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元稹 白居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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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元稹受老杜的影響似比白居易更早。
元稹的《叙詩寄樂天書》（《元氏長慶集》卷三十）中自述他早年作詩的政治社會的背景，最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當時一班詩人作“諷谕”詩的動機。
他說： 稹九歲學賦詩，長者往往驚其可教。
年十五六，粗識聲病。
時貞元十年（七九四）已後，德宗皇帝春秋高，理務因人，最不欲文法吏生天下罪過。
外阃節将動十餘年不許朝觐，死于其地，不易者十八九。
而又将豪卒愎之處，因喪負衆，橫相賊殺，告變駱驿。
使者疊窺，旋以狀聞天子曰，某色（邑）？将某能遏亂，亂衆甯附，願為帥。
名為衆情，其實逼詐。
因而可之者又十八九。
前置介倅，因緣交授者，亦十四五。
由是諸侯敢自為旨意，有羅列兒孩以自固者，有開導蠻夷以自重者。
省寺符篆固幾閣，甚者礙诏旨。
視一境如一室，刑殺其下，不啻仆畜。
厚加剝奪，名為進奉，其實貢入之數百一焉。
京城之中，亭第邸店，以曲巷斷。
侯甸之内，水陸腴沃，以鄉裡計。
其餘奴婢資财生生之備稱是。
朝廷大臣以謹慎不言為樸雅。
以時進見者，不過一二親信。
直臣義士往往抑塞。
禁省之間，時或繕完墜；豪家大帥乘聲相扇，延及老佛，土木妖熾。
習俗不怪。
上不欲令有司備宮闼中小碎須求，往往持币帛以易餅餌。
吏緣其端，剽奪百貨，勢不可禁。
仆時孩呆，不慣聞見，獨于書傳中初習理亂萌漸，心體悸震，若不可活，思欲發之久矣。
适有人以陣子昂《感遇詩》相示，吟玩激烈，即日為《寄思玄子詩）二十首……又久之，得杜甫詩數百首，愛其浩蕩津涯，處處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而訝子昂之未暇旁備矣。
不數年，與詩人楊巨源友善；日課為詩；性複僻，懶人事；常有閑暇，間則有作。
識足下時，有詩數百篇矣。
習慣性靈，遂成病蔽……又不幸年三十二時，有罪譴棄，今三十七矣。
五六年之間，是丈夫心力壯時，常在閑處，無所役用；性不近道；未能淡然忘懷；又複懶于他欲，全盛之氣注射語言，雜糅精粗，遂成多大…… 八世紀末年，九世紀初年，唐朝的政治到了很可悲觀的田地，少年有志的人都感覺這種狀态的危機。
元稹自己說他那時候竟是“心體悸震，若不可活”。
他們覺得這不是“嘲風雪，弄花草”的時候了，他們都感覺文學的态度應該變嚴肅了。
所以元稹與白居易都能欣賞陳子昂《感遇詩》的嚴肅态度。
但《感遇詩》終不過是發點牢騷而已，“彷徨抑郁，不暇及他”，還不能滿足這時代的要求。
後來元稹發見了杜甫，方才感覺大滿意。
杜甫的新體詩便不單是發牢騷而已，還能描寫實際的人生苦痛，社會利弊，政府得失。
這種體裁最合于當時的需要，故元、白諸人對于杜甫真是十分崇拜，公然宣言李杜雖然齊名，但杜甫遠非李白所能比肩。
元稹說： ……至于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顔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能所不能，無可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杜甫墓志銘序》） 這還是大體從詩的形式上立論，雖然崇拜到極點，卻不曾指出杜甫的真正偉大之處。
白居易說的話便更明白了。
他指出李白的濤，“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而杜甫的詩之中，有十之三四是實寫人生或諷刺時政的；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一類的話，李白便不能說，這才是李杜優劣的真正區别。
當時的文人韓愈曾作詩道：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
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有人說，這詩是譏刺元稹的李杜優劣論的。
這話大概沒有根據。
韓愈的詩隻是借李杜來替自己發牢騷，與元白的文學批評沒有關系。
元白發憤要作一種有意的文學革命新運動，其原因不出于上述的兩點：一面是他們不滿意于當時的政治狀況，一面是他們受了杜甫的絕大影響。
老杜隻是忍不住要說老實話，還沒有什麼文學主張。
