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元稹 白居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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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世紀的初期——元和、長慶的時代——真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很光榮燦爛的時代。
這時代的幾個領袖文人，都受了杜甫的感動，都下了決心要創造一種新文學。
中國文學史上的大變動向來都是自然演變出來的，向來沒有有意的、自覺的改革。
隻有這一個時代可算是有意的、自覺的文學革新時代。
這個文學革新運動的領袖是白居易與元稹，他們的同志有張籍、劉禹錫、李紳、李馀、劉猛等。
他們不但在韻文方面做革新的運動。
在散文的方面，白居易與元稹也曾做一番有意的改革，與同時的韓愈、柳宗元都是散文改革的同志。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本是北魏拓跋氏帝室之後。
他九歲便能作文，少年登“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他為第一，除右拾遺；因他鋒芒太露，為執政所忌，屢次受挫折，後來被貶為江陵府士曹參軍，量移通州司馬。
他的好友白居易那時也被貶為江州司馬。
他們往來贈答的詩歌最多，流傳于世；故他們雖遭貶逐，而文學的名譽更大。
元和十四年（八一九），他被召回京。
穆宗為太子時，已很賞識元稹的文學；穆宗即位後，升他為祠部郎中，知制诰。
知制诰是文人最大的榮譽，而元稹得此事全出于皇帝的簡任，不由于宰相的推薦，故他很受相府的排擠。
但元稹用散體古文來做制诰，對于向來的骈體制诰诏策是一種有意的革新（看他的《元氏長慶集》，《四部叢刊》本）。
《新唐書》說他“變诏書體，務純厚明切，盛傳一時。
”《舊唐書》說他的辭诰“敻然與古為侔，遂盛傳于代”。
穆宗特别賞識他，兩年之中，遂拜他為宰相（八二二）。
當時裴度與他同做宰相，不很瞧得起這位驟貴的詩人，中間又有人挑撥，故他們不能相容，終于兩人同時罷相。
元稹出為同州刺史，轉為越州刺史；他喜歡越中山水，在越八年，做詩很多。
文宗太和三年（八二九），他回京為尚書左丞；次年（八三〇），檢校戶部尚書，兼鄂州刺史、禦史大夫、武昌軍節度使。
五年（八三一）七月，死于武昌，年五十三（生于七七九）。
白居易，字樂天，下邽人，生于大曆七年（七七二），在杜甫死後的第三年。
他自己叙他早年的曆史如下： 仆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于書屏下，有指“之”字“無”字示仆者，仆口未能言，心已默識。
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及五六歲，便學為詩。
九歲，暗識聲韻。
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
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寝息矣。
以至于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既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發早衰白……蓋以苦學力文之所緻。
又自悲家貧多故，年二十七方從鄉試。
既第之後，雖專於科試，亦不廢詩。
（《與元九書》） 貞元十四年（七九八），他以進士就試，擢甲科，授秘書省校書郎。
憲宗元和二年（八〇七），召入翰林為學士；明年，拜左拾遺。
他既任谏官，很能直言。
元稹被谪，他屢上疏切谏，沒有效果。
五年（八一〇），因母老家貧，自請改官，除為京兆府戶曹參軍。
明年，丁母憂；九年（八一四），授太子左贊善大夫。
當時很多人忌他，說他浮華無行，說他的母親因看花堕井而死，而他作《賞花》詩及《新井》詩，“甚傷名教”。
他遂被貶為江州司馬。
他自己說這回被貶逐其實是因為他的詩歌諷刺時事，得罪了不少人。
他說： 凡聞仆《賀雨》詩，衆口籍籍以為非宜矣。
聞仆《哭孔戡》詩，衆面脈脈盡不悅矣。
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
聞《登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緻柄者扼腕矣。
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不相與者，号為沽譽，号為诋許，号為讪謗。
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誡焉。
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為非也。
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 元和十三年冬（八一八—八一九），他量移忠州刺史。
他自浔陽浮江上峽，帶他的兄弟行簡同行；明年三月，與元稹會于峽口；在夷陵停船三日，他們三人在黃牛峽口石洞中，置酒賦詩，戀戀不能訣别。
