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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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之言以緻失古人之實也！
○文武周公通考
經傳之文有兼言文、武者，有莫知其為文王事武王事者，亦有文、武之事與周公相屬者。
不可強斷而分系之。
今通列之於此。
允文文王，克開厥後。
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詩周頌》）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書西伯戗黎） △戡黎之西伯未可指定 《尚書大傳》言“西伯<今戈>（戡同）耆，纣囚之牖裡。
”《史記周本紀》稱“文王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殷之祖伊懼，以告纣。
”則是所謂耆者即《商書》之黎，前以戡黎為文王事也。
蔡氏《書傳》雲：“或曰：‘西伯，武王也。
’《史記》嘗載纣使膠鬲觀兵，膠鬲問之曰：‘西伯何為而來？’則武王亦繼文王為西伯矣。
”金氏《通監前編》雲：“觀祖伊之言曰，‘天既訖我殷命’，‘殷之即喪’，則是時殷已阽危，亡無日矣，其非文王也明矣。
”《綱目前編》因之，遂系之於武王觀兵之日。
餘按：黎近殷土，則以為武王者近是；而文王既未稱王，則武王自當仍稱西伯。
但傳記皆無明文，亦未敢決為武王之事。
至《綱目前編》以此事為即《史記》之觀兵於孟津，則亦未合。
何者？黎在東山，孟津在南河，戡黎不必由盂津渡河也。
黎近朝歌，在孟津之東北數百餘裡，亦不得謂至孟津而還師也。
戡黎觀兵，當是兩事恐不容合以為一也。
故今統載之於《文武篇》中，甯阙其所不知，不敢誤也。
【附錄】“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伯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
” （《論語微子篇》） △八士氏族未詳 或以八士為南宮氏，伯适為南宮括，其說近是。
然經傳未有明文。
故附錄於此。
【附論】“于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夫子焉不學！’”（《論語子張篇》） △文、武不可歧視 自漢以來，學者多稱文王而毀武王，其意以為文與武若黑白之判然也。
餘觀聖門論列，則多以文、武并稱，未有歧而視之者，然則是文、武無二道也。
惟《孟子》書多稱文王，蓋武王之道即文王之道，言文則足以兼武，猶言伯夷而不及叔齊也。
故文王之與武王，其德有高下，其道無異同。
故今於《通考》錄此章，以見學者於古聖人不可妄有所低昂也。
“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
”（《孟子》） “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
”（《孟子》） △滅國五十非一時事 按：伐纣為武王時事，伐奄為成王時事，經傳皆有明文；而此數語未有确據，無由決其時世。
竊意滅國至五十之多，必非一時之事；疑此數語皆兼武、成兩世言之。
故并錄於此。
【附錄】“《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纣之事邪？”（《易系辭下傳》） 【附論】“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左傳》昭公二年） △《易彖》、《爻》詞不可定為文王、周公作 近世說《周易》者皆以《彖詞》為文王作，《爻詞》為周公作。
朱子《本義》亦然。
餘按：《傳》前章雲：“《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初未言“中古”為何時而“憂患”為何事也。
至此章始言其作於文王時，然未嘗言為文王所自作也。
且曰“其當”，曰“其有”，曰“邪”，曰“乎”，皆為疑詞而不敢決。
則是作《傳》者就其文推度之，尚不敢決言其時世，況能決知其為何人之書乎！至司馬氏作《史記》，因《傳》此文，遂附會之，以為文王裡所演；是以《周本紀》雲：“西伯之囚裡，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
”《自序》亦雲：“西伯拘裡，演《周易》。
”（演者，增也，即《本紀》所雲“益八為六十四”者也）自是遂以《易卦》為文王所重。