元白不但忍不住要說老實話，還要提出他們所以要說老實話的理由，這便成了他們的文學主張了。
白居易說： 仆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長慶集》作“愦”）發，或食辍哺，夜辍寝（此依《長慶集》）不量才力，欲扶起之。
這便是有意要作文學改革。
他又說： 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唐高宗名治，故唐人書諱“治”字，故改為“理”字，此處之“理道”即“治道”；上文元氏《叙詩》書的“理務因人”，“理亂萌漸”，皆與此同）。
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元九書》） 最末十四個字便是元白的文學主張。
這就是說，文學是為人生作的，不是無所為的，是為救人救世作的。
白居易自己又說： 是時皇帝（憲宗）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玺書，訪人急病。
仆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手請谏紙啟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阙，而難于指言者，辄詠歌之，欲稍稍遞進聞于上。
“救濟人病，裨補時阙”便是他們認為文學的宗旨。
白居易在别處也屢屢說起這個宗旨。
如《讀張籍古樂府》雲： 張君何為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詞，舉代少其倫。
為詩意如何？六義互鋪陳；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上可裨教化，舒之濟萬民。
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 又如他《寄唐生》詩中自叙一段雲： 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為？不能發聲哭，轉作樂府詩。
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 唐生即是唐衢，是當時的一個狂士，他最富于感情，常常為了時事痛哭。
故白居易詩中說： 唐生者何人？五十寒且饑；不悲口無食，不悲身無衣，所悲忠與義，悲甚則哭之。
太尉擊賊日（段秀實以笏擊朱泚），尚書叱盜時（顔真卿叱李希烈），大夫死兇寇（陸長源為亂兵所害），谏議谪蠻夷（陽城谪道州），每見如此事，聲發涕辄随…… 這個人的行為也可以代表一個時代的嚴肅認真的态度。
他最賞識白居易的詩，白氏《與元九書》中有雲： 有唐衢者，見仆詩而泣，未幾而衢死。
唐衢死時，白居易有《傷唐衢》二首，其一有雲： 憶昨元和初，忝備谏官位。
是時兵革後，生民正憔悴。
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
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
貴人皆怪怒，閑人亦非訾。
天高未及聞，荊棘生滿地。
惟有唐衢見，知我平生志。
一讀興歎嗟，再吟垂涕泗。
因和三十韻，手題遠緘寄，緻吾陳（子昂）杜（甫）間，賞愛非常意…… 總之，元白的文學主張是“篇篇無空文……惟歌生民病”。
這就是“文章合為事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注腳。
他們一班朋友，元白和李紳等，努力作諷刺時事的新樂府，即是實行這個文學主義。
白居易的《新樂府》五十篇，有自序雲： ……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也。
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戒也。
其事聶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
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
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總而言之，文學要為人生而作，不為文學而作。
這種文學主張的裡面，其實含有一種政治理想。
他們的政治理想是要使政府建立在民意之上，造成一種順從民意的政府。
白居易說： 天子之耳不能自聰，合天下之耳聽之而後聰也。
天子之目不能自明，合天下之目視之而後明也。
天子之心不能自聖，合天下之心思之而後聖也。
若天子唯以兩耳聽之，兩目視之，一心思之，則十步之内（疑當作“外”）不能聞也，百步之外不能見也，殿庭之外不能知也，而況四海之大，萬樞之繁者平？聖王知其然，故立谏诤諷議之官，開獻替啟沃之道，俾乎補察遺阙，輔助聰明。