元和十四年冬（八一九—八二〇），他被召還京師；明年（八二〇），升主客郎中，知制诰。
那時元稹也召回了，與他同知制诰。
長慶元年（八二一），轉中書舍人。
《舊唐書》說： 時天子荒縱不法，執政非其人，制禦乖方，河朔複亂。
居易累上疏論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
[二年]（八二二）七月，除杭州刺史。
俄而元稹罷相，自馮翊轉浙東觀察使，交契素深，杭越鄰境，篇詠往來，不間旬浃。
嘗會于境上，數日而别。
他在杭州秩滿後，除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
寶曆中（八二五—八二六），複出為蘇州刺史。
文宗即位（八二七），征拜秘書監，明年轉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食邑三百戶。
太和三年（八二九），他稱病東歸，求為分司官，遂除太子賓客分司。
《舊唐書）說： 居易初……蒙英主特别顧遇，頗欲奮厲效報。
苟緻身于谟之地，則兼濟生靈。
蓄意未果，望風為當路者所擠，流徙江湖，四五年間，幾淪蠻瘴。
自是宦情衰落，無意于出處，唯以逍遙自得，吟詠情性為事。
太和以後，李宗闵、李德裕用事，朋黨事起，是非排陷，朝升暮黜，天子亦無如之何。
楊穎士、楊虞卿與宗闵善，居易妻，穎士從父妹也。
居易愈不自安，懼以黨人見斥，乃求緻身散地，冀于遠害。
凡所居官，未嘗終秩，率以病免，固求分務，識者多之。
太和五年（八三一），他做河南尹；七年（八三三），複授太子賓客分司（洛陽為東都，故各官署皆有東都“分司”，如明朝的南京，清朝的盛京；其官位與京師相同，但沒有事做）。
他曾在洛陽買宅，有竹木池館，有家妓樊素、蠻子能歌舞，有琴有書，有太湖之石，有華亭之鶴。
他自己說： 水香蓮開之旦，露清鶴唳之夕，拂楊石（楊貞一所贈），舉陳酒（陳孝仙所授法子釀的），援崔琴（崔晦叔所贈），彈姜《秋思》（姜發傳授的；《舊唐書》脫“姜”字，今據《長慶集》補）頹然自适，不知其他。
酒酣琴罷。
又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霓裳散序》，聲随風飄，或凝或散，悠揚于竹煙波月之際者久之。
曲未竟，而樂天陶然石上矣。
（《池上篇》自序） 開成元年（八三六），除同州刺史，他稱病不就；不久，又授他太子少傅，進封馮翊縣開國侯。
會昌中，以刑部尚書緻仕。
他自己說他能“栖心釋梵，浪迹老莊”；晚年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白衣鸠杖，往來香山，自稱香山居士。
他死在會昌六年（八四六），年七十五（《舊唐書》作死于大中元年《八四七》，年七十六。
此從《新唐書》，及李商隐撰的《墓志》）。
白居易與元稹都是有意作文學改新運動的人：他們的根本主張，翻成現代的術語，可說是為人生而作文學！文學是救濟社會，改善人生的利器；最上要能“補察時政”，至少也須能“洩導人情”；凡不能這樣的，都“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
白居易在江州時，作長書與元稹論詩（《白氏長慶集》卷二十八，參看《舊唐書》本傳所引），元稹在通州也有“叙詩”長書寄白居易（《元氏長慶書》卷三十）。
這兩篇文章在文學史上要算兩篇最重要的宣言。
我們先引白居易書中論詩的重要道：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
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
上自賢聖，下至愚呆，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群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
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
音有韻，義有類。
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
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
于是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二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
這是詩的重要使命。
詩要以情為根，以言為苗，以聲為華，以義為實。
托根于人情而結果在正義，語言聲韻不過是苗葉花朵而已。
洎周衰秦興，采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導人情。
用至于谄成之風動，救時之道缺，于時六義始刓矣。
國風變為騷辭，五言始于蘇李。
詩騷皆不遇者各系其志，發而為文，故河梁之句止于傷别，澤畔之吟歸于怨思，彷徨抑郁，不暇及他耳。
然去詩未遠，梗概尚存……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
于時六義始缺矣。
這就是說，《楚辭）與漢詩已偏向寫主觀的怨思，已不能做客觀地表現人生的工作了。
晉宋已還，得者蓋寡。