及斑氏作《漢書》，複因《史記》之言，遂斷以詞為文王之所系。
是以《藝文志》雲：“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
”又雲：“人更三聖，世曆三古。
”（謂伏羲，文王，孔子）自是遂以《易彖爻》之詞為文王所作矣。
然其中有甚可疑者。
《明夷》之五稱“箕子之明夷”，《升》之四稱“王用亨於岐山”，皆文王以後事，文王不應預知而預言之。
《史》、《漢》之說不複可通，於是馬融、陸績之徒不得已，乃割《爻詞》謂為周公所作以曲全之。
而鄭康成、王弼複以卦為包羲、神農所重，非文王之所演。
然後後儒始獨以《彖詞》屬之文王，而分《爻詞》屬之周公矣，由是言之，謂文王作《彖詞》，周公作《爻詞》者，乃漢以後儒者因《史記》、《漢志》之文而展轉猜度之，非有信而可征者也。
夫以卦為羲、農所重，雖無确據，而理固或有之；若周公之系《易》，則傳記從未有言及之者，惟《春秋傳》有見《易象》而知周公之德之語，然此自謂《易象》，非謂《易詞》也。
晉文公之謀迎襄王也，筮之，遇《大有》之《暌》，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
”則是《易詞》晉固有之，不待至魯而後見。
且即使起所見者果《易》之詞，而《卦爻》之詞果文王與周公所分系，則於文當兼言文王、周公之德，亦不得但美周公而不及文王也。
秦、漢以後，司馬、班氏最為近古，然皆但言文王，不稱周公。
乃至《易緯乾鑿度》、《通卦驗》等書最善附會者，亦但稱羲、文、孔三聖人而無一言及於周公。
烏得分《卦爻》之詞而屬之兩人也！且《系詞傳》文雲：“其初難知；其上易知。
”又雲：“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三與五同功而異位。
”又雲：“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兇生焉。
”然後承之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纣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
”（此文朱子分為兩章，古本合為一章）前呼後應，詞意甚明。
所謂“其辭危”者，正指諸爻之詞而言；若果詞内有文王以後事，或《易》非文王作而《史》、《漢》誤稱之，不得獨摘《彖詞》屬之文王，而别以《爻詞》屬之周公也。
乃朱子《本義》既不正其猜度之失，又不詳其展轉之因，而直曰此文王所系，此周公所系，若
不可強斷而分系之。
今通列之於此。
允文文王，克開厥後。
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詩周頌》）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書西伯戗黎） △戡黎之西伯未可指定 《尚書大傳》言“西伯<今戈>（戡同）耆，纣囚之牖裡。
”《史記周本紀》稱“文王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殷之祖伊懼，以告纣。
”則是所謂耆者即《商書》之黎，前以戡黎為文王事也。
蔡氏《書傳》雲：“或曰：‘西伯，武王也。
’《史記》嘗載纣使膠鬲觀兵，膠鬲問之曰：‘西伯何為而來？’則武王亦繼文王為西伯矣。
”金氏《通監前編》雲：“觀祖伊之言曰，‘天既訖我殷命’，‘殷之即喪’，則是時殷已阽危，亡無日矣，其非文王也明矣。
”《綱目前編》因之，遂系之於武王觀兵之日。
餘按：黎近殷土，則以為武王者近是；而文王既未稱王，則武王自當仍稱西伯。
但傳記皆無明文，亦未敢決為武王之事。
至《綱目前編》以此事為即《史記》之觀兵於孟津，則亦未合。
何者？黎在東山，孟津在南河，戡黎不必由盂津渡河也。
黎近朝歌，在孟津之東北數百餘裡，亦不得謂至孟津而還師也。
戡黎觀兵，當是兩事恐不容合以為一也。
故今統載之於《文武篇》中，甯阙其所不知，不敢誤也。
【附錄】“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伯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
” （《論語微子篇》） △八士氏族未詳 或以八士為南宮氏，伯适為南宮括，其說近是。
然經傳未有明文。
故附錄於此。
【附論】“于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夫子焉不學！’”（《論語子張篇》） △文、武不可歧視 自漢以來，學者多稱文王而毀武王，其意以為文與武若黑白之判然也。
餘觀聖門論列，則多以文、武并稱，未有歧而視之者，然則是文、武無二道也。