猶懼其未也，于是設敢谏之鼓，建進善之旌，立诽謗之木，工商得以流議，士庶得以傳言，然後過日聞而德日新矣……（《策林》七十，《長慶集》卷四十八） 這是很明白的民意政治的主張（《策林》七十五篇，是元白二人合作的，故代表他們二人的共同主張）。
他們又主張設立采詩之官，作為采訪民意的一個重要方法。
故《策林》六十九雲： 問：聖人之緻理（理即治，下同）也，在乎酌人言，察人情；而後行為政，順為教者也。
然則一人之耳安得遍聞天下之言乎？一人之心安得盡知天下之情乎？今欲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子大夫以為如何？ 這是假設的問，答案雲： 臣聞聖王酌人之言，補己之過，所以立理本，導化源也，将在乎選觀風之使，建采詩之官，俾乎歌詠之聲，諷刺之興，日采于下，歲獻于上者也。
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
他的理由是： 大凡人之感于事則必動于情，然後興于嗟歎，發于吟詠，而形于歌詩矣。
故聞《蓼蕭》之詩，則知澤及四海也；聞《華黍》之詠，則知時和歲豐也；聞《北風》之言，則知威虐及人也；聞《碩鼠》之刺，則知重斂于下也；聞“廣袖高髻”之謠，則知風俗之奢蕩也；聞“誰其獲者婦與姑”之言，則知征稅之廢業也。
故國風之盛衰由斯而見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聞也，人情之哀樂由斯而知也。
然後君臣親覽而斟酌焉：政之廢者，修之；阙者，補之；人之憂者，樂之；勞者，逸之；所謂善防川者，決之使導；善理人者，宣之使言。
故政有毫發之善，下必知也；教有锱铢之失，上必聞也。
則上之誠明何憂乎不下達，下之利病何患乎不上知？上下交和，内外胥悅，若此，而不臻至理，不緻升平，自開辟以來，未之聞也。
這個主張又見于元和三年（八〇八）白居易作府試官時所拟《進士策問》的第三問，意思與文字都與《策林》相同（《長慶集》卷三十，頁二一—二三），可見他們深信這個采詩的制度。
白居易在元和四年（八〇九）作《新樂府》五十篇，其第五十篇為《采詩官》，仍是發揮這個主張的，我且引此篇的全文如下： 采詩官監前王亂亡之由也 采詩官，采詩聽歌導人言。
言者無罪聞者誡，下流上通上下泰。
周滅秦興至隋氏，十代采詩官不置。
郊廟登歌贊君美，樂府豔詞悅君意。
若求興谕規刺言，萬句千章無一字。
不是章句無規刺，漸及朝廷絕諷議。
诤臣杜口為冗員，谏鼓高懸作虛器。
一人負扆常端默，百辟入門兩自
元稹受老杜的影響似比白居易更早。
元稹的《叙詩寄樂天書》（《元氏長慶集》卷三十）中自述他早年作詩的政治社會的背景，最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當時一班詩人作“諷谕”詩的動機。
他說： 稹九歲學賦詩，長者往往驚其可教。
年十五六，粗識聲病。
時貞元十年（七九四）已後，德宗皇帝春秋高，理務因人，最不欲文法吏生天下罪過。
外阃節将動十餘年不許朝觐，死于其地，不易者十八九。
而又将豪卒愎之處，因喪負衆，橫相賊殺，告變駱驿。
使者疊窺，旋以狀聞天子曰，某色（邑）？将某能遏亂，亂衆甯附，願為帥。
名為衆情，其實逼詐。
因而可之者又十八九。
前置介倅，因緣交授者，亦十四五。
由是諸侯敢自為旨意，有羅列兒孩以自固者，有開導蠻夷以自重者。
省寺符篆固幾閣，甚者礙诏旨。
視一境如一室，刑殺其下，不啻仆畜。
厚加剝奪，名為進奉，其實貢入之數百一焉。
京城之中，亭第邸店，以曲巷斷。
侯甸之内，水陸腴沃，以鄉裡計。
其餘奴婢資财生生之備稱是。
朝廷大臣以謹慎不言為樸雅。
以時進見者，不過一二親信。
直臣義士往往抑塞。
禁省之間，時或繕完墜；豪家大帥乘聲相扇，延及老佛，土木妖熾。
習俗不怪。
上不欲令有司備宮闼中小碎須求，往往持币帛以易餅餌。
吏緣其端，剽奪百貨，勢不可禁。
仆時孩呆，不慣聞見，獨于書傳中初習理亂萌漸，心體悸震，若不可活，思欲發之久矣。
适有人以陣子昂《感遇詩》相示，吟玩激烈，即日為《寄思玄子詩）二十首……又久之，得杜甫詩數百首，愛其浩蕩津涯，處處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而訝子昂之未暇旁備矣。
不數年，與詩人楊巨源友善；日課為詩；性複僻，懶人事；常有閑暇，間則有作。
識足下時，有詩數百篇矣。
習慣性靈，遂成病蔽……又不幸年三十二時，有罪譴棄，今三十七矣。
五六年之間，是丈夫心力壯時，常在閑處，無所役用；性不近道；未能淡然忘懷；又複懶于他欲，全盛之氣注射語言，雜糅精粗，遂成多大…… 八世紀末年，九世紀初年，唐朝的政治到了很可悲觀的田地，少年有志的人都感覺這種狀态的危機。
元稹自己說他那時候竟是“心體悸震，若不可活”。