以康樂（謝靈運）之奧博，多溺于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園。
江、鮑之流又狹于此。
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
于時六義寝微矣。
陵夷至于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矣。
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舍之乎？顧所用何如耳……皆興發于此，而義歸于彼。
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绮”，“澄江淨如練”，“歸花先委露，别葉乍辭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
故仆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
于時六義盡去矣。
他在這裡固然露出他受了漢朝迂腐詩說的惡影響，把三百篇都看作“興發于此而義歸于彼”的美刺詩，因此遂抹煞一切無所為而作的文學。
但他評論六朝的文人作品确然有見地，六朝文學的絕大部分真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
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
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感興》詩十五篇。
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
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
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于貫穿古今，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于李。
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十三四（《舊唐書》作“三四十”，誤。
今據《長慶集》）。
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 以上是白居易對于中國詩的曆史的見解。
在這一點上，他的見解完全與元稹相同。
元稹作杜甫的墓志銘，前面附了一篇長序，泛論中國詩的演變，上起三百篇，下迄李杜，其中的見解多和上引各節相同。
此序作于元和癸巳（八一三），在白居易寄此長書之前不多年（看《元氏長慶集》卷五十六）。
元、白都受了杜甫的絕大影響。
老杜的社會問題詩在當時确是别開生面，為中國詩史開一個新時代。
他那種寫實的藝術和大膽諷刺朝廷社會的精神，都能夠鼓舞後來的詩人，引他們向這種問題詩的路上
這時代的幾個領袖文人，都受了杜甫的感動，都下了決心要創造一種新文學。
中國文學史上的大變動向來都是自然演變出來的，向來沒有有意的、自覺的改革。
隻有這一個時代可算是有意的、自覺的文學革新時代。
這個文學革新運動的領袖是白居易與元稹，他們的同志有張籍、劉禹錫、李紳、李馀、劉猛等。
他們不但在韻文方面做革新的運動。
在散文的方面，白居易與元稹也曾做一番有意的改革，與同時的韓愈、柳宗元都是散文改革的同志。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本是北魏拓跋氏帝室之後。
他九歲便能作文，少年登“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他為第一，除右拾遺；因他鋒芒太露，為執政所忌，屢次受挫折，後來被貶為江陵府士曹參軍，量移通州司馬。
他的好友白居易那時也被貶為江州司馬。
他們往來贈答的詩歌最多，流傳于世；故他們雖遭貶逐，而文學的名譽更大。
元和十四年（八一九），他被召回京。
穆宗為太子時，已很賞識元稹的文學；穆宗即位後，升他為祠部郎中，知制诰。
知制诰是文人最大的榮譽，而元稹得此事全出于皇帝的簡任，不由于宰相的推薦，故他很受相府的排擠。
但元稹用散體古文來做制诰，對于向來的骈體制诰诏策是一種有意的革新（看他的《元氏長慶集》，《四部叢刊》本）。
《新唐書》說他“變诏書體，務純厚明切，盛傳一時。
”《舊唐書》說他的辭诰“敻然與古為侔，遂盛傳于代”。
穆宗特别賞識他，兩年之中，遂拜他為宰相（八二二）。
當時裴度與他同做宰相，不很瞧得起這位驟貴的詩人，中間又有人挑撥，故他們不能相容，終于兩人同時罷相。
元稹出為同州刺史，轉為越州刺史；他喜歡越中山水，在越八年，做詩很多。
文宗太和三年（八二九），他回京為尚書左丞；次年（八三〇），檢校戶部尚書，兼鄂州刺史、禦史大夫、武昌軍節度使。
五年（八三一）七月，死于武昌，年五十三（生于七七九）。
白居易，字樂天，下邽人，生于大曆七年（七七二），在杜甫死後的第三年。
他自己叙他早年的曆史如下： 仆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于書屏下，有指“之”字“無”字示仆者，仆口未能言，心已默識。
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及五六歲，便學為詩。
