳既有成法，故甯亦仿之，未盡其意。
史所以翼經，而作史者多不本于經，其害使人信史而疑經。
記傳所以證史，而記事者多取不經之說，其害使人信非經而疑正史。
皆信道未笃，辯博是務也。
故帝王世紀其說甚多，班氏作律暦獨引郯子之言為征，以其見諸經傳，為可信從。
故知作史之法必本于經，鄭氏說詩亦先譜列侯世家而後及篇什，蓋變風多裡巷之事、兒婦人之言，若不本諸國事，不可入經。
是以說經之法必本于傳，此皆古人敬慎立言之微旨也。
夫聖人删詩，必使善惡并存。
其作易也，亦必吉兇同列。
蓋使人去彼就此，由此避彼也。
況史籍之書所以繼往開來，世代不能無治亂，君舉不能無得失，猶山川不能無險阻，晝夜不能無明晦。
若為善之事則詳，為惡之事則略，是古今不相續，而人世有斷絕矣。
人君惡史氏之不諱，故置總裁官以蓋藏其惡，又時時觀史以箝制其直詞，既無古來列國皆有史書之例以相塞考，故柱下之史不過頌美稱德，蓋有不入學人之目者，以其嘉言懿行雖多，而誠實不足也。
所以易世之後，遂以史籍為可有可無之書，而前代之史絕不屬意，然則史事不幾絕哉？且讀史之法亦不可不講也，夫載事之書容有過其實者，讀者當識其意而已。
凡大體之得失，所以昭勸戒于來世，他若制度原委，處事方略，财賦盈縮，用兵勝敗，有守正可久者，有行權應變者。
守其常而通其變，則經權皆能盡善；逐于變而棄其常，則成敗皆必有損。
是皆益人才智者也。
更有智數險詐之事，亦一時風氣所為，又有雖無名位而其人亦能間大事成敗，造禍福端倪，有世道之責者或駕馭之，或防閑之，不使逸于檢柙以害吾成，亦不可遺漏也。
故讀史者必深識三才去就之理以決治亂得失，當知治亂因乎得失而治亂之源流不盡在得失中。
有小事無失而所壞乃在大事者，不可不知也。
又當知是非決于邪正，而人品之邪正亦不盡在是非中，惟當以邪正定人品，不可以是非定邪正也。
不當抽出書中一事一句正其是非，議其疏密，遂欲翻前人之案而自處匏瓜之系。
又不當辄徇己見，偶值吾之所憎，因而憎及前人；偶值吾之所善，因而善及前人。
不思吾所是非未能盡符五經之指，即不能契合聖賢之心，雖意在勸戒，而大指已乖，勸戒皆謬也。
總之閱一史畢，然後更讀一史，此許魯齋之法。
秦人罷侯置守而史亦廢，此程子之論唐時。
事事覆車，代代冰鑒，此朱子之說。
管讀史關鍵也。
班氏漢書小序是非純正，去取分明，每章不過數言，而治亂之形，賢否之迹，若布碁局而指白黑，常誦述及，此亦可知為政之大綱，立身之先務。
左氏一書，隐桓之際傳聞多略，而臧氏、展氏頗載其事。
蓋臧有文仲，展有柳季，其家必各有紀載，故左氏有所據以立傳，此家乘之益也。
野史之作，非夫人而作之也，必身在朝列，可以得政事之詳，又藏書甚多，參考古今立言之準，又讀書有法，不以偏霸小術閑廁正道，然後可以補金匮石室之遺，此野史法也。
太史公不好儒衛，故傳董仲舒甚略。
班氏美其尊孔子黜百家，故錄其著作甚詳，此二家學術之别也。
公孫弘、蔔式皆見诋于司馬，而班氏猶為之表章，蓋事久論定輿。
并時而生者，愛憎自不同，孔子作春秋，定哀之際其辭微，猶書其事也。
王通作元經，褒貶不及仁壽，則不敢筆削本朝之事矣。
此又先後事勢之别也。
論著 天地之道非文不宣，猶玉不可不琢，皮不可去毛。
故陰陽相錯之謂反，物我相交之謂文。
入則有夫婦，出恥有友朋。
位有君臣，體有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