惟《孟子》書多稱文王，蓋武王之道即文王之道，言文則足以兼武，猶言伯夷而不及叔齊也。
故文王之與武王，其德有高下，其道無異同。
故今於《通考》錄此章，以見學者於古聖人不可妄有所低昂也。
“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
”（《孟子》） “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
”（《孟子》） △滅國五十非一時事 按：伐纣為武王時事，伐奄為成王時事，經傳皆有明文；而此數語未有确據，無由決其時世。
竊意滅國至五十之多，必非一時之事；疑此數語皆兼武、成兩世言之。
故并錄於此。
【附錄】“《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纣之事邪？”（《易系辭下傳》） 【附論】“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左傳》昭公二年） △《易彖》、《爻》詞不可定為文王、周公作 近世說《周易》者皆以《彖詞》為文王作，《爻詞》為周公作。
朱子《本義》亦然。
餘按：《傳》前章雲：“《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初未言“中古”為何時而“憂患”為何事也。
至此章始言其作於文王時，然未嘗言為文王所自作也。
且曰“其當”，曰“其有”，曰“邪”，曰“乎”，皆為疑詞而不敢決。
則是作《傳》者就其文推度之，尚不敢決言其時世，況能決知其為何人之書乎！至司馬氏作《史記》，因《傳》此文，遂附會之，以為文王裡所演；是以《周本紀》雲：“西伯之囚裡，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
”《自序》亦雲：“西伯拘裡，演《周易》。
”（演者，增也，即《本紀》所雲“益八為六十四”者也）自是遂以《易卦》為文王所重。
及斑氏作《漢書》，複因《史記》之言，遂斷以詞為文王之所系。
是以《藝文志》雲：“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
”又雲：“人更三聖，世曆三古。
”（謂伏羲，文王，孔子）自是遂以《易彖爻》之詞為文王所作矣。
然其中有甚可疑者。
《明夷》之五稱“箕子之明夷”，《升》之四稱“王用亨於岐山”，皆文王以後事，文王不應預知而預言之。
《史》、《漢》之說不複可通，於是馬融、陸績之徒不得已，乃割《爻詞》謂為周公所作以曲全之。
而鄭康成、王弼複以卦為包羲、神農所重，非文王之所演。
然後後儒始獨以《彖詞》屬之文王，而分《爻詞》屬之周公矣，由是言之，謂文王作《彖詞》，周公作《爻詞》者，乃漢以後儒者因《史記》、《漢志》之文而展轉猜度之，非有信而可征者也。
夫以卦為羲、農所重，雖無确據，而理固或有之；若周公之系《易》，則傳記從未有言及之者，惟《春秋傳》有見《易象》而知周公之德之語，然此自謂《易象》，非謂《易詞》也。
晉文公之謀迎襄王也，筮之，遇《大有》之《暌》，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
”則是《易詞》晉固有之，不待至魯而後見。
且即使起所見者果《易》之詞，而《卦爻》之詞果文王與周公所分系，則於文當兼言文王、周公之德，亦不得但美周公而不及文王也。
秦、漢以後，司馬、班氏最為近古，然皆但言文王，不稱周公。
乃至《易緯乾鑿度》、《通卦驗》等書最善附會者，亦但稱羲、文、孔三聖人而無一言及於周公。
烏得分《卦爻》之詞而屬之兩人也！且《系詞傳》文雲：“其初難知；其上易知。
”又雲：“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三與五同功而異位。
”又雲：“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兇生焉。
”然後承之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纣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
”（此文朱子分為兩章，古本合為一章）前呼後應，詞意甚明。
所謂“其辭危”者，正指諸爻之詞而言；若果詞内有文王以後事，或《易》非文王作而《史》、《漢》誤稱之，不得獨摘《彖詞》屬之文王，而别以《爻詞》屬之周公也。
乃朱子《本義》既不正其猜度之失，又不詳其展轉之因，而直曰此文王所系，此周公所系，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