九歲，暗識聲韻。
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
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寝息矣。
以至于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既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發早衰白……蓋以苦學力文之所緻。
又自悲家貧多故，年二十七方從鄉試。
既第之後，雖專於科試，亦不廢詩。
（《與元九書》） 貞元十四年（七九八），他以進士就試，擢甲科，授秘書省校書郎。
憲宗元和二年（八〇七），召入翰林為學士；明年，拜左拾遺。
他既任谏官，很能直言。
元稹被谪，他屢上疏切谏，沒有效果。
五年（八一〇），因母老家貧，自請改官，除為京兆府戶曹參軍。
明年，丁母憂；九年（八一四），授太子左贊善大夫。
當時很多人忌他，說他浮華無行，說他的母親因看花堕井而死，而他作《賞花》詩及《新井》詩，“甚傷名教”。
他遂被貶為江州司馬。
他自己說這回被貶逐其實是因為他的詩歌諷刺時事，得罪了不少人。
他說： 凡聞仆《賀雨》詩，衆口籍籍以為非宜矣。
聞仆《哭孔戡》詩，衆面脈脈盡不悅矣。
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
聞《登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緻柄者扼腕矣。
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不相與者，号為沽譽，号為诋許，号為讪謗。
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誡焉。
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為非也。
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 元和十三年冬（八一八—八一九），他量移忠州刺史。
他自浔陽浮江上峽，帶他的兄弟行簡同行；明年三月，與元稹會于峽口；在夷陵停船三日，他們三人在黃牛峽口石洞中，置酒賦詩，戀戀不能訣别。
元和十四年冬（八一九—八二〇），他被召還京師；明年（八二〇），升主客郎中，知制诰。
那時元稹也召回了，與他同知制诰。
長慶元年（八二一），轉中書舍人。
《舊唐書》說： 時天子荒縱不法，執政非其人，制禦乖方，河朔複亂。
居易累上疏論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
[二年]（八二二）七月，除杭州刺史。
俄而元稹罷相，自馮翊轉浙東觀察使，交契素深，杭越鄰境，篇詠往來，不間旬浃。
嘗會于境上，數日而别。
他在杭州秩滿後，除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
寶曆中（八二五—八二六），複出為蘇州刺史。
文宗即位（八二七），征拜秘書監，明年轉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食邑三百戶。
太和三年（八二九），他稱病東歸，求為分司官，遂除太子賓客分司。
《舊唐書）說： 居易初……蒙英主特别顧遇，頗欲奮厲效報。
苟緻身于谟之地，則兼濟生靈。
蓄意未果，望風為當路者所擠，流徙江湖，四五年間，幾淪蠻瘴。
自是宦情衰落，無意于出處，唯以逍遙自得，吟詠情性為事。
太和以後，李宗闵、李德裕用事，朋黨事起，是非排陷，朝升暮黜，天子亦無如之何。
楊穎士、楊虞卿與宗闵善，居易妻，穎士從父妹也。
居易愈不自安，懼以黨人見斥，乃求緻身散地，冀于遠害。
凡所居官，未嘗終秩，率以病免，固求分務，識者多之。
太和五年（八三一），他做河南尹；七年（八三三），複授太子賓客分司（洛陽為東都，故各官署皆有東都“分司”，如明朝的南京，清朝的盛京；其官位與京師相同，但沒有事做）。
他曾在洛陽買宅，有竹木池館，有家妓樊素、蠻子能歌舞，有琴有書，有太湖之石，有華亭之鶴。
他自己說： 水香蓮開之旦，露清鶴唳之夕，拂楊石（楊貞一所贈），舉陳酒（陳孝仙所授法子釀的），援崔琴（崔晦叔所贈），彈姜《秋思》（姜發傳授的；《舊唐書》脫“姜”字，今據《長慶集》補）頹然自适，不知其他。
酒酣琴罷。
又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霓裳散序》，聲随風飄，或凝或散，悠揚于竹煙波月之際者久之。
曲未竟，而樂天陶然石上矣。
（《池上篇》自序） 開成元年（八三六），除同州刺史，他稱病不就；不久，又授他太子少傅，進封馮翊縣開國侯。
會昌中，以刑部尚書緻仕。
他自己說他能“栖心釋梵，浪迹老莊”；晚年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白衣鸠杖，往來香山，自稱香山居士。
他死在會昌六年（八四六），年七十五（《舊唐書》作死于大中元年《八四七》，年七十六。
此從《新唐書》，及李商隐撰的《墓志》）。
白居易與元稹都是有意作文學改新運動的人：他們的根本主張，翻成現代的術語，可說是為人生而作文學！文學是救濟社會，改善人生的利器；最上要能“補察時政”，至少也須能“洩導人情”；凡不能這樣的，都“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