他們覺得這不是“嘲風雪，弄花草”的時候了，他們都感覺文學的态度應該變嚴肅了。
所以元稹與白居易都能欣賞陳子昂《感遇詩》的嚴肅态度。
但《感遇詩》終不過是發點牢騷而已，“彷徨抑郁，不暇及他”，還不能滿足這時代的要求。
後來元稹發見了杜甫，方才感覺大滿意。
杜甫的新體詩便不單是發牢騷而已，還能描寫實際的人生苦痛，社會利弊，政府得失。
這種體裁最合于當時的需要，故元、白諸人對于杜甫真是十分崇拜，公然宣言李杜雖然齊名，但杜甫遠非李白所能比肩。
元稹說： ……至于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顔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能所不能，無可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杜甫墓志銘序》） 這還是大體從詩的形式上立論，雖然崇拜到極點，卻不曾指出杜甫的真正偉大之處。
白居易說的話便更明白了。
他指出李白的濤，“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而杜甫的詩之中，有十之三四是實寫人生或諷刺時政的；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一類的話，李白便不能說，這才是李杜優劣的真正區别。
當時的文人韓愈曾作詩道：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
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有人說，這詩是譏刺元稹的李杜優劣論的。
這話大概沒有根據。
韓愈的詩隻是借李杜來替自己發牢騷，與元白的文學批評沒有關系。
元白發憤要作一種有意的文學革命新運動，其原因不出于上述的兩點：一面是他們不滿意于當時的政治狀況，一面是他們受了杜甫的絕大影響。
老杜隻是忍不住要說老實話，還沒有什麼文學主張。
元白不但忍不住要說老實話，還要提出他們所以要說老實話的理由，這便成了他們的文學主張了。
白居易說： 仆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長慶集》作“愦”）發，或食辍哺，夜辍寝（此依《長慶集》）不量才力，欲扶起之。
這便是有意要作文學改革。
他又說： 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唐高宗名治，故唐人書諱“治”字，故改為“理”字，此處之“理道”即“治道”；上文元氏《叙詩》書的“理務因人”，“理亂萌漸”，皆與此同）。
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元九書》） 最末十四個字便是元白的文學主張。
這就是說，文學是為人生作的，不是無所為的，是為救人救世作的。
白居易自己又說： 是時皇帝（憲宗）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玺書，訪人急病。
仆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手請谏紙啟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阙，而難于指言者，辄詠歌之，欲稍稍遞進聞于上。
“救濟人病，裨補時阙”便是他們認為文學的宗旨。
白居易在别處也屢屢說起這個宗旨。
如《讀張籍古樂府》雲： 張君何為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詞，舉代少其倫。
為詩意如何？六義互鋪陳；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上可裨教化，舒之濟萬民。
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 又如他《寄唐生》詩中自叙一段雲： 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為？不能發聲哭，轉作樂府詩。
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 唐生即是唐衢，是當時的一個狂士，他最富于感情，常常為了時事痛哭。
故白居易詩中說： 唐生者何人？五十寒且饑；不悲口無食，不悲身無衣，所悲忠與義，悲甚則哭之。
太尉擊賊日（段秀實以笏擊朱泚），尚書叱盜時（顔真卿叱李希烈），大夫死兇寇（陸長源為亂兵所害），谏議谪蠻夷（陽城谪道州），每見如此事，聲發涕辄随…… 這個人的行為也可以代表一個時代的嚴肅認真的态度。