白居易在江州時，作長書與元稹論詩（《白氏長慶集》卷二十八，參看《舊唐書》本傳所引），元稹在通州也有“叙詩”長書寄白居易（《元氏長慶書》卷三十）。
這兩篇文章在文學史上要算兩篇最重要的宣言。
我們先引白居易書中論詩的重要道：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
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
上自賢聖，下至愚呆，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群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
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
音有韻，義有類。
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
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
于是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二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
這是詩的重要使命。
詩要以情為根，以言為苗，以聲為華，以義為實。
托根于人情而結果在正義，語言聲韻不過是苗葉花朵而已。
洎周衰秦興，采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導人情。
用至于谄成之風動，救時之道缺，于時六義始刓矣。
國風變為騷辭，五言始于蘇李。
詩騷皆不遇者各系其志，發而為文，故河梁之句止于傷别，澤畔之吟歸于怨思，彷徨抑郁，不暇及他耳。
然去詩未遠，梗概尚存……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
于時六義始缺矣。
這就是說，《楚辭）與漢詩已偏向寫主觀的怨思，已不能做客觀地表現人生的工作了。
晉宋已還，得者蓋寡。
以康樂（謝靈運）之奧博，多溺于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園。
江、鮑之流又狹于此。
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
于時六義寝微矣。
陵夷至于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矣。
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舍之乎？顧所用何如耳……皆興發于此，而義歸于彼。
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绮”，“澄江淨如練”，“歸花先委露，别葉乍辭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
故仆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
于時六義盡去矣。
他在這裡固然露出他受了漢朝迂腐詩說的惡影響，把三百篇都看作“興發于此而義歸于彼”的美刺詩，因此遂抹煞一切無所為而作的文學。
但他評論六朝的文人作品确然有見地，六朝文學的絕大部分真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
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
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感興》詩十五篇。
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
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
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于貫穿古今，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于李。
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十三四（《舊唐書》作“三四十”，誤。
今據《長慶集》）。
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 以上是白居易對于中國詩的曆史的見解。
在這一點上，他的見解完全與元稹相同。
元稹作杜甫的墓志銘，前面附了一篇長序，泛論中國詩的演變，上起三百篇，下迄李杜，其中的見解多和上引各節相同。
此序作于元和癸巳（八一三），在白居易寄此長書之前不多年（看《元氏長慶集》卷五十六）。
元、白都受了杜甫的絕大影響。
老杜的社會問題詩在當時确是别開生面，為中國詩史開一個新時代。
他那種寫實的藝術和大膽諷刺朝廷社會的精神，都能夠鼓舞後來的詩人，引他們向這種問題詩的路上