他最賞識白居易的詩，白氏《與元九書》中有雲： 有唐衢者，見仆詩而泣，未幾而衢死。
唐衢死時，白居易有《傷唐衢》二首，其一有雲： 憶昨元和初，忝備谏官位。
是時兵革後，生民正憔悴。
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
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
貴人皆怪怒，閑人亦非訾。
天高未及聞，荊棘生滿地。
惟有唐衢見，知我平生志。
一讀興歎嗟，再吟垂涕泗。
因和三十韻，手題遠緘寄，緻吾陳（子昂）杜（甫）間，賞愛非常意…… 總之，元白的文學主張是“篇篇無空文……惟歌生民病”。
這就是“文章合為事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注腳。
他們一班朋友，元白和李紳等，努力作諷刺時事的新樂府，即是實行這個文學主義。
白居易的《新樂府》五十篇，有自序雲： ……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也。
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戒也。
其事聶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
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
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總而言之，文學要為人生而作，不為文學而作。
這種文學主張的裡面，其實含有一種政治理想。
他們的政治理想是要使政府建立在民意之上，造成一種順從民意的政府。
白居易說： 天子之耳不能自聰，合天下之耳聽之而後聰也。
天子之目不能自明，合天下之目視之而後明也。
天子之心不能自聖，合天下之心思之而後聖也。
若天子唯以兩耳聽之，兩目視之，一心思之，則十步之内（疑當作“外”）不能聞也，百步之外不能見也，殿庭之外不能知也，而況四海之大，萬樞之繁者平？聖王知其然，故立谏诤諷議之官，開獻替啟沃之道，俾乎補察遺阙，輔助聰明。
猶懼其未也，于是設敢谏之鼓，建進善之旌，立诽謗之木，工商得以流議，士庶得以傳言，然後過日聞而德日新矣……（《策林》七十，《長慶集》卷四十八） 這是很明白的民意政治的主張（《策林》七十五篇，是元白二人合作的，故代表他們二人的共同主張）。
他們又主張設立采詩之官，作為采訪民意的一個重要方法。
故《策林》六十九雲： 問：聖人之緻理（理即治，下同）也，在乎酌人言，察人情；而後行為政，順為教者也。
然則一人之耳安得遍聞天下之言乎？一人之心安得盡知天下之情乎？今欲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子大夫以為如何？ 這是假設的問，答案雲： 臣聞聖王酌人之言，補己之過，所以立理本，導化源也，将在乎選觀風之使，建采詩之官，俾乎歌詠之聲，諷刺之興，日采于下，歲獻于上者也。
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
他的理由是： 大凡人之感于事則必動于情，然後興于嗟歎，發于吟詠，而形于歌詩矣。
故聞《蓼蕭》之詩，則知澤及四海也；聞《華黍》之詠，則知時和歲豐也；聞《北風》之言，則知威虐及人也；聞《碩鼠》之刺，則知重斂于下也；聞“廣袖高髻”之謠，則知風俗之奢蕩也；聞“誰其獲者婦與姑”之言，則知征稅之廢業也。
故國風之盛衰由斯而見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聞也，人情之哀樂由斯而知也。
然後君臣親覽而斟酌焉：政之廢者，修之；阙者，補之；人之憂者，樂之；勞者，逸之；所謂善防川者，決之使導；善理人者，宣之使言。
故政有毫發之善，下必知也；教有锱铢之失，上必聞也。
則上之誠明何憂乎不下達，下之利病何患乎不上知？上下交和，内外胥悅，若此，而不臻至理，不緻升平，自開辟以來，未之聞也。
這個主張又見于元和三年（八〇八）白居易作府試官時所拟《進士策問》的第三問，意思與文字都與《策林》相同（《長慶集》卷三十，頁二一—二三），可見他們深信這個采詩的制度。
白居易在元和四年（八〇九）作《新樂府》五十篇，其第五十篇為《采詩官》，仍是發揮這個主張的，我且引此篇的全文如下： 采詩官監前王亂亡之由也 采詩官，采詩聽歌導人言。
言者無罪聞者誡，下流上通上下泰。
周滅秦興至隋氏，十代采詩官不置。
郊廟登歌贊君美，樂府豔詞悅君意。
若求興谕規刺言，萬句千章無一字。
不是章句無規刺，漸及朝廷絕諷議。
诤臣杜口為冗員，谏鼓高懸作虛器。
一人負扆常端默，百辟入門